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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的舟影（第2页）

饭罢，再次显示了黄先生和安尼浓如酒酿般的手足之情。他把高晓声、张炜、季仲安排到他家里去过夜，他和安尼把家让了出来，搬到书店去住。当他把家中的钥匙交给中国作家们时，巳向我们打开了他俩的两扇心门：尽管被蛇咬过一次，并不疑虑并绳——那串钥匙给了我明确的回答。

三

雅知书店开设在波恩一条幽静的小街上。

由于我要在西柏林参加两个学术会议，作家代表团回归中国之后，我仍逗留在联邦德国，有机会对这家庭进行由表及里的观察了解。黄先生和安尼的家庭分工基本如下：黄先生经营酒楼，安尼经营书店。雅知出版社出版翻译中国书刊时，则夫妻一起上阵。

在黄先生书店帮工的华裔阮嘉玲女士曾告诉过我，为在中国代表团来访之前出版德文版的中国文学刊物《龙舟》，黄先生夫妻俩和她整整突击了3个昼夜。安尼擅长美术，担任刊物封面设计和插图装帧，并兼刊物的德文校对工作，黄凤祝先生负责刊物文稿的审定和翻译工作。他有着敏捷的才思，在夫人安尼的协助下，曾出版过他翻译的《李清照诗词选》。按照阮嘉玲女士的说法，黄和夫人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爱到了如痴如呆的程度。在奋战《龙舟》出版的3个昼夜中，他们3个人只有往嘴里填灌面包片和果汁饮料的时间，没有吃一顿正经饭的空档。3天3夜不闭眼，每个人至少掉了3公斤的体重。

对此，我深信不疑。在波恩的日子，我没见这对夫妻像那些德国人一样，开车到风景区去度假，在莱茵河上放舟。黄先生的酒楼经常要到午夜才闭门，结过账后已是凌晨一两点钟，第二天早晨6点左右就要起来，和安尼一块进行书刊的翻校工作。使我奇怪的是，他和安尼在我面前没有打过一个哈欠。特别使我深深感动的是，波恩大学举办“中国文学周”的几天里，偏偏酒楼的厨师患了重感冒，不能为作家们准备早餐，黄博士这时就代替了厨师的角色，不误时地做好中国式的早点。白天他又搬运着《龙舟》及其它德文的中国文学书籍，到波恩大学“文学周”的会场上去推销。如酒楼的业务太忙，安尼则代替了黄先生的角色，挑起弘扬中华文化的担子。

有一次，我怀着不安的心情问黄先生说：“你怎么不知道累？是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

他笑笑，一摇头：“没有。习惯了节奏的紧张。”

我又问安尼：“你哪？”

她风趣地掏出一只烟卷举在眉间：“它能医治困倦！”

噢！各有各的回答，又都各有各的依据。尽管他们作了各自的心理自白，我仍然发现了超负荷运转给他们带来的疲惫。6月中旬，我应特立尔大学之邀，给汉学系的学生们去讲中国当代文学，黄先生答应晨9点用车子送我去特立尔。我在寓所等候得心焦，因为时间巳过了9点，黄先生是个严守时间的人，但门口还不见黄先生的车影。这时，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筒，黄先生熟悉的语音传了过来：“从先生，请稍安勿躁！我今天早晨送王安忆上汉堡的火车，上车之后，麻木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没容我下车火车就开了。现在，火车已把我拉到了科隆车站，我是在科隆火车站给你打电话。请放心，我马上乘返回波恩的火车回来。”说着，他在电话里笑了起来。

我也觉得这事情十分可乐，不禁也失声而笑，但笑声过后，喉头突然升起一股苦涩之感：黄先生和安尼女士，是不是为我们付出的精力太多了？接车，送站……我们每去一个新城市，他都开车送我们去。联邦德国的高速公路尽管开阔平坦，但握着方向盘的还是他呀！记得有一次，他和安尼拉着我和一个中国画家去附近小城去看刚刚揭幕的中国画展，不知是鬼使神差还是他精神过于疲累之故，很熟悉的高速公路，他竟然开错了方位。当天，又落着滂沱大雨，只能根据若隐若现的前车尾灯来判断车？与车子之间的距离，车轮像不是幵在高速公路七，而是开在一条浅河之中。安尼也敏感地发现了这一点。她立刻和他调换了位置。她转动方向盘，把车子开到了举办画展的小城。我想：“这显然是由于过于疲惫带来的精神错位。”

此时，车子又奔驰在通往特立尔的公路上。

我说：“黄先生，你神经弦子绷得太紧了！”

他却和我扯拉别的：“你知道吗？特立尔是马克思的故居。”

“其实，今天完全可以让特立尔大学的乔教授派车来波恩接我！”我又说，“你看，义占用你的宝贵时间了！”

“乔也是忙人，何必去忙乔呢！”他淡淡地说。

黄凤祝先生的思维方式不同欧洲人的“自我中心”，他处处事事总是替别人着想，很少考虑自己的得与失。车子以“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我望着车窗外奔跑的树荫和山峦，以及那站在山顶上的风残古堡，心里百感交织。这条公路我是走过的，那还是作家代表团没归国之前，也是黄先生开车送我们去参观曼斯的书市展览。在彩色帐篷连成一片的奇特书展上，我们发现了安尼。她依然穿着她喜欢的黑色衣裤，欣然地坐在“雅知”的书案之前，案前摆着的却是从中文译成了德文的书刊：有王安忆的小说集，有刘晓庆的《我的路》。是呵！黄先生和安尼究竟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本来，这对夫妇经营香江酒楼，能生活很好，偏偏他俩自找清苦，安尼跑到离波恩有300多公里的曼斯市，摆书摊来了。

购买中国书籍的人寥寥无几，但安尼好像不怕寂寞。她座椅旁边放着喝下去半瓶的“可乐”，还有一块咬了几口的粗硬面包。见了我们她异常高兴，因为这是中国人光临了中国书摊，不是在雅知书店，而是在曼斯书市。

“你好！”我和安尼紧紧地握手。

“你好！”她一笑露出了洁白牙齿。

“有人买走书了吗？”我问。

“会有人买的！”她答。

黄先生插嘴说；“卖多少本没关系，这是乐趣！”

乐趣？这是一句耐人寻味的字眼。酒徒嗜酒，赌棍贪钱，古玩商贪婪地下的金銮殿，贩毒者喜欢罂粟花……大千世界光怪陆离，爱好也千奇百怪，但是像黄先生和安尼这种乐趣，实属欧洲少见。我很激动，觉得自己赊欠了这对夫妇什么东西，中国作家也都应偿还什么东西似的。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想来想去，似乎是难以回报他俩这种对中国文化脱俗的挚情。

我机械地掏着口兜，看看有一盒刚刚吸了一支的“阿诗玛”牌香烟，便递给了安尼：

“留你吸吧！”

她望着烟盒上的阿诗玛。因为阿诗玛穿着一身滇边少数民族的漂亮服装，这能否多少填补她一点对中国文化的悠悠思情呢？

汽车戛然而止。我们在特立尔市一家中国饭馆午餐，并等待乔教授来这儿接我。饭罢。乔教授带着一个台湾女留学生来到餐馆。黄先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车子里带来的几本刊物交给乔教授：

“趁从先生来讲学，你在汉学系推销一下吧！”

“《龙舟》！”乔教授翻了翻刊物，不无惊讶地说，“印得这么精致！这要赔很多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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