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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6章 她是一片绿叶（第2页）

柳青上大学时就有了恋人，据说是一见钟情。双方的功课都好，双方的理想都高，双方的思想都进步，双方都在青春年少时，自然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有梦不完的美丽的梦。读者想知，尽可以把古今中外一切有关青年男女真诚相爱的故事想一遍，把精彩的情节用在他们身上，多半是有不及而无过之的。想必读者已有所料：像这样美丽的爱情故事不会没有一个悲哀的结局，否则成何世道？想得真对极了。一九六六年夏天，他们的爱情浪漫曲结束了，并没有婚礼进行曲继后，而是“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原因呢，也非常典型：男方的父母反对。反对的原因呢，也非常典型：柳青的母亲是右派，所以与柳青结婚的人，其事业的前途注定黯淡。这样的逻辑在那个时代是通行的。将来的人们对此可能会不理解，正如我们今天已经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奴隶的婚姻要由奴隶主来决定，为什么奴隶主为了几块钱就能随意拆散一个奴隶的美满家庭。类似的事发生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在中国的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就更值得深思。就这样，要么忠于你的爱情而不顾你的前途，要么顾着你的前途而抛弃你的恋人，那个青年选择了后者。不要太怪他吧，因为这里所说的前途，是与革命、人民、主义等字眼画等号的。柳青没有太怨他，一直都把他当作好朋友。柳青也没有恨他的父母，而且记得那两位老人一直都是很喜欢她的。她在给两位老人的信中写道：“……我心里虽然很难受，但并不感到意外。当我刚和他做朋友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几次很直接了当地和他提过……应该把我家里的实际情况老老实实地告诉您们，含糊、说谎都不对，在我心里就过意不去。他说我不了解情况，要是和家里说了，您们肯定会生气的，也不会同意的，还是先别说吧。当时，我并没有把家里为什么会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也没有勇敢地正视这个问题，因此几次想给您们写信，都没有写。去杭州（男方家里——作者注）前我想：如果您们问到我家里的情况，我就如实地把一切讲出来。可是您们都没有问起过，我就没讲，并且天真地想：等我母亲摘了帽子又重新工作了，等我也入了团，那时再向您们讲吧。因此一直拖到去阳高（柳青参加‘四清’工作的地方——作者注）以后才讲。这件事我做得很不对，也很不好……”看来柳青还是很理智、很冷静的。不过再看一段她的日记吧：“这些日子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一连接到他的两封来信，一封比一封冷酷，一封比一封更缺少温柔……他认为必须按他父母的意见去做，而这和我们的爱情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舍一求一。他……认为这件事必须说明白，否则对双方都不利，态度是相当坚决果断的。真没想到这样大的打击发生在我参加‘四清’运动最紧张的时刻。我在上一封信里，曾有点挑战式地批评他不勇敢、不坚定。我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用我们的决心和行动解决和他父母之间的矛盾，争取最后结合，但是他却连这点勇气和信心都没有……那天中午接到他的信，我真想痛哭一场，哭一天，可当下张茂成就来找我，说被张侃迫害的径忠的女人回村了（这是‘四清’中的一件事——作者注），我立刻擦了眼泪去访问她。……但有一刹那空隙，我就觉得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眼眶马上盈满泪水。会一散我跑开了，跑到园子里，眼泪又止不住流出来。但是我很清醒，知道不能把眼睛哭红，还得回来参加晚上对敌斗争会呢。”

柳青说自己“对此事并不感到意外”，那纯粹是一种夸张的自我安慰。她说“我并没有把家里为什么会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这才是实情。这不是坏人与好人演出的斗争，这是好人与好人酿制的悲剧。愚昧落后是其发酵剂。那时，能够把“原因想得很深”的人不多，能够把后果想得很深的人就更少。“文革”式的大悲剧，也许正是以这样的小悲剧为基础、为根源的。一对小人物纯真爱情的被扼杀，与一位国家主席的冤死，这之间有着模糊但是确定的联系。人道主义泯灭的地方，人的尊严被蔑视的地方，苦难还能不日趋深重么？中华民族那十年大悲剧的制造者是中华民族自己。每一位骄傲的炎黄子孙，对那段历史如今想必都有了觉悟（但愿如此）。悲剧又成了进步的发酵剂。

柳青把屈辱和悲伤藏进了心中，心变成荒漠。爱情之火在那儿熄灭了十几年。虽然她后来结了婚，有了两个女儿，但那根本谈不上爱情。恐怕没有篇幅写这件事了。就在她准备结婚的时候，她心里也全明白：没有也不可能有爱情。这一点，无疑是她的错误。她的错误还在于：不懂得，同情和牺牲绝不是婚礼进行曲的音符；没注意到，荒漠之下还有着爱的潜流；没有看清，这桩婚姻的双方是两种不同的人。本文不具诉讼性质，也不打算像大多数国产影片那样分出正面角色与反面角色。生活没有那么简单。总之，纯洁的爱情被扼杀之后，不会有好果子从这棵树上结出。

柳青继续马不停蹄。

一九八一年三月到一九八二年十月，她与王力雄合写了剧本《追索》。剧本在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丑小鸭》上发表，同年由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投资拍摄，一九八三年公演。这是她独立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放映后获得一定好评（七十个拷贝，放映一万四千九百场）。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到一九八四年一月，她参加了故事片《南拳王》的拍摄。

一九八四年二月到六月，她与达奇、王力雄合写了二十五集电视系列片《黄水谣》。同时，她自己又写成同名故事片剧本。本打算电视、电影套拍，但又因故下马。

一九八四年七月，她在浙影厂所拍电视剧《风荷曲》中，任艺术指导。

一九八四年九月到十月，她拍摄了长录像片《炎黄子孙欢庆十一》。

一九八四年底到一九八五年初，她与王力雄合写电影剧本《血门》上下集。自己没有拍摄机会。此片由西影和广东省艺术发展中心联合摄制。

一九八五年三月到七月，她在深圳影业公司拍摄故事片《漂流》，因种种复杂的矛盾，她中途离开。

一九八五年十月到十二月，她为湖北电视剧创作中心改编了十二集连续剧《天堂之门》。

柳青很能吃苦。与柳青一起工作过的人无论对她的看法多么不同，在这一点上却都一致。

影片《追索》中有这样一个画面：凌恺打开父亲的考古笔记，响起驼铃声，随之出现当年凌思涵的考古队通过火焰山的情景，巨大的红色金字塔式的火焰山下，一支小小的驼队走在黑色的沙漠上，给人神奇的感觉。七月的吐鲁番，中午的气温高达四十七摄氏度，人静静地待着也会感到难受，但为了这一画面，她们还要往山上爬去找最好的角度。那次柳青中暑休克了，被人抬到山脚下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内，三小时后才缓过来。第二天她照常工作。小说靠语言，电影靠画面；语言看出作家的功力，画面见到导演的匠心。为了一个好的画面，她和她的同志们不知走过多少冤枉路。在沙漠里，在高原上，在急流险滩间，常常是玩命一样走到一个地方，看看，不理想，再重新去找。这与片名相同：追索。“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不怕。凡是追求完美艺术的人，都不怕这个。怕只怕：众里寻他千百度，猛然发现，有人正在名利熏心处。那时候柳青只会傻眼，再无作为。

为了拍摄《漂流》，柳青让掉了《血门》的导演权。西影和广东省艺术发展中心共同决定，请柳青导演她参加编写的这部影片，共二集，投资一百五十万，拍摄景地在上海、天津，工作条件比《漂流》不知好多少倍。《漂流》拍摄条件之艰苦，是一般摄制组无法与之相比的。古称黄河沿的玛多县已属人迹罕至的地方，离西宁有六百多公里。再向上穿过大草滩，就到了鄂陵湖西北方布青山下的淘金场。她们和淘金人滚在一起，喝的是沙坑中渗出的水，住的是帐篷，地上仅铺一块塑料布，下面是湿草皮和老鼠洞。那地方晚上九点多太阳才落，她们便从早晨五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中间只吃一顿饭。再往上走，到了黄河源头。自古以来，涉足此地的人也不过几十个吧，方圆几十公里连牧民的帐篷都不见了。她们就在地上挖个坑生起灶火，用高压锅煮面条，一顿饭要吃三个小时。空气稀薄。走几米路都觉困难。不过得爬山，跟在上海或天津的爬楼梯有区别。柳青觉得《漂流》更能实践她的艺术理想，宁肯放弃另一种成功，而来这洪荒之地冒风险。这一次她除去冒了风险，没有得到别的。不过，黄河的博大激涌、高原的伟岸雄浑、大自然的纯洁沉静使她得了大享受。她常独自久久地默对这颗星球和这个宇宙，便忘却了蝇营狗苟的琐事，听到了冥冥之中爱与宽容的启示。

记得有一次我问她：“这么拼命地干，我猜是想用事业的成功来抵消生活中的失望吧？”

她说：“我不是那种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人。”

“那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我问。

她说：“生活。”

她说：“真诚的爱和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事业也不过是为了这个。”

她说：“有的人最关心的是怎么能在社会上站住脚，认为能搞成几部作品，被人们所承认就是最大的快乐，为此可以牺牲一切。”

她说：“我也盼望自己的作品被社会承认，但那不是最重要的，真的实现了我也不会觉得是什么了不起的幸福。其实有更珍贵的东西。”

这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呢？再看一段她的日记吧：“……不去追求人的能力的最大半径，不去寻找人的能力的最大值，我追求的是人性的美，真善美的最大限度的实现，人和人之间的理解、信赖、尊重、爱护、帮助、真挚的永恒的友谊与爱情。我要这样做，我也想这样影响别人，比如通过我的作品，使人和人的关系变得更美好，也使人类本身变得更美好。”

看来几个概念有些乱，得稍稍分析一下：为了在社会上站住脚而搞艺术的人，是一种人。为了发挥和实现自己能力的最大值而搞艺术的人，又是一种人。为了使人间变得更美好而搞艺术的人，是第三种人。第一种和第三种都是目的很明确的人。第二种呢？其“最大值”怎样体现呢？神枪手所以能证明其为神枪手，总是要有个靶子的，否则子弹向何处出膛？倘这靶子是“在社会上站住脚”，便与第一种人同。倘是“使人间变得更美好”，又与第三种人一样。所以第二种人是个不确定的概念。而第三种人若是为了自己的目标竭尽全力，不也是在“实现人的能力的最大值”么？柳青正是这种人。

这种人总是失败多于成功的，原因有三：一是因为他们永远不嫌生活已经太美，他们创造美的生活的欲望是不知道够的；二是他们永远不认为自己已经发挥了自己能力的最大值；第三，他们总也没时间去学“站住脚”的技术。幸亏这种人对成功与失败有着自己固执的见解：他们不认为“站住脚”就是成功；他们认定，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真诚、信任和理解才是失败。谁都不愿意失败，只是失败的含义不同。有一位诗人跟我说：艺术是跳高，不是拳击，其对手是神，而不是人。我理解此话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搞艺术的人没有理由互相争什么强弱（更不要说互相使拳脚了），面对自然造化的万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太弱小、太浅薄。艺术不是为了用来打倒人，而是为了探索全人类面对的迷茫而艰难的路。其二是说，拳击以打倒一个人（一个更弱者）为目的，所以总能得一点沾沾自喜的胜利。跳高却是在与神较量，所以每一次胜利都是以失败告终（把横杆碰掉算结束）。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正如那横杆的升高一样，是没有极限的。这种失败之所以同时又是胜利，在于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是在为人类寻找一个新的高度。据说，“不想做元帅的士兵就不是个好士兵”，但是，仅为做元帅而做元帅的元帅，准是个坏元帅。

我见过柳青悲伤的时候。这时候，风像是在她身上停歇了，她坐下来，仿佛被风吹落在椅子上，眼睛里一片空旷。这种时候她可能说：“昨天我很难过，即便是那个本子搞成了，可我们那些过去的朋友为此离心离德，也还是一个悲剧。”她也可能是说：“我有时候挺失望，人要是只爱自己，还有什么意思呢？”不必去详究她说的是哪件事和哪个人。她像大多数善良的女人一样，您给她一点美好的东西看，她身上就刮风，兴奋而且强劲，不惜把自己刮光。而一旦出现了不那么美好的事，不管是出现在谁身上，失败者就像是她自己——眼睛睁得太大，其中是不尽的茫然。当然用不了很久，她又能聚起足够的风力，兴奋且强劲，把自己刮出去，因为世间的美好事确也不尽。

不过，这么容易刮风也未必全是好事。柳青娘就说过她缺心少肺，“这么大的人了还那么糊涂”。我和虎子也认为她太少主心骨，太有些盲目。当然不是愿意她变得世故，而是希望她能风平浪静哪怕是一会儿，唯此才能对生活多些深的思考。我以一个写小说的人的偏见，认为她应该及时把自己找回来，把自己四十几年的生活细看一回再深思几遍，下些慢功写出来。任何一个人，若能不留情且无忌讳地把自己剥开来细品，都会发现那原来是一部好作品。何况柳青又不乏艺术才能，手里又掌握着非常丰富的好素材，那些素材又不是费尽心机搜集来的，而是上帝赐给她的经历。真情和深思比技巧重要。我真希望她能写。譬如：她的与“花朵”和“鸽子”一同度过的少年时代；她的诗一样美妙又诗一样忧伤的青年时代。譬如：那一个夏日，她游泳回来，人们告诉她母亲已被抓走；那一个冬天，她买了油饼去看妹妹，妹妹已不在人间。譬如：她信徒般虔诚地自我改造，却总难得到“主”的宽容；十五岁就梦想着入团，直到大学将毕业时才算如愿。譬如：她说过的，她最不能原谅自己的罪过——为了与家庭划清界限，她和弟弟曾一度离开了给人家做保姆的柳青娘，以致老人无儿无女地过了好几年。譬如：“文革”中她曾做过一阵头号保皇派；又为了给系主任争人的尊严（因为有人把系主任画成猪），致使自己陪着上台挨斗。再譬如：“文革”中她曾被敌对派打成反革命，而后来当敌对派也被人打成反革命时，她反而写大字报为之鸣不平。再譬如：她天真地以为自己有与别人一样的捍卫真理的权利，大约又是风一样地去串联，结果被全国通缉。还有：她那一次凄惶悲伤的少女的初恋，那一次失败的婚姻，和以后几次仍不成功的爱情——这既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和历史的悲剧。还有：她心如荒漠时可以平安，而一旦又萌生了爱情，便招出恶语流言——这中间更有着深意。……她干吗不写写这一切呢？至少干吗不静下来想一想呢？让风静那么一会儿不好么？那会给人更深的智慧。

我不怀疑她能把自己的故事写好，只要她静下心去写的话。她说过：“真正悲剧的主人公，他们的道德品质不是好到极点，但他们的遭殃绝不是因为罪恶而是因为弱点，我和我要写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的一些人，我要写的既是性格悲剧，又是社会悲剧。”她还说过：“我以后要报复世界吗？要报复那些伤害了我的人吗？报复只能在人中间再制造痛苦，我在别人的痛苦中绝对得不到快乐。我受的苦太多了，我不愿由于我的存在再给人们增加痛苦。”古往今来，真正的艺术家多是尝够了世间的艰辛与苦难的，但他们总是对人类充满了爱的，他们的作品中因而没有报复的色彩，没有狭隘的怨恨，没有歇斯底里的发泄，没有自命圣洁的炫耀。在他们看来，灵魂残疾了的人和双腿残疾了的人是一样的，都是不幸的“羔羊”，而“主”不是神祇而是“羔羊”们的不屈、自新与互爱。他们叙述苦难乃是站在人类立场上的沉思，他们剥开人类的弱点，本是为着人类趋向完美。唯此，艺术才有了更高的价值，艺术家的苦心才能获得报偿。

我倒担心，柳青还能不能静下心来去写她自己的故事。这种担心大约也是多余，或者写或者不写，对于她似乎都不重要。人常犯的错误是替别人瞎担心。柳青把做人看得比做文重要。做人的重要不在于用笔写，而在于用心行。幸福的实现对她来说也在于此。在生活中太难实现生活的理想，便到艺术中去实现，她说她搞艺术主要是此动机。不过我还是跟她说过一句玩笑话：要是不把您这四十几年的生活写一写，似乎有负于上帝对您的“宠爱”。这话不全是玩笑。有幸得到上帝诸多“恩宠”的人，有理由多为世上做些贡献，这与她的初衷不违。这么多年来，她确实没有一刻偷闲，但是“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她应该搞出更好的作品来。不单为自己，也为了后人。譬如她的女儿，不仅应该知道她自己的生活是被大人搞坏了的，还应该知道这些大人的生活都是什么，以及生活原本就是多么不简单。历史永远是一条艰险的路，这路要人去走，其间布满了迷茫和痛苦，从而人才有了思想和欢乐。柳青说，自从她的女儿一懂事，她便跟女儿说过，“我们是母女，我们更是朋友”。现在代沟依然出现了。出现了就出现了吧，叛逆是创造的开始。上一代人只需留下自己清晰的脚印，也许还应该把这些脚印铸成模型，放在路边的草丛里，成一座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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