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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官场与民间礼仪（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一节

官场与民间礼仪

相传永乐年间，明成祖曾临幸内阁，站在街上，对众太监说：“此处是三先生（按：指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所居，汝辈不可在此行走。”可见，内阁体面很重，即使为皇帝所宠信的太监也不能在阁下甬道行走。当时皇帝差太监到五府、六部禀事，太监必须在离府、部官一丈远之外行揖礼。在途中，太监遇到公侯驸马，则下马旁立。

嘉靖年间，有一位太监说过一段反映阁臣与太监相见礼仪的话，颇有意蕴，可以说明太监与阁臣之间权势的此长彼消。他说：“我辈在顺门上久，见时事几变矣。昔日张先生进朝，我们多要打个弓。后至夏先生，我们只平着眼看哩。今严先生与我们拱拱手，方始进去。”

上述张先生，指张璁；夏先生，指夏言；严先生，则为严嵩。内阁大臣的体面，相对于太监而言，则是屡变屡下。至于像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专权时，一些官员甚至内阁大臣长跪叩头称九千岁，则更是一种极端的例子。

内阁大臣与太监之间礼仪的变化，只是整个官场风气的侧影。若想对官场礼仪有更深的了解，还应从明初所定的制度谈起。

一朝会之仪

朝会之制，古有“正朝”、“外朝”、“内朝”之别。在明代，凡是遇到圣节、正旦、冬至，就在奉天殿举行大朝会，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平常之日，则在奉天门上朝，也就是古代的“外朝”。内朝之制，明代独缺。诸如洪武年间宋濂、刘基，以及永乐以后杨士奇、杨荣日侍皇帝左右，或者如大臣蹇义、夏元吉在便殿奏对，大概就与古之内朝相近。

百官常朝班次以及奏事等礼仪，牵涉到朝廷的大礼，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藉此辨上下，正名分。朝仪既关系到朝廷的尊严，又是天下四方瞻仰的所在。所以，自明太祖时，朝廷就定下规矩：凡是新任官员及诸武臣，如果对礼仪不熟悉，就必须事先由侍仪官率领，在午门外演习。

在明代以前，朝仪无一定之制，时有变更。明代自建立之初，就制定了完整的百官朝会或皇帝上朝制度，其后率循旧章，并无多少变化。

明代朝会，最常见的是一日三朝，也就是“常朝”。所谓三朝，就是早朝、午朝与晚朝。每日清晨，皇帝穿便服，至奉天门，百官以文东武西站班，侍立两旁。鸣鞭毕，鸿胪寺卿唱入班，文武百官行叩头礼，分班侍立。翰林学士在皇帝座左侍御，锦衣卫官夹陛西立，六科给事中分侍左右，御史分班面向北立，鸿胪寺官则属立在御史之后。

先日谢恩见辞者，先在鸿胪寺报名。至陛辞之日，先进午门外，候百官叩头毕，鸿胪寺卿对着皇帝宣奏姓名员数，在午门外行五拜三叩头礼毕，五府、六部依次奏所司合行事宜。接着通政司引人于御前面奏，请旨。该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就出奏，无事就免。接着是礼科差使考满官员，再是六科合奏旨意题本、守卫揭帖、赏银钞锭，再是鸿胪寺奏藩府、边镇所遣使臣，皇帝以酒饭赏赐。接着两京堂上官、新任官及在外三使来朝赴任者，面叩头毕，鸿胪卿唱奏事毕，群臣侧身向上立。鸣鞭毕，皇帝乘辇往武英殿，或往文华殿，阅奏章。每日如此。至午间，再上朝，晚也如此。这就是常朝之制。

每月朔、望，皇帝穿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头毕，分班侍立。鸿胪卿奏谢恩见辞员数毕，皇帝再出奉天门，视朝如常仪。

明初之时，皇帝常朝为一日三朝，均为躬临臣下，以决庶政。此制至英宗朝一变。英宗皇帝冲年即位，军国大事尚不能对众处分。当时的辅政大臣杨荣等出于一时权宜之计，创立一种“早朝奏事”之例，所奏者仅取日常所行的数条，事先拟答上陈，临时只以所陈者传旨。自此以后，就相沿成为故事，导致上下之情未通，拟票之词难尽。于是，一些臣子不时建议，要求恢复明初时的旧制，但终难恢复。至明孝宗时，虽仍然遵行“早朝奏事”之例，但在奏事之外，还不时接见大臣或一些讲读之官，从容延访，虚怀听纳。弘治之政，遂称一时独盛。

明代臣子奏事之制，在前后尚有另外一个变化。在明初时，凡是从内批下各衙门的旨意，只要稍有干碍，大臣就可以“执奏”，准则典章，援引事例，直陈其中的利害关系，明列其中的是非。

这种“执奏”之制，事实上是大臣对皇帝旨意的封驳权。按照常例，人臣向皇帝随事建言，不过是一种尽忠尽职的体现。皇帝对于这些建言的奏疏，不论允与不允，均应及时降下明旨，表明皇帝的态度。万历中期以后，神宗却不时将臣下的奏疏“留中”，“不允者，未审何如，而允者，亦违常期矣”。

凡是亲王来朝，天子御正殿，亲王在丹陛上行五拜之礼。若亲王是尊长，天子在便殿叙家人礼，亲王坐东面西，受天子四拜礼毕，就坐。天子居中南面坐。这是为追求一种“亲亲之义”。凡诸王来朝，先谒奉先殿，随后就见天子，次见东宫太子，行四拜之礼。若亲王是尊长，东宫必须答拜。

明代君臣之间，通常所行是“四拜”之礼。在大朝会时，臣子必须行“五拜三叩头”之礼。

明代百官上朝的朝仪，照例是由鸿胪寺官员负责，并且有纠仪之责。不过，明代的史料已经揭示，在晚明，即使是上朝这样的大典，官员失仪也已成平常之事。诸如官员上朝之时，并非按品级穿戴，而是穿杂色衣服，系杂色带；又行礼之际，也常有一些官员咳嗽，甚至往地上吐痰。

二京官社交

无论是因政事相见，还是公务之暇的聚会，官员之间时刻处于交际之中，需要有一套礼仪加以规范，以便辨上下，定尊卑。

明帝国刚建立时，官场行礼，仍然遵循元代旧俗，在宴会行酒时多行跪拜礼。洪武四年（1371），定官场揖拜礼。规定：凡是官员向皇帝奏事、听宣诏旨、以物进贡，及受赐、祭祀、上香、奠帛、祭酒读祝等事，仍行跪拜礼，其余一律行揖拜礼。揖礼大体如下：下属见上司官，躬身举手，齐眼为敬，上司可以随坐随立，不必答礼；其次，下属行举手齐口礼，上司用举手齐心礼答礼。拜礼如下：官员见皇帝之礼，稽首四拜，再叩首一拜；见东宫太子，稽首四拜。文武官员如若隔品，又是以下见上，就顿首再拜，上官可以随坐随立，不必答礼；如果品从相次，下官居下首，顿首再拜，上官控首再拜，算作答礼；至于品秩相等，相见时各行再拜礼。

洪武五年（1372），重新审定官员相见仪节，颁示天下。凡内外官员，每天清晨在公堂相会，必先肃揖，然后各自就坐。幕官也必须先向长官行揖礼，然后退回幕署。属官见上司，必须在堂阶上以序站立，行躬揖礼，上司随坐随立，用拱手作为答礼，而幕官则须用揖礼作为答礼。如果属官初次见上司，或者因公事外出，隔旬才回，见上司就须行再拜礼，见幕官也如此，上司用拱手作为答礼，而幕官则用拜礼作答。如果品秩相等，相见时行互揖礼。凡是内外掾史、令史、书吏、宣使、奏差人等，清晨谒见长官，必须在阶下序立，行一揖礼，退下，长官不答礼，幕官用拱手礼作答；如果是节序、公参或者差遣辞行，就须行两拜礼，长官不答礼，幕官要答礼。凡典史见幕官，也须在阶下序立，肃揖，幕官不必答礼；如果是节序、公参或者差遣辞行，须行两拜礼，幕官用拱手作答。

洪武十五年（1382），又制定了官员在路上相遇及公参时的礼仪。凡五军都督府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驸马都尉，在路上遇见公侯，必须引马侧立；都督佥事、六部尚书遇见公侯，更须引马却避。在路上，品级相等的人相遇，则分路而行。金吾等卫的指挥在路上遇到公侯，引马却避；遇见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骑马都尉，引马侧立；遇见都督佥事、六部尚书，分路而行。如此类推。凡属官在路上遇到上司，引马却避；属官品级高，遇到上司官品级低的，分路而行。凡是未授职的官员，遇到有职的官员，均须引马却避。凡官员相遇，原本应避，但路狭不能避，就下马拱立；应行之路，不得中道占行，依次分为左右。凡是被宣召的官员及祠祭官至祠祭场所，在道上遇到应避之官，准许不避。

至于公参，都督府同知、佥事参见左右都督，指挥同知、佥事参见指挥使，六部侍郎参见尚书，各卫指挥参见都督，在堂下行拜礼；千、百户参见指挥，也与此礼相同。各衙门佐贰官、幕职官参见本司长官，长官均须答拜；属下卑官参见，长官可以不答礼；品级相等，须答拜；品级高的所属官，参见品级低的上司官，礼节相等。

洪武三十年（1397），重新申禁官员之间的交往礼仪。总体上说，百官交往，以品秩高下分出尊卑。品级相近，相见时行礼，则东西对立，品级稍卑的居于西，官品高的居于东。品秩相差二三等，相见时卑者居下，尊者居上。品级相差四等，那么相见时卑者在下拜，尊者坐而受礼，有事则跪着禀告。举例来说，一品与二品相见，二品官居西行礼，一品官居东答礼。一品与三四品相见，三四品居下行礼，一品官居中答礼。与五品以下官员相见，一品坐受，禀事则跪。其余仿此而行。至于司属官品级低于上司官，禀事时则须跪。近侍官员，不必拘品级行跪拜礼，但也不被允许与外官交接。同僚官员品级虽有高下，但不必拘礼。大小官员在内府相见，不许行跪拜礼。官员出入街道，不许抗慢。其余军民百姓在街上遇见官员，须下马却避，不许冲突，违者论罪。

明初所定官场交际礼仪，是官场生活必须遵循的普遍规范准则。其宗旨无非是维持一种官场的体面以及上下尊卑的等级。不过，官场中人人都想要保持自己的体面，官品高的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要求下属照礼仪行事，官品低的也要从自己的体面出发，不肯屈就原定礼仪。同时，在京城官场，四方流寓之人甚众，山人高士虽非仕宦，然出于自己的目的，纷纷来到都城，与缙绅大僚相交，以致游道大坏。京城交道原本不薄，自从游道一坏，交道也随之滥倒。

时移势易。自明代中期以后，明初官方所定官场社交礼仪已如一纸空文。一方面，僭越礼仪，低级官员在礼仪上欺凌高级官员的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由于重文轻武风气的抬头，武官即使大僚，也无体面可言。按照《大明会典》，官员隔一品避马，隔三品跪。实际执行的结果却并不依例而行。诸寺大卿均为三品官，避尚书、侍郎。公侯勋臣，官在一品以上，反而避内阁。六部尚书是二品官，也避内阁。六部侍郎是三品官，却避吏部尚书。在文官中，有些八九品官也与公侯抗礼，在道上不避。那些史官、科道官，更是与六部尚书抗礼。到了后来，更是风俗大坏，人心不古，大臣持禄固位，折节于台谏，台谏怙权恃力，抗颜于大臣。

显然，由于内阁大臣职掌朝纲，吏部尚书关系官员的铨选、考察，史官为内阁的储贰，科道官职掌官方言论，使得他们的地位日渐提高，在官场礼仪上任意超等越分。

与此同时，一些人出于本身不可告人的目的，宁可放弃自己的尊严，对下级官员或同僚百般献媚，导致交际之道的败坏。明人郭维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及其相接，甘言脆语，鞠躬为礼，交手相欢，究其中心，诚意略无。恬然相尚，莫之知丑。”

可知明中期以后官场社交礼仪，并不与规定的“大明典礼”相符契，而是在不断出新。

在京城官场，社交自成一套礼仪。分别列述如下：

首先，从内阁大臣与太监交际礼仪的变化，可以看出太监权势的日趋膨胀。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臣交往，称阁老为“老师父”，阁老称掌印太监为“老先生”。内阁辅臣出入，即使九卿也要避道，但一些内监小竖，却可以扬扬驰马，“交臂击毂而过，前驱不敢问，辅臣不敢嗔也”。至于像正振、刘瑾这样的大太监，对公卿都可以颐指气使，将他们视若奴仆一般。

其次，词林官之间相见，也与一定规矩。词林官见院中前辈，都矩步偻躬。每次一同赴宴，没有前辈的邀帖，就逡巡不敢前去。史料载，有一次早朝，一位词林官使劲格编修吴伟业，意思是让他向前辈表示尊敬。又有一位翰林院的送卷官，因小事触犯了前辈，就被笞责三十，而所谓的前辈，却不过是一名庶常。此官觉得冤，就向人泣诉。检讨沈廷嘉笑道：“此某四府某太爷，未可以庶常忽视也，若笞固宜。”

词林官职至坊局，体面就更为威严。一有闲暇，就发单帖邀请馆中新进，相合就称知己。若新进才品较高，也有前辈“屈己下之”的情况。所以新进史官多策励发奋，不敢放荡，担心前辈突然来邀。在当时的词林中，流传着“前辈请后辈，后辈不请前辈”的说法。此外，词林官之间，如果相差七科以上，后辈遇到前辈，须“旁坐避马”，因而在当时又有了“七科以上，旁坐避马”的说法。

第三，中央六部属官，也讲求礼仪，要在六部之间排出座次，分出个轻重主次，以争一时体面。按照常例，六部的排列顺序，当为吏、户、礼、兵、刑、工。礼部由于清秩，与吏部相近，就压居户部之前，每每发生争执。到了后来，兵部也想压居户部之上，甚至工部都要压刑部。

第四，六科官员初次选拔时，也有一套礼仪。任命一下，科中就送来一纸《仪注》，内中开列新当选者拜谒部院大臣的礼仪。如拜部院大臣，“在宅则拜，不在宅只须投帖，即上马不得守候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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