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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梁初与魏战争（第2页）

《梁书·元起传》云：元起以乡人庾黔娄为录事参军，又得荆州刺史萧遥欣故客蒋光济，并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娄甚清洁，光济多计谋，并劝为善政。

元起之克刘季连也，城内财宝无所私；勤恤民事，口不论财色；性本能饮酒，至一斛不乱，及是绝之；蜀土翕然称之。元起舅子梁矜孙，性轻脱，与黔娄志行不同，乃言于元起曰：“城中称有三刺史，节下何以堪之？”

元起由此疏黔娄、光济，而治迹稍损。夏侯道迁叛，尹天宝驰使报蜀，东西晋寿，并遣告急。此处于《梁书》元文有删节。元文云：“夏侯道迁以南郑叛，引魏人。白马戍主尹天宝驰使报蜀。魏将王景胤、孔陵寇东西晋寿，并遣告急。”

《南史》则云：“道迁以南郑叛，引魏将王景胤、孔陵攻东西晋寿，并遣告急。”据《魏书·邢峦传》，则王景胤为梁晋寿大守，孔陵亦梁将，为王足所破者。

疑《梁书》元文，当作魏将某某寇东西晋寿，大守王景胤，某官孔陵并遣告急，文有夺佚，传写者以意连属之，以致误缪，《南史》误据之，而又有删节也。东晋寿在今四川广元县，西晋寿在今四川昭化县境。

众劝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万里，军不卒至。若寇贼浸淫，方须扑讨，董督之任，非我而谁？何事匆匆便救？”黔娄等苦谏，皆不从。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讨诸军，将救汉中。比是，魏已攻陷两晋寿。渊藻将至，元起颇营还装，粮储器械，略无遗者。以上《南史》同。渊藻入城，甚怨望。因表其逗留不忧军事。收付州狱。于狱自缢。

《南史》则云：萧藻入城，《南史》避唐讳，单称渊藻为藻。求其良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以马为？”藻恚，醉而杀之。元起麾下围城哭，且问其故。藻惧，曰：“天子有诏。”众乃散。遂诬以反。帝疑焉。故吏广汉罗研诣阙讼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让藻曰：“元起为汝报仇，胡三省曰：谓协力诛东昏，报其父仇。汝为仇报仇，忠孝之道如何？”

观史传之文，谓元起逗留不救汉中，必系渊藻之诬蔑。观下引邢峦及罗研所言蜀中空尽之状，盖因军资不足，欲遄征而未果也。于是魏以邢峦为梁、秦二州剌史。巴西人严玄思附魏，攻破其郡，杀大守庞景民。魏统军王足，频破梁军，遂入剑阁，围涪城。

峦表曰：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惟资水路。萧衍兄子渊藻，去年四月十三日发扬州，今岁四月四日至蜀。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外无军援，一可图也。益州顷经刘季连反叛，邓元起攻围，资储散尽，仓库空竭，今犹未复。兼民人丧胆，无复固守之意。二可图也。萧渊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治务。今之所任，并非宿将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三可图也。蜀之所恃，惟在剑阁。既克南安，宋郡，今四川剑阁县。已夺其险。从南安向涪，方轨任意。前军累破，后众丧魂。四可图也。渊藻是萧衍兄子，逃亡当无死理。脱军克涪城，复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斗，庸、蜀之卒，惟便刀矟，弓箭至少，假有遥射，弗至伤人。五可图也。

今若不取，后图便难。辄率愚管，庶几殄克。如其无功，分受宪坐。且益州殷实，户余十万，寿春、义阳，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实在于兹。”

诏曰：“若贼敢窥窬，观机翦扑；如其无也，则安民保境，以悦边心；子蜀之举，更听后敕。”

峦又表曰：昔邓艾、钟会，率十八万众，倾中国资给，裁得平蜀，所以然者，斗实力故也。况臣才绝古人，智勇又缺，复何宜请二万之众，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据得要险，士民慕义；此往则易，彼来则难；任力而行，理有可克。

今王足前进，已逼涪城。脱得涪城，益州便是成禽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户数万，朝廷岂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则已一万，臣今请二万五千，所增无几。

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图涪城，以渐而进。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断水陆之冲。彼外无援军，孤城自守，复何能持久？臣今欲使军军相次，声势连接，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

又巴西、南郑，相离一千四百，去州迢递，恒多生动。昔在南之日，以其统绾势难，故增立巴州，镇静夷獠。梁州借利，因而表罢。彼土民望，严、蒲、何、杨，非唯三五。

族落虽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亦不为少。但以去州既远，不能仕进。至于州纲，无由厕迹。巴境民豪，便是无梁州之分。是以郁怏，多生动静。

比建义之始，严玄思自号巴州刺史，克城已来，仍使行事。巴州广袤一千，户余四万。若彼立州，镇摄华、獠，则大帖民情，从垫江已还，不复劳征，自为国有。世宗不从。

又王足于涪城辄还。足事《魏书》附见《崔延伯传》。云隶邢峦伐蜀，所在克捷，诏行益州刺史。遂围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复以羊祉为益州，足闻而引退，后遂奔萧衍。遂不能定蜀。峦遣军主李仲迁守巴西。仲迁得梁将张法养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费兵储，专心酒色。公事谘承，无能见者。峦忿之切齿。仲迁惧，谋叛。城人斩其首，降梁将谯希远。遂复巴西。

杨集义恐武兴不得久存，扇动诸氐，推绍先僭号。集起、集义并称王。引梁为援。邢峦遣传竖眼攻武兴，克之，执绍先，送于魏都。遂灭其国，以为武兴镇。复改镇为东益州。《北史·氐传》云：前后镇将唐法乐，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衷，氐豪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为忧。正光中，魏子建为刺史，以恩信招抚，风化大行，远近款附，如内地焉。后唐永代子建为州，氐人悉反，永弃城东走，自此复为氐地。魏末，天下乱，绍先奔还武兴，复自立为王。周文定秦、陇，绍先称藩，送妻子为质。死，子辟邪立。

大统十一年，于武兴置东益州，以辟邪为刺史。废帝二年，讨平之。先是氐酋杨法深据阴平称王，亦盛之苗裔也。从尉迟迥定蜀。军回，法深与其宗人崇集、陈侳各拥众相攻，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处之。

案西魏大统十一年，为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废帝二年，元帝承圣二年也。《南史·武兴传》：杨孟孙死，子定袭封爵。绍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克复汉中，智慧上表，求率户四千内附，诏许焉，即以为东益州。杨氏传世始末，大略如此。

案恢复之略，必宜规取秦川，规取秦川，蜀、汉实其根本，而其地又据荆、郢上流，方舟而下，实有建瓴之势，从来立国江东者，不得巴、蜀，未有能久存者也。

魏孝文时，元英攻梁州，召雍、泾、岐三州兵六千人，魏雍州治长安。泾州治今陕西泾县。岐州治雍，今陕西凤翔县。拟戍南郑，克城则遣。李冲表谏，言“敌攻不可卒援，食尽不可运粮，南郑于国，实为马腹。”乃止。

盖南山之未易逾如此。乃道迁一叛，举梁州拱手而授诸人，而益州且几至不保，内奸之为祸，亦云烈矣。然亦非徒一二内奸，遂能为祸也。

《南史·罗研传》：附《邓元起传》后。齐苟儿之役，临汝侯嘲之曰：“卿蜀人乐祸贪乱，一至于此。”临汝侯渊猷，渊藻弟。齐苟儿，当时叛者，尝以十万众攻州城。

对曰：“蜀中积弊，实非一朝。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缚之使，旬有二三。贪乱乐祸，无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张巧说于前，韩、白按剑于后，将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乎？”其时蜀中民生之困如此。

据《魏书·本纪》所载，王足入蜀，所向摧陷，梁诸将败亡相系，奏报之辞，固难尽信，然蜀中兵力之不竞，则百喙莫能解矣。如此局势，犹使裙屐少年处之，梁武帝可谓知兵，可谓能用人乎？而未已也，犹子方失地于西，介弟又舆尸于东。

天监四年，魏正始二年。十月，武帝诏大举北伐。以临川王宏为都督。

明年，魏正始三年。三月，陈伯之自寿阳率众来降。五月，张惠绍克宿豫。此时为魏南徐州治。昌义之克梁城。东晋时侨立之梁郡，在今安徽凤阳县西南。韦叡克合肥。六月，迁豫州于此。裴邃克羊石。又克霍丘。戍名。隋时置县，即今安徽霍丘县也。六月，桓和克朐山。七月，又取孤山、固城。固城，或云即抱犊崮城。

魏以中山王英督扬、徐二道诸军，又以邢峦督东讨诸军事。峦复陷宿豫及淮阳。临川王宏次洛口，在凤阳西南，梁城之东。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而宏部分乖方，多违朝制。

诸将欲乘胜深入，宏闻魏援近，畏懦不敢进。召诸将，议欲还师。诸将多不同。宏不敢便违群议，停军不前。吕僧珍欲遣裴邃分军取寿阳，大众停洛口。宏固执不听。乃令军中曰：“人马有前行者斩。”自是军政不和，人怀愤怒。

九月，洛口军溃。宏弃众走。其夜，暴风雨，军惊，宏与数骑逃亡。诸将求宏不得，众散而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强壮仅得脱身。张惠绍次下邳，闻洛口败，亦退。案是时梁人之兵力，必非不能敌魏，然以如是不和之众而与敌遇，则必无幸矣，亦无怪宏之不敢战也。然诸将所以不和，实因元帅不得其人之故，梁武此举，几于视国事如儿戏矣。

洛口之师既败，魏人遂乘机进取。十一月，围钟离。众号百万。连城四十余。钟离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阳州两岸作浮桥，跨淮通道。邵阳州，在今安徽凤阳县北。元英据东岸，杨大眼据西岸以攻城。

时城中众才三千。昌义之督率之，随方抗御。魏军乃以车载土填堑，使其众负土随之，严骑自后蹙焉。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堑满。英与大眼，躬自督战，昼夜苦攻。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又设飞楼及冲车以撞之。然不能克。魏诏邢峦帅师会之。峦言钟离不可取，弗听。峦又表言：“征南军士，元英时为征南将军。从戎二时，疲敝死病，量可知已。彼牢城自守，不与人战；城堑水深，非可填塞；空坐到春，则士自疲苦。若信臣言也，愿赐臣停；若谓臣难行，求回所领兵统，悉付中山，任其处分。”又不许。峦累表求退，乃许之。更命萧宝夤往。

《魏书·范绍传》云：任城王澄请征钟离，敕绍诣寿春，共量进止。澄曰：“须兵十万。往还百日。”绍曰：“十万之众，往还百日，须粮百日。顷秋已乡末，方欲征召，兵仗可集，恐粮难至。有兵无粮，何以克敌？”澄沈思良久，曰：“实如卿言。”盖欲克钟离，必于春水生前，故自秋末以百日计也。时又诏绍诣钟离，与元英论攻取形势。英固言必克。绍观其城隍形势，劝令班师。英不从。

魏朝诏英有云：“师行已久，士马疲瘠，贼城险固，卒难攻屠。”盖动于绍与邢峦之说也，而英自诡四月必克，亦可谓贪功矣。梁武帝诏曹景宗往援，又诏韦叡会焉。进顿邵阳州。

六年，魏正始四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长六七尺。武帝先诏景宗等逆装高舰，使与魏桥等，为火攻计。及是，令景宗与叡，各攻一桥。景宗攻其南，叡攻其北。斗舰竞发，皆临敌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敢死之士，拔栅斫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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