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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亲友篇 改变的私生活（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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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亲友篇改变的私生活

生命中的每一方面都会随着生命的延续而发生变化。婚姻关系和伴侣关系越长久，越会面临经历更多变化的考验。因此，想要避免增加出现裂痕的风险，他们需要灵活变通。家庭拥有更少的孩子但是更多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就会出现四世同堂的情形。这也为老一辈人指导年轻人、年轻人赡养老一辈人创造了机会。对于父母来说，一旦将孩子养育成人，他们仍然有时间来将重心放在友谊上面，而他们的朋友可能会更加多元化，因为他们会在不同的年龄层里遇到那些拥有同样想法和热情的人。

在个人生活方式改变的模式上，工作环境也发生着变化。许多家庭成员开始工作到70多岁，有些甚至80岁还在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工作，传统的家庭角色将进一步瓦解。家庭成员间的角色也受到影响，尤其是那些选择为孩子承担更多责任的父亲。这种效果会由于父亲们开始需要更加灵活的工作模式来支持他们的多阶段生活而得到加强。

这些问题是我们在本章谈论长寿对于人们个人生活的影响时，要谈到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家庭内部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界面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多代人的生活将如何运作。

家庭

加里·贝克在他1981年的论文《关于家庭》中，提出了一个基于他称之为“产出互补”的家庭经济理论。在这个家庭中，丈夫和妻子各司其职，分别经营市场和家庭，因此比分开经营更富有成效。

◎婚姻

当杰克结婚时，就像他之前的几代人一样，他和他的妻子只是遵循了这些经典的角色分化规则。正如沃顿商学院的心理学家斯图尔特·弗里德曼所言：“早期的一代男性认为自己是养家糊口的人，他们追求事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养家糊口；这是一种无缝对接、无冲突的思维倾向。”杰克专门用他在工作中赚来的钱来供养家庭；吉尔专门抚养孩子，为家庭建立一个温暖的、适合养育孩子的环境。最简单地说，杰克的工作是建立有形资产（金钱、养老金、住房），吉尔的工作是建立无形资产（情感支持、一群更广泛的朋友）。

杰克生于1945年，尽管他以传统角色的模式开始了婚姻，但在他的一生中，他发现他所认为的大部分理所当然的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在他的成年生活中，他见证了结婚率下降，同居率上升，结婚和生育年龄上升，离婚率上升，然后再下降，以及再婚人数增加。这些变化的背后有很多驱动因素：比如避孕的发展、立法的改变、社会和经济对性别不平等的态度的改变，当然还有更长的寿命。

这些发展变化对吉米的生活产生了更有力的影响，在他的人际关系处理上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塑造了他对伴侣关系的期望值。吉米出生于1971年，他进入了一个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的现代社会。比如婚姻，它们的活力开始和以往各种社会秩序形式都不同，它们削弱了传统的习俗和习惯，以及它们的全球影响力。

这种活力在吉米的例子中很明显，因为家庭和婚姻的变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如果吉米生活在欧洲或美国，他年轻时就经历过性革命，这导致了女性性自治的转变和同性恋的合法化。对吉米而言，当时地域流动性和大众传媒开始削弱传统社会生活当中的许多要素时，传统的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观念就发生了变化。吉米16岁时，雪儿·海蒂（ShereHite）发表了《女性和爱情》（WomenandLove，1987），引发了一场关于女性角色的风暴，开始了一系列社会辩论、重新调查和进一步的辩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所扮演的角色成为更广泛的公开谈论的一部分，但也改变了人们对性的看法、男性和女性的角色，以及家庭的组成部分。

简出生于1998年，她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她的父母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婚了。她的个人生活将如何发展？在五阶段人生中，我们为简构建了一个相当传统的个人生活。在她的成年生活中，她大多数时间都在工作，并和她的伴侣若热生育了两个孩子。在决定将大部分时间用在工作上的时候，简的经历与世界上数百万女性的经历一样。而这种拉长的双职业伙伴关系将对这些女性、她们的伴侣以及她们的雇主产生深远的影响。

除了以上这些社会和经济趋势，简还将探索长寿和多阶段生活的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预期这会对她的看法和选择造成影响。在更长寿的生命里，选择变得更有价值，所以人们选择晚婚，尤其是女性，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长寿对个人生活和家庭的最大影响可能是，在整个人生中，我们花更少比例的时间集中在抚养孩子上。人们有更多的时间，而没有照顾孩子的责任。这种影响已经被察觉到了。1880年，75%的家庭都有孩子住在家里；到了2005年，只有41%的家庭有孩子在家。在你的生命中，大量时间没有和孩子在一起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了。尽管这种结果进展缓慢，但是贝克提出的产出互补性及其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的重要性和被大众认可的适当性下降得非常明显。

这种劳动分工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当吸尘器、冷冻机、洗衣机、洗碗机和已经做好的食物可以为她们做许多工作时，妇女不必专门从事在家工作。与此同时，逐步缩小的男女工资差距，进一步破坏了各种活动的性别分离。当双方都有机会赚到同样多的收入时，这就大大增加了将一名家庭成员投入家庭劳动的机会成本。

如果在合作关系中，贝克的产出互补性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在吉登斯看来，会取代其地位的是“亲密关系的转变”，这是一种纯粹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再以传统的契约为基础，而是仅仅寻求关系本身能给双方带来什么。这样的关系是本能地组织起来的，对不断的重塑和提问持开放态度，而不是静止的，容易产生惯性阻力；它们有回旋的余地。承诺和奉献在这些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承诺的人愿意承担牺牲其他潜在选择的风险”。因此，这取决于伴侣之间的相互信任：每个人都是值得信赖的，他们的共同纽带能够经受住未来的创伤。也许对于每个伴侣来说最重要的是，自我认同是通过自我探索和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来达成的，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历史。当然，这种纯粹关系的最大矛盾在于，这种承诺需要某种保证，这种关系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然而，纯粹关系的特征是，它们可以被终止，几乎是在任何特定的点上都可以被任意一方终止，或多或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存在很大可能的紧张和冲突，而在长时间内，处理这些紧张和冲突的能力至关重要。

在这种亲密关系发生转变的同时，婚姻的经济特征也悄悄地发生了重大改变。随着双收入家庭的兴起，人们不再那么关注夫妻双方的产出互补性，因为现在两个人都在工作了。相反，大家更重视的是消费互补性。从双方关系角度来说，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为自反性和共享历史提供了背景。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种合作关系有效的部分原因是，相比两个单身人士独自生活，两个人共同负担一间大房子、享受一个假期或者经营一个家庭会比较便宜。这里面也包含了风险分担的重要优势。这在简和若热的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也期望看到更多的夫妻也能这样彼此承诺，共同承担风险。这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现在我们称之为“选择性婚配”的这种重大变化，即双方的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差不多。在贝克的传统婚姻观中，当伴侣之间存在显著的收入差异时，产出互补性就会最为明显，从而给比较优势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然而，当潜在的收入差异变小，夫妻双方就更容易来共同分担风险，最容易产生这种效果的就是夫妻双方赚钱的能力都差不多。

在吉米的一生中，婚姻都是在发展变化的。贝克的“产出互补性”的概念被基于“消费互补性”和风险分担的优势这种“纯粹”的关系所取代。毋庸置疑，简的漫漫一生还将有更多变化。在贝克的模型里，是妻子通过她对家庭和家人的关注创造了无形资产。在简的多阶段生活中，需要生产的无形资产也会延伸到生产性资产。因此，我们相信，事情将回归到传统的专业化和“产出互补性”的概念，但这一次是基于生产性资产的创造，并让每个伴侣在各自生活的不同阶段都处于领先地位。

很显然，在长期的伙伴关系中，这种变化需要高度的互补性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调。这些多阶段的生活将涉及许多转型，而这些转型想取得成功并不容易，它需要以下这些支持：提高技能、应对新的挑战和投入新的网络里。伴侣之间亲密无间的配合会让这些变得容易很多。这就是为什么这种高质量的伴侣关系如此重要。在漫长的一生当中，他们为彼此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并为讨论艰难的决定和真诚的批评提供意见。伴侣们帮助对方让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重要的事情上，为他们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精打细算，健康地生活，而且慎重地做一些选择——有时候是很艰难的选择，比如工作、旅行、家庭管理和社区活动的投入度。让这些伙伴关系长期有效，需要的不仅仅是大量的技能、承担责任的能力和资源协商。

这种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一旦成功，就能够为深层次的协调创造条件，在创造无形资产的同时，让家庭维持一定的收入。在三阶段人生中，那些双收入家庭倾向于要么拥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挣钱者而另一个中等收入的伴侣，要么是同等收入的双职工家庭。在多阶段的生活中，我们预计更多的家庭会有双收入，而他们的角色将在上述两者之间协调转换。在不同的阶段中，当双方中的某一方变为主要的挣钱者，就会发生转换。有时候，这种转换是不可预测的，但更常见的是，它是对未来具体规划、正在进行的谈判和承诺的结果。在一个三阶段人生中，双收入家庭需要学会如何在每周的工作中平衡和协调他们的家庭责任。在一个多阶段的生活中，这种平衡和协调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不仅仅是几周的时间，而且需要高度的信任和大量的计划。

从简的五阶段人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她的伴侣和家人对她而言非常重要，而且他们将经历许多转变。她正过着一种期望和规范都迅速变化的生活，她将在那里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她现在也开始做出一些需要长时间才能看到成果的承诺。考虑到这些转变，如何才能让这些伙伴关系修成正果呢？

人生百年，无外乎是为那些积极的选择做出准备，并理解其后果。它也关乎做出承诺并信守诺言。这将使谈判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认同谢丽尔·桑德伯格对即将毕业的女性的建议：“你要做的最重要的职业决定就是，是否要有一个伴侣，以及那个伴侣是谁。”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对人的一生有深远的影响。对于桑德伯格而言，高质量的伙伴关系意味着在长时间内实现公平的分配，并对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共同的成功愿景，而不仅仅是为自己。在一个长期且有成效的生活中，很显然男人和女人都将被要求对彼此的看法和行为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的程度是相当巨大的。

我们在这里假设婚姻仍然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选择。这并不否认其他形式的婚姻的出现，我们会看到其他多样的且被大众接受的婚姻选择，比如同居或者单亲家庭。然而，我们相信，从长久的伙伴关系里的收获、婚姻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性质，以及离婚案件中的财务安排，如果有的话，都会通过多阶段生活中需要的那种协调性得到增强。

◎孩子

我们为我们的三个人物——杰克、吉米和简提供这样的场景——我们对他们成为父母一事觉得非常敷衍了事。生孩子好像就是碰巧发生了一样。尽管更长的人生意味着花在养育孩子上的时间更少，我们认为对于如此重要的话题来说这是不合适的。

我们在讨论长寿问题上的重点是人们可以做出的许多选择。但是，有个条件限制依然是非常不灵活的，那就是女性的生育期。无疑，随着生育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比如冷冻卵子，将扩大生育期，但这不大可能与年龄完全脱节。尽管许多人的寿命延长了，并且带来了新的选择，但是在不久的将来，生育期依然不太可能变得很灵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留给女性回答是否要生孩子、什么时候生以及和谁生这些问题的时间并不多。寿命越长，这些选择的意义就越深远。

可以通过改变简和若热的生孩子的年龄来考虑这些选择。在五阶段人生中，他们开始组建家庭时，已经将近40岁了。我们可以为简和若热创造另一个场景，那就是让他们在20多岁的时候成为父母，这将给他们一个30多岁时建立职业生涯的机会。但是，他们在20多岁时相遇的可能性是多少呢？那么，“探索期”阶段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会发现他们的选择吗？而且，简和若热真的能够在生命的早期找到一个人生伴侣吗？

这就是为什么在五阶段人生中，他们将近40岁，第一个孩子才出生。这样做的好处是，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来探索和寻找合适的匹配对象，这让20多岁和30多岁的他们可以专心投入职业生涯。缺点是，一旦他们决定要在将近40岁的时候生孩子，对于他们来说很难怀孕，当然他们也会是年长的父母。

当然，在伴侣关系和孩子方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简（以及若热）在寻找什么样的伴侣。简是在寻找一个能够实现养家糊口的传统角色的伴侣，让她自由地抚养孩子吗？如果她想要这样的配对，她能找到一个有同样想法的男人吗？或者，也许简更喜欢和想要那种双份工作的配对。简甚至可以决定不去找一个伴侣，而是独自抚养一个孩子，由她的父母、祖父母甚至可能是曾祖父母抚养。在她人生的多个阶段，简可以集中精力在早期阶段抚养孩子，然后有事业，然后在60多岁的时候考虑婚姻和陪伴。这些都是杰克和他的妻子从未真正面对过的问题。但是，这些决定以及对他们所面临的选择的后果对于像简这样的年轻人是非常敏感的。

几十年来，心理学家斯图尔特·弗里德曼一直在对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本科生进行调查研究，以了解他们对伴侣的愿望。这是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精英群体，因此从他们那里获得全球视野是一种莽撞的想法。然而，他在1992—2012年的20年间所观察到的变化意义深远。

与20年前相比，越来越少的年轻男女说他们打算生孩子，许多人把活力和朋友作为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长期的伴侣关系以及为人父母一样重要。在1992年的一项调查中，弗里德曼发现，78%的学生表示他们打算生孩子；到2012年，这一比例降至42%。这些学生在22岁时想要的能作为他们真实行为的预测吗？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但有趣的是，他们的意图与之前的群体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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