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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女性

新世纪以来，中国妇女未经什么“妇女解放运动”，总体迅然“现代”起来。从农村到城市，从女孩到大婶，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相比，女性“主体意识”明显亢扬。这里所言之“现代”，非指素质文明的高程度，首先是说与时代物质水平并驾齐驱的潮流意识。

某次我在摊床买水果，卖水果的四十几岁的农妇让我等会儿，并问“忧愁”二字怎样写？——她在发手机短信。斯时我还没用手机，更不晓得怎样发一条短信。那手机看去很糙，估计是山寨版，据说七八十元便可成交。而从前的农村人，不论男女，从南到北，愁只说愁，大抵前边是不加“忧”的。愁乃日常语，“忧愁”可算是文词了。

还有一次，我走在回家路上，适逢小学放学，见一四五年级男孩跟随一女孩，央求她将QQ告诉他。我不上网，但也知道他说的是网上的聊天工具。

女孩不怎么情愿。

男孩竟说：你告诉我，我就给你一个霸王杀毒软件！

听小学生们说QQ，说杀毒软件，令我大讶。

我的一位朋友常与电脑共舞，但出了一点儿小故障自己也不能排除，于是向他不到二十岁的侄女求助。而其侄女实乃农家女，毕业于计算机方面的技校，在北京某网络公司打工，既是一位修电脑的专家，组装一台电脑不在话下。

时代的职业多样化改变了中国女性

从前之中国，论到职业，有上九流下九流之说。“上九流”皆达官贵人，意味着社会地位居高层，也当然是指职业。服官政怎么不是一种职业呢？而“下九流”，则意味着卑贱性，故“下九流”又是轻蔑语。文人，教书先生，归于“下九流”，地位排在农、工、商之后，仅在流民也就是“氓”与娼妓们的前边，所以“文革”中被辱为“臭老九”。

从前之中国，论到职业，有五行八作之说，是对“下九流”的职业细分。而包罗万象的概括说法，也不过是三十六行、七十二业。

而二〇〇〇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职业如翻江倒海——海底世界千般百种的水族，一下子被大浪掀到了陆地上似的。而水族的种类，远远多于陆地生物的种类。时代的乾坤鞭，指山山动，点海海翻，直教新女性随鞭弄清影，“新样靓妆，艳溢香融”，争舞婆娑。

据说，全幅《清明上河图》有千余形形色色的人物。若其上每一人物代表一类从业者，也还是要比二〇〇〇年以后之中国的洋洋职业大观少得多。

在如此众多的职业中，几乎每一行每一业都有中国当代女性的身影。而且，在许多业界中，女性大展身手，她们竞赛能力的自信表现，每使男子自愧弗如。

对于中国，巾帼不让须眉的时代，仿佛轰隆一声当空而落。

普法教育改变了中国女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所进行的那一场普法教育当然是面向全体国民的，但法律意识一向比男性更为淡薄，依法维权的诉求一向比男性更为自抑的女性，一旦觉醒，打官司对于她们便不再是“丢人”之事了。她们开始明白，该打官司而不打官司，反而会让人瞧不起的。她们决定打起官司来所表现的勇往直前，每使成了被告的男人们后悔不迭，也每使别的男人告诫自己——以后当处处小心着点，千万别栽在她们手里。

中国男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女人委实不好惹了，更不可欺辱了。

中国当年的普法教育是成功的法律启蒙，是三十年来，中国做得较好的大事之一。我认为比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世博”于中国的正面影响深远多了。

尽管，现在犯法案件一点儿也没减少，甚至可以说五花八门，判不胜判了。但基本上都非因为不懂法，而皆明明是知法犯法。

不懂法而犯法，是法律的悲哀。

知法犯法，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折射，也是人本身劣性化的现象。

对于大学扩招，校方、学者与专家们，至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一方认为——扩招无疑降低了教学水准。而且，并未真的缓解就业压力。

另一方认为——即使同样面临就业难题，是大学生、硕士生的青年群体，他们的心理承受力、洞察机会的敏感、抓住机会的快速反应，那也还是要高过未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

我比较同意第二种观点。比较而已。

我教过的大本生，尽管毕业前迷惘多多，我也忧心忡忡，但一年以后再一了解，绝大多数还是找到了工作的。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大学文凭的青年只有望洋兴叹。比如记者、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起码的应聘资格是大学本科。

我所带过的研究生们，总体上说，中文从业能力无疑是高过本科生的。毕竟又在大学的环境中多熏陶了三年，毕竟与导师又讨论过某些文化问题；哪怕仅仅为了写出一篇通得过的论文，也毕竟是要再多读些书，多做些思考的——倘言“根本白读了”，是不客观的。

我教过的大学本科生，带过的研究生中，是农家女的不在少数。由于她们成了大学生、研究生，她们的家族中，便终于有一个被文化所“化”的人了，那意味着脱胎换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