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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8章（第1页）

[57]胡适日记，1928年9月3日、12月4日，傅斯年信收入1928年8月胡适日记。

[58]本段与下段均见胡适日记，1928年12月14日。

[59]参见胡适日记，1929年3—7月。

[60]《胡适与王宠惠往来信函》（1929年3月26日、5月21日），《书信选》上册，第508—509、513页；《谈话录》，第139页。

[61]胡适日记，1929年4月1日及所附剪报。

[62]胡适日记，1929年4月21、26日。

[63]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就是在旧稿的基础上改写的，从胡适日记中可看到一些关于孙中山“知难行易”的读书笔记，从稿纸和所用的笔看，大概是在美国介绍孙氏学说所写，那时并无批判的意思，则对孙的批评部分很可能是1929年后加的，故胡适批孙其实也不过像他论吴稚晖一样是“借刀杀人”。

[64]胡适日记，1929年5月6、13日。

[65]《胡适致周作人》（1929年9月4日），《书信选》上册，第542页。

[66]胡适日记，1929年6月19日、7月2日。

[67]《书信选》中册，第516页。

[68]《胡适致吴稚晖》（1928年3月6日），《书信选》上册，第468—469页。

[69]斯大林语引自其《论中国革命底前途》（1926年11月30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上海解放社，1950，第148页，胡适的批语见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所藏该书该页。

[70]《胡适归国后之言论》，《晨报》1927年6月30日。

[71]《陈光甫致梁士诒》（约1927年3月），《档案与史料》1987年1期，第66页；英子：《不要杀了》。

[72]《汤尔和致胡适》（1929年9月29日）、《江绍原致胡适》（1929年10月13日）、《史济行致胡适》（1929年8月30日），《书信选》上册，第545、547、540页。

[73]张岱年：《论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211页。

[74]胡适日记，1929年7月2日。

[75]张振之等：《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1集，上海光明书局，我所见的是1930年的再版，承邹重华先生代觅，谨致谢忱。

[76]胡适日记存《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收入新月书店1930年版的《人权论集》。

[77]胡适：《中国与民主》，收在胡适日记，1915年8月18日。

[78]胡适日记，1928年6月15日。

[79]蒋介石1928年8月7日的讲话，《盛京时报》1928年8月18日。

[80]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9页。

[81]胡适：《人权论集·小序》，第1—2页。

[82]胡适：《〈淮南王书〉手稿影印本序》，见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的《淮南王书》。

[83]《申报》1930年11月15日，转引自易竹贤《胡适传》，第332页。

[84]胡适日记，1928年4月4日。

[85]《胡适致江冬秀》（1939年9月21日），《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第77页。

[86]胡适：《双十节的感想》，《独立评论》第122号，1934年10月14日，第2—4页；胡适对“戡乱动员令”的评论见南京《和平日报》1947年7月7日，转引自贾祖麟《胡适》，第261页。

第十二章余论：《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

如前所述，胡适其实一直不那么欣赏国民党的统治，在努力维护中央政府的同时，仍尽量争取有限的自由和民主。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初，胡适滞留美国，尚存观望之心。但由于美国真心接纳胡适之人不甚多，而他又要保持中国士人的脸面，故即使饿饭，也不愿“到洋衙门去看人脸色”。[1]不过，胡适要维持这一点，也就不得不于1958年到台湾就任中研院院长之职了。

但是台湾也有许多人不欢迎胡适。从政治上言，胡适和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国民党朋友于1949年办了一份《自由中国》的刊物；其初衷本是为反共，因为在那时已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但自由主义的宗旨却与国民党的思想也相抵触，特别是初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处处都想加强控制，包括思想的控制，而一份见解独立的自由主义刊物的存在本身，就是那个地方的一个“异军”；即使其不反国民党，也未必就能被容忍。何况这些人还总想让国民党从思想到行为都有较大的改变，结果不能不成为一份反国民党的刊物，终为国民党所镇压，实非创办人始料所及。

到胡适抵台湾定居的1958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特别是其总政治部已十分不相容，所以，总政治部方面对一直扮演该刊物“教父”角色的胡适，暗中是很不欢迎的。另外，就是在读书人中间，也不是没有不欣赏胡适的人。在当地的思想文化界，许多人已在艰苦的条件下靠奋斗闯出一点名位，现在突然一位大菩萨从天而降，又要来做士林领袖，他们当然不见得欢迎。同时，也真有那么一部分民族主义倾向甚强的人，他们根本认为胡适太西化，未必爱国，而西化又是中国这么多年的艰难遭遇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胡适到台湾时就发现，一本专门攻击他、名为《胡适与国运》的书已出版。而且这书显然不是没有影响。胡适初回台湾时，许多人确实认其为不爱国之半洋人。如后来胡适颇欣赏的记者李青来，也是在经常采访胡适之后，“才明白了真正爱国家民族的是先生”，逐渐对胡尊敬起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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