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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圣地亚哥 经济奇迹之后的极度不平等（第2页）

位于圣地亚哥最南端的圣贝尔纳多社区是该市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每逢星期日，在中心广场附近一个10米宽、500米长的巨大篷盖下，通常会有一个巨大的集市。这种结构打造出了一个露天的购物街，为小摊贩和购物者提供了受欢迎的荫凉之处。圣诞节前的购物季恰逢南半球的炎热时节，圣诞主题的红色三角旗在微风中飘扬，当地人正在检查平安夜的农产品，有庞大的西瓜、鼓起的红辣椒和巨型的大蒜球茎。

一离开市场的阴凉处，便是当头的烈日，一位名为安杰拉·席尔瓦的卖水小贩给我提供了遮阳伞下面的一个座位。我感叹着这些摊位和中心广场是多么令人愉快。她回答说：“这和我生活的地方完全不同，到我们的市场去，你就会看到了。”安杰拉·席尔瓦说，在她周围的人们都住在“asinado”，她用手势翻译，这个词的意思是她和邻居一个个挨着。来自中档市场的购物者穿着仿制的拉夫·劳伦马球衫从安杰拉身边走过，跟她开玩笑说她应该在酷热难耐的天气里出售冰镇朗姆酒。

圣贝尔纳多的另一个市场叫洛布兰科，它的名字源自所在的街道。这里没有公共基础设施可以帮助摊贩和购物者，最好的摊位的顶棚是用蓝色防水帆布做的，但许多摊位都很简陋，仅有一个摆满商品和货物的桌子，临时用一把雨伞当作遮阳伞来使用。在市场的边缘，非法商贩挤在一起，他们把商品摆放在台球桌大小的矩形塑料布上出售。这些商贩的商业模式与金沙萨的“盗版市场”一样，我注意到有些塑料布的角落系着长长的绳子，如果想快速逃跑，商贩可以把这些绳子拉起来，立马就形成了一个袋子。商贩在圣地亚哥市中心销售香烟和苹果手机充电器，生意很好，但在洛布兰科的非法商贩又老又瘦，看上去非常贫穷。没人对他们落满灰尘的旧衣服、坏掉的塑料玩具或者早就废弃的笨重的2G（第二代手机通信技术规格）手机充电器感兴趣。在洛布兰科，许多非法商贩的塑料布上并没有系上任何的细绳，因为这里没有警察，也没有人想惹麻烦去检查他们。

洛布兰科令人感到些许不安。当我们走进去时，当地人会警告我们小心盗窃。但是这里的人很友好，许多海地夫妇身穿漂亮的礼拜服散步，与偶遇的朋友聊天（近年来，遭受灾难的海地人移居到智利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许多新过来的移民在建筑行业工作）。在市场的边缘，48岁的杰西卡·维勒经营着一家小店，在夏季即将到来之时，她的店里出售袜子、内衣和迪士尼主题的儿童游泳毛巾。

杰西卡回忆起1979年随父母一起从智利的乡村搬到圣地亚哥的情景，他们来到了邻郊的埃尔博斯克，当时她只有9岁。他们的家是一个营地——一种伴随着智利快速城市化而兴起的临时帐篷。她说：“露营的现实是我们又冷又饿。”这些住宅都是非正式的（用防水帆布覆盖在木棍做的框架上，用绳子和石头将其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一家人不得不经常搬家。后来随着居民对他们的临时住所进行投资，杰西卡一家居住的营地被重新称为“社区”（一个可以永久居住的更正式的地方，类似棚户区或贫民窟），尽管这花了十年的时间，但这些房子仍然很不结实，而且里面非常寒冷。

杰西卡说，从那以后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在帐篷和摇摇欲坠的棚屋中长大，住房成为她衡量经济成功的主要标准。她说：“现在我有房子了，我妈妈也有房子了。”2004年她买了一小块上面已经建好了住宅的土地。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一位浑身沾满了建筑工地混凝土的年轻海地移民，走过来看她出售的拳击短裤。与新来到圣地亚哥的人相比，杰西卡看起来既成熟又舒适，她穿着一件深紫色的上衣，上面缀满了亮片，戴着杰姬·奥纳西斯风格的太阳镜和钻石耳环。她说：“我们很幸运来到了智利。”

这些摆脱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故事正是使智利取得显著发展的缔造者们所缔造的遗产。所有这一切都归因于一个计划——由受过芝加哥经济学派教育的智利年青一代经济学家所设计的激进的新蓝图。

支配自由市场

军事政变后，皮诺切特发出警告，说他有一个“强大的拳头”，任何走出国门的智利人都会受到军事司法审判。媒体立即就遭到了审查，报纸、电视台或广播电台发布的任何消息都需要军方的批准。后来出台了一个名为“沉默行动”的法律规定，只有《信使报》（ElMercurio）和《第三日报》（LaTercera）两家报纸可以出版发行，至少有11家左翼的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台被关闭。持有异议是很危险的，因为皮诺切特和他的下属很快就会拘留和折磨他们的批评者。在皮诺切特17年的独裁统治期间，大约有4万智利人遭受着从监禁到酷刑的人权侵犯，至少3200人死亡。在圣地亚哥的中央墓地，一块灰色巨石上刻着他们的名字：一边是已经发现尸体的，另一边是仍下落不明的，中间是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名字。

在经济问题上，皮诺切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这位独裁者对经济一无所知，但他并没有像军事训练那样对智利的市场进行细致的控制和规划，皮诺切特更倾向于“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自由市场理念。自1970年选举以来，对智利经济失败感到失望的“芝加哥男孩”一直在为右翼候选人做政策简报，当阿连德政府开始令人失望时，他们继续致力于绘制可替代的蓝图。1973年，“芝加哥男孩”的计划已经写成了200页厚的大部头，由于过厚，该计划书被称为“砖头”。这些人把计划书交给了皮诺切特，他决定全盘采用。起初这些人只是扮演顾问的角色，但在1975年塞尔吉奥·卡斯特罗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卡斯特罗是首批接受国际合作社联盟交流计划的智利人之一。在18个月的时间里，“芝加哥男孩”从学术上的死气沉沉一跃成为独裁者的经济学家，几乎完全控制了智利的经济。

计划书诊断出了智利的许多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和贫困，但最主要的讨论是关于夸张的国家主义——臃肿的政府的。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则意味着取消阿连德政府所做的一切。以私营企业的所有权为例，阿连德政府将工业国有化，1970—1973年国有企业的数量从46家增加至300家。到1980年，由于“芝加哥男孩”推行私有化计划，这一数字已降至24家。金融系统也出现了同样的模式，智利国有化银行被出售给私人买家，国际贷款机构允许重新进入，之前的利率规则被废除了，允许银行自由设定条款。政府开始削减开支，主要对基础设施、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预算进行了大幅削减。20世纪80年代，唯一受芝加哥经济学派教育的经济学家里卡多·弗伦奇-戴维斯对该项目持批评态度，他称其为全球“极端市场经济模式最杰出的案例”。

最初的成效喜忧参半。智利取消了香烟和鸡肉等商品的配额，开放了贸易的大门，将进口税从90%降到了10%，这样一来，来自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商品就突然变得买得起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也扩大了（相机进口增加了200%，收音机进口增加了870%，电视机进口增加了9000%）。然而增长要比预期差得多：经济增长略低于3%，虽然好于阿连德执政时期，但仍低于该国的长期平均水平。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第一个十年以一场严重的衰退而告终。1982年，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了拉丁美洲，由这些超级明星经济学家管辖的智利，表现最差。产能下降了14%，制造业萎缩了14，失业率上升至27%。尽管经济衰退，但当年物价仍上涨了20%以上，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完全回到了1973年的水平。由于找不到工作和住房，许多搬到圣地亚哥找工作的智利人，只能住在首都郊区的临时帐篷里——就像杰西卡一家住的那种。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第一个十年的经济低迷和最后经济的崩盘皆归因于一个国家开放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初期阵痛，而“芝加哥男孩”没有因此受到困扰而继续向前推进。养老金制度、教育、医疗卫生和保障性住房等领域，都经历了分权、减少政府控制和私有化。最终智利的经济开始繁荣起来，1985—1997年的年均增长率为7%。如此快速的经济扩张会加剧通货膨胀，但智利物价上涨的幅度很小而且很稳定。智利之前在投资和出口率上是落后于其他南美洲国家的，但现在却成为南美洲最好的国家。像秘鲁和厄瓜多尔这样长期以来在经济上与智利具有可比性的邻国，却被甩在了后面。阿根廷，一个历史上非常富裕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的收入几乎是智利的两倍，但到了1996年，圣地亚哥超过了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智利的经济奇迹

计划书的前几页就明确阐述了这一目标：“这个项目包括保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高速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措施。”这个建立在增长颂歌上的国家开始赢得国际赞誉。早在198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新闻周刊》上撰文称：“智利是一个经济奇迹。”尽管当年经济发生了崩溃，但随之而来的显著增长则意味着这一赞誉保持住了。到20世纪90年代末，智利已经成为驻华盛顿特区和日内瓦的国际官僚的宠儿，这些国际官僚为各国的增长、发展和贸易提供建议。他们还为庆祝智利的腾飞举办了一场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智利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最后冲刺阶段”；世界贸易组织称，自由贸易使智利成为“最具韧性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本450页的书来介绍这个“先驱”国家，并建议其他国家效仿智利的“可复制经验”。

“芝加哥男孩”认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于提高了最贫困人口的收入，降低了贫困率。智利在这方面确实如此，1987年的官方数据显示，有45%的智利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意味着他们的收入低于满足食物、衣服和住所等基本需求所需的收入水平），17%的智利人被记录为贫困人口（这意味着他们买不起食物）。到2000年，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比例已降至20%，被记录为贫困人口的比例也降至6%。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份，贫困人口的减少是最多的，而在经济萧条的年份却是最少的。国家统计数据上的这些改善反映了人们生活的真实改变。当被问及经济增长的好处时，市场上的一名摊主说：“孩子们过去常常赤脚跑来跑去。现在他们有鞋穿了。”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这一事实虽被认为是一个障碍，但并不是根本性的问题。来自绿树成荫的拉斯孔德斯的罗尔夫·卢德斯说：“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是关键问题。”智利的那些“奇迹”年份表明，随着一国经济日益富裕，这些对收入不平等的争论至关重要的措施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1973—1980年，智利最贫穷的那10%的人群的收入增加了，所以从“绝对”意义上看，他们的生活更富裕了，这就解释了贫困人口数量为何显著下降。但同一时期，高收入增长得更快，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的工资在此期间从智利平均收入水平的7倍飙升至将近35倍。智利的“馅饼”现在变得更大了，但是除了最富有的10%的人群以外，其余每个人所分得的却减少了。从“相对”意义上看，低收入的人群的情况变得更糟了。

对“芝加哥男孩”来说，贫困人口减少的事实证明了他们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效的。圣地亚哥曾经是一个贫困区域的孩子们赤着脚奔跑、许多家庭住在帐篷里的城市，后来它变成了一个孩子们有鞋穿、人们住在房子里的城市。与此相对的是，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付出的。虽然他们对收入不平等的看法可能有些严苛，但芝加哥经济学派有另一项他们认为可以帮助底层人民的伟大计划。作为受芝加哥经济学派思想启发的蓝图，计划书包含了很多关于确保机会平等的措施将如何释放智利“内在潜力”的讨论。

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是，在教育政策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意味着获得学位变得更加容易。这种想法认为，高等教育的好处主要是针对毕业生的，因此不应该再由国家资助。相反，助学贷款应该更加慷慨，这样来自贫困家庭的年轻人就可以自己负担学业。由于天才是均匀地分布在整个社会的，所以增加贫困人口受教育的机会将有助于利用智利的潜在人力资本。这将是公平的，也会促进增长。大学管理部门被认为是过时和低效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建议中央政府把控制权下放给地方政客和大学本身。皮诺切特适时地给予地方立法者这些新的自由，并解除了对该部门的管制。

这样带来的结果是教育的繁荣。20世纪70年代，智利有8所大学，全部由政府资助。1990年，智利已经有60所大学，其中23是私立的，另外还有近250所专业技术学院。接受高等教育的智利人是原来的两倍多，在十年之内从12万人增长至近25万人。高等教育不再是免费的，但提供的课程变得更加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获得了学位。这种更多大学和更多学生的模式仍在继续，这似乎暗示着早在1973年蓝图中提出的机会平等目标已经被实现了。

如今，这些曾经在芝加哥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已经年过八旬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体系是完整、连贯和公平的。智利采用了他们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蓝图后迅速发展起来，贫困率的下降以及更多的大学入学机会都意味着教育机会的增加。尽管受到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赞扬，但在今天的圣地亚哥，“芝加哥男孩”的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成为定期示威游行的主题。“芝加哥男孩”对此感到困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工作不被认可。卢德斯表示，他不理解这些抗议：“这一定是出于嫉妒。”对于2011年的抗议活动，他们的导师阿诺德·哈伯格也感到困惑：“这是南美洲最好的经济体，但是人们却不欣赏它。”对于这些人来说，智利现代化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不明白人们在抱怨什么。

隐匿的城市阶级

圣哈顿景观

智利标志性的高档建筑是一座64层的塔楼——圣地亚哥科斯塔内拉塔。该塔高300米，同时也是拉丁美洲最高的建筑，让这座城市里的相对低矮的其他建筑相形见绌。科斯塔内拉塔一个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购物中心，这是南美最大的有六层的购物中心，它像磁石一样吸引了该地区梦寐以求的中产阶级（这个地方很受现金充裕的巴西游客的欢迎，商品说明都是同时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标出的）。当傍晚温和的灯光映照在它闪闪发光的蓝绿色玻璃上时，这座塔楼看起来就像纽约的天际线一样闪耀，拉斯孔德斯也因此赢得了“圣哈顿”的称号。塔楼的高度意味着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城市的任何地方，以及无论你住在圣地亚哥的哪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这座塔楼。

向南12公里的新14区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社区，这里没有坑纹混凝土、钢铁或玻璃，只有带有波纹铁皮屋顶的廉价建筑。对于这里的一些人来说，住房是基本的需求。40个家庭定居在一片废墟上，这里已经变成非正规的垃圾场，当地人都把垃圾倾倒在这里。居住在这里的人把这个地方改造成了一个小村庄，在一个用作社区大厅和厨房食堂的中央建筑周围搭建了临时住所，所有的家庭共用一台冰箱和煤气炉。

居民共同生活，社区大厅的墙壁上贴着各种重要的清单。一个是每日负责晚上守夜的值班表，上面写有名字和日期（这些家庭说他们要防止试图闯入的毒贩和瘾君子）。还有一份更长的清单——债务分类账簿，上面记录着以智利比索为单位的借据和非正规互换，以及食物和家务劳动交易的欠条。大厅外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和淋浴间，由所有家庭共用。公共浴室旁边有一堆垃圾，大概有2.5米高。远处的科斯塔内拉塔就像一块闪闪发光的铂锭。

无论是回收的还是借来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放在一起的。这种临时的生活方式，加上共享的公共空间以及家务的轮值，都使这个社区有了一种新时代嬉皮营地的感觉。但是新14区垃圾场的人并不是寻求一种新的离网生活方式的经济局外人，这里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在工作——在拉斯孔德斯和维塔库拉等富裕地区做着全职的工作。

圣地亚哥的新中产阶级

24岁的梅莉萨·内拉说：“我们之所以住在这里，是因为离工作地点近。”圣地亚哥是一个不断扩张的通勤城市，乘坐公交车去中央地区上班大约需要90分钟（新14区的名字取自多年前建立的一条新巴士路线的第14站）。梅莉萨说，智利确实有国家补贴的住房，但这些住房都位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人们无法乘坐交通工具上班。当人们下班回来时，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其他居民都表示同意她的说法。她说：“我们太有钱了，以至于国家根本不给我们补贴。我们被认为是中产阶层，而不是穷人。”他们接着都笑了。

塞尔吉奥·穆尼奥斯是一名胖乎乎的曼联球迷，我们在垃圾场见面时，他告诉我他43岁，他的妻子伯莎咯咯笑着说：“你44岁了，塞尔吉奥！”他在市中心的一家小商店做电工，每月收入40万比索（约600美元）。扣除纳税、养老金、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这意味着塞尔吉奥每月能挣到32万比索。伯莎在一个高档郊区做园丁。当我问她工资的时候，她看了看其他女人，她们都笑着喊：“最低工资！”（2018年智利的最低工资是25万比索。）这种模式在这里的夫妇中很常见。埃内尔·戈麦斯是一名回收铝制品和玻璃制品的工人，他穿着一件平克·弗洛伊德的T恤，每月的收入是42万比索，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是一家沙龙的造型师助理，和伯莎一样，她的工资也是最低的。这里的夫妻每月共同收入大约在70万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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