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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苏芬之战（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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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危机

第二章苏芬之战

游历芬兰

芬兰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北欧）国家，仅有600万人口，西毗瑞典，东邻俄罗斯。在一战爆发前的一个世纪内，芬兰还未成为独立国家，仅仅是沙皇俄国的一个自治大公国。那时候的芬兰一贫如洗，在欧洲内部不太受到关注，在欧洲以外更是寂寂无名。二战刚开始时，获得了独立的芬兰尚未摆脱贫穷，依然把农业和林业生产作为自己的经济重心。今天，芬兰因科技和工业举世闻名，并且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其国内人均收入水平可以和德国及瑞典相提并论。这个国家在安全方面的倚仗令人感到疑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社会民主政体，芬兰在长达数十年间与奉行共产主义的苏联以及如今的俄罗斯保持着良好的互信关系。芬兰国家特征的这种矛盾组合构成了选择性变革的一个突出案例。

假如你是第一次去芬兰旅游，而且想要了解芬兰人和他们的历史，那么，参观希耶塔涅米公墓会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希耶塔涅米公墓是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最大的墓园。在美国，牺牲的士兵通常被埋葬在位于华盛顿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和其他分散的军事墓地。与之不同的是，芬兰没有这种专门为牺牲士兵修建的军事墓地。为国捐躯的芬兰士兵被从战场上带回家，安葬在自己的小镇或是教区的公墓里。希耶塔涅米公墓中的一大部分地方被用于安葬赫尔辛基的烈士。从这片“荣誉之地”往下坡走，就是芬兰已故总统以及其他政治领导者的墓地，附近就是芬兰元帅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林（1867—1951年）的纪念碑。

当你走近希耶塔涅米公墓时，你会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自己完全看不懂街道上的告示牌（见插图2.1）。在除芬兰之外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即使你对那儿的语言一窍不通，也能分辨出其中一些词语，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语言，包括英语在内，同属印欧语系，而所有印欧语系的语言有许多相同的词根。哪怕是在立陶宛、波兰或冰岛，你也能看明白街道标语和广告牌上的个别词语。但你不太可能认得芬兰的文字，因为芬兰语是欧洲少有的几种和印欧语系完全不相关的语言之一。

接下来会让你有所触动的是，这片墓园设计得简而美。芬兰的建筑师和装修设计师享誉全球，他们总是能够知道怎么样用简单的方式产生让人惊叹的效果。第一次去芬兰的时候，我记得自己曾受邀进入其中一名房东家中的客厅，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我看过的最漂亮的房间！”后来回顾这一幕，我好奇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房间漂亮。要知道，那就是一个空荡荡的矩形空间，里面摆了几件简单的家具。然而，这个房间的材质和布局，还有那几件家具，都将芬兰的简而美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接下来，你也许会震惊于希耶塔涅米公墓里安葬或纪念的芬兰烈士的数量之多。我曾数过，那里有超过3000座刻有烈士名字的墓碑，一排连着一排，呈波浪状排列，这些都是遗体被找到的烈士的墓碑。与这些刻有名字的墓碑分开的，是一面大约4英尺高、几百英尺长的墙，墙身被分为55块，上面刻着另一些士兵的名字（我数了有715个），他们被列为“失踪人员”，因为遗体未能被找到并带回来。除此以外，还有一块无名联合墓碑，用来纪念那些在敌军监狱里牺牲的芬兰英烈。被埋葬在希耶塔涅米公墓中的烈士都是赫尔辛基人。在芬兰每一个城镇和教区的公墓里，都有这样的区域，安葬着在战场上牺牲的芬兰士兵。你会开始意识到，死在战场上的芬兰人竟是如此之多。

穿行在希耶塔涅米公墓的一座座墓碑之间，你会被墓碑上的文字震撼。当然，你可能看不懂墓碑上面的文字，因为都是芬兰语。但这世上大部分的墓碑，不管被安放在何处，用的是何种语言，一般都会记录下亡者的姓名、生辰、出生地，还有离开人世的时间和地点。在芬兰墓地的墓碑上，这些信息同样很容易被辨认出来。你会发现，墓碑上的死亡时间集中在1939—1944年，也就是二战期间，大部分的出生时间集中在1910—1930年。这就说明，正如你所料，这些士兵大多在20多岁就牺牲了。但你也会惊讶地发现，还有许多士兵是在50多岁的时候牺牲的，也有一些士兵牺牲的时候尚未成年。你会看到，约翰·维克托·帕尔斯滕（JohanViktorPahlsten），生于1885年8月4日，死于1941年8月15日，也就是他56岁生日后的第11天。克拉拉·拉帕莱宁（KlaraLappalainen），生于1888年7月30日，死于1943年10月19日，享年55岁。你还会看到，学龄少年劳里·马尔蒂·哈梅莱伊宁（LauriMarttiH?m?l?inen），生于1929年7月22日，自愿参战，死于1943年6月15日。牺牲时的劳里距离14岁生日还剩下5周时间。为什么当时芬兰军队招募的士兵不光有20多岁的青年，还有年过半百的男女，以及青少年（见插图2.2）？

观察这些墓碑，你可以注意到，上面记载的士兵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都比较集中。死亡时间集中在1940年2月末到3月初、1941年8月和1944年6月，死亡地点则集中在维普里，以及斯维里、卡累利阿地峡和伊罕塔拉等地，芬兰本地人会告诉你，后面那些地方就在维普里附近。你不由得会想：维普里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件吗？为什么有如此多的芬兰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丧命于此？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维普里曾经是芬兰的第二大城市，发生在1939—1940年冬天的那场残暴的战争，以及1941—1944年再次发生的战争，迫使芬兰将维普里以及其他共占芬兰领土110的地区一同割让给了苏联。1939年10月，苏联向波罗的海四国——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提出领土要求。芬兰是其中唯一拒绝了苏联的国家，尽管苏联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人口也几乎是芬兰的50倍之多。芬兰人深知双方实力悬殊，但还是进行了激烈的抗争，并最终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然而，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接下来的10年间因一连串的危机而遭受巨大挑战。希耶塔涅米公墓的墓碑上所记载的死亡时间正是芬兰人民伤亡最惨重的三个时期：1940年2—3月，苏军包围维普里；1941年8月，芬兰重新夺回维普里；1944年夏，苏军再次挺进维普里（见插图2.3和插图2.4）。

在与苏联的较量中，芬兰失去了近10万人，牺牲者大部分是男性。对现代的美国人、日本人和除芬兰人以外的欧洲人来说，如果他们还记得，发生在广岛、汉堡和东京的轰炸在瞬息之间分别带走了10万条生命，二战中苏联与中国各自损失了将近2000万人，那么，芬兰在5年间失去10万人看上去似乎没那么可怕。然而，当时芬兰的总人口不过370万，也就是说，死亡人数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近2.5%，占该国男性人口的近5%。这个比例放到今天的美国，便意味着在一场战争中失去900万美国人：这相当于美国在其240年的历史当中所有的战争死亡人数之和再乘以10。我最近一次去希耶塔涅米公墓是在2017年5月14日，那是一个周日。尽管公墓的烈士区所纪念的最后一名烈士（死于1944年）都已经去世70多年，但我仍旧看到许多的墓前放着鲜花，亲属们前来缅怀逝者。我停下来与一家4口交谈，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男士看上去不过40多岁。从年龄上推算，他们来缅怀的不会是自己的父母，而应该是祖父母或者曾祖父母了。当我向这位男士谈及那些络绎不绝的缅怀人群和持续不断的鲜花时，他解释道：“当时，每个芬兰家庭都失去了自己的家人。”

我在1959年的夏天第一次到访芬兰。那时候，芬兰和苏联的战争才刚结束15年，苏军撤出其在赫尔辛基近郊的军事基地也不过是4年前的事。我在芬兰的房东中有曾参加苏芬战争的退役军人和这场战争留下来的寡妇、孤儿，还有现役的芬兰士兵。他们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还有他们国家的近代历史。我学会了很多芬兰语，这使我的旅程变得更为顺畅，也让我明白这门精彩的语言对芬兰独特性的贡献，还使我陷入上一章提到的那场职业生涯危机。对于那些尚未有机会去芬兰的读者，我希望你在阅读下文的时候记住本书的危机与改变框架在芬兰的体现，具体包括：芬兰国家认同的力量与源泉，芬兰人对于自己国家地缘政治状况的超现实评估，以及因此而导致的选择性变革的矛盾组合（我在本章开头提到了这一点），还有芬兰在选择的自由、关键时刻来自盟国的援手以及可借鉴的他国应对类似危机的经验三方面的缺失。

芬兰的语言

芬兰人对斯堪的纳维亚民族有认同感，而且被看作是这个民族的一部分。许多芬兰人都拥有金发蓝眼，这一点跟瑞典人和挪威人很像。基因告诉我们，实际上，芬兰人有75%的斯堪的纳维亚血统，而仅有25%的东部血统。但是，地理位置、语言和文化将芬兰人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区分开来，而且芬兰人对这些差别引以为豪。先看地理位置，芬兰人对自己国家地理位置的描述反复强调两大主题——“我们是小国”，以及“我们的地理位置永远不会改变”。他们之所以会强调后一点，是因为芬兰与俄罗斯（或者是俄罗斯的前身苏联）之间的陆地边界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陆地边界都要长。从这个方面来说，芬兰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缓冲带。

欧洲有将近100种语言，但除了古老的巴斯克语和另外4门语言外，剩下的都属于印欧语系。这另外的4门语言包括芬兰语、与芬兰语相近的爱沙尼亚语，还有与前两种语言差别较大的匈牙利语和拉普语（又称萨米语），它们都属于芬兰–乌戈尔语族。芬兰语是一门优美的语言，也是芬兰人的国家自豪感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来源。芬兰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Kalevala）在该国国民心中的地位要远高于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英语国家人民心中的地位。在旁人看来，芬兰语很优美，说起来仿佛是在吟唱，但特别难学。其中一个难点在于它的词汇，因为芬兰语的词汇中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印欧语系的词根。因此，大部分芬兰词汇都需要你逐个去记。

芬兰语难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的发音和语法。k这个字母在芬兰语中十分常见：我有一本200页的芬英词典，其中以k开头的词汇足足占了31页。（试读一下《卡勒瓦拉》里的片段：“Kullervo，Kalervonpoika，sinisukka?ij?nlapsi，hivuskeltainen，korea，keng?nkautokaunokainen.”）我并不是说k这个字母不好，只不过芬兰语不同于英语，它有双辅音（比如kk），双辅音的发音和单辅音（比如k）是不一样的。正是因为这种发音特点，好几次我在用芬兰语发表简短的演讲时，我的芬兰朋友很难听懂其中的部分词语，但他们对我都很包容。不能把双辅音和单辅音区分开来有时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举个例子，芬兰语中表示“见面”的动词是只有一个p的“tapaa”，而表示“杀害”的动词是带有两个p的“tappaa”。所以说，如果你让一个芬兰人来跟你见面，但你不小心将p发成了双辅音，那么你很可能会小命不保。

芬兰语还有长元音和短元音的区别。比如，“边界”一词在芬兰语中是“raja”，其中第一个a是发短元音。但芬兰语中表示“腿”或“手臂”的单词是“raaja”，这里边的第一个a则是发长元音。我因此还闹了个误会：在芬兰国家公园边界附近的时候，我打算谈谈边界，却把第一个a发成了长元音。芬兰语中的三个元音a、o、u均有两种形式，发音部位靠近口腔后方，即发成后元音时分别写作a、o、u，发音部位靠近口腔前部，即发成前元音时分别写作?、?、y。在单个词当中，这三个元音要么都是后元音，要么都是前元音，这就是元音和谐定律。举例来说，我经常会说的“夜晚”一词在芬兰语中是“y?t?”，只有前元音，而“河床”一词在芬兰语中是“uoma”，只有后元音。

要是你觉得德语的4格变位或者拉丁语的6格变位让你摸不着头脑，芬兰语的15格变位估计会把你吓到，其中有很多格都发挥着英语中介词的作用。我第一次游历芬兰的时候，最开心的时刻之一就是，一位因不会说英语而只能用芬兰语和我交流的芬兰士兵教我芬兰语中的6个方位格。这些方位格分别对应着英语中的介词on（在……上面）、off（远离……）、onto（到……上面）、in（在……里面）、outof（在……外面）和into（进入……里面）。只见他指向一张桌子（“p?yt?”），在桌子上面（“p?yd?ll?”：元音和谐！）有一个杯子，在桌子里面（“p?yd?ss?”）有一颗钉子；他移动杯子，把杯子放在桌子上面（“p?yd?lle”），又把杯子从桌子上拿走（“p?yd?lt?”）；他把钉子嵌进桌子里（“p?yt??n”），又把钉子拔出来（“p?yd?st?”）。

在其他格中，最容易将外国人绕晕的是宾格和部分格。拉丁语和德语中没有部分格，直接宾语全都通过宾格来表达：英语里面的“Ihittheball”（我击球）对应的是德语里面的“ichschlagedenBall”。但在芬兰语中，当你要使用一个直接宾语时，你得决定你的动词所表达的动作的对象是整个宾语（那就要用宾格），还是只是宾语的一部分（那就要用部分格）。要决定你击的是整个球还是球的一部分可能还比较简单。但是，当宾语是一个抽象名词的时候，要决定用宾格还是部分格就有些难度了。比如，你有一个想法，用芬兰语表达这句话时，你需要想清楚这个想法完不完整，因为这决定了你应该用宾格还是部分格。1959年我在芬兰时的房东中有一个瑞典裔芬兰人，他的母语是瑞典语，但能说一口流利的芬兰语。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在芬兰的任何一个政府机构找到工作，因为这个国家所有的政府机构岗位都要求应聘者同时通过芬兰语和瑞典语的考试。这位朋友告诉我，在20世纪50年代，只要在选择宾格和部分格的时候弄错一次，考试就过不了，也就得不到政府机构的工作。

所有这些特点使芬兰语成为一门别具一格的美丽语言，它是芬兰民众的国家自豪感的源泉，除了芬兰人，几乎没有人会使用这种语言。以芬兰语为核心的国家认同，让众多芬兰人愿意在苏芬战争中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

构成芬兰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还包括这个国家的作曲家、建筑师、设计师，还有长跑运动员。芬兰音乐家让·西贝柳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芬兰的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在全世界都很有名。（美国读者可能会想到圣路易斯拱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还有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TWA航站楼，它们都是由芬兰裔建筑师埃罗·沙里宁设计的。）一战结束后，作为胜利者一方的协约国建立起许多新的国家（包括芬兰在内），在这些国家中，芬兰因为拥有音乐家西贝柳斯和最有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被称为“芬兰飞人”的长跑运动健将帕沃·鲁米而独树一帜。在192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鲁米一举获得1500米田径比赛的冠军，并创下了奥运会纪录；紧接着，一个小时以后，他又赢得了5000米长跑比赛冠军，并刷新了纪录；两天后，他又夺得了10000米越野赛的金牌；第二天，他再次斩获3000米长跑比赛的金牌。鲁米的一英里跑世界纪录保持了8年之久。于是出现了这么一个说法：鲁米和芬兰其他的田径运动员“把芬兰跑进了世界地图”。这一切成就让芬兰人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独特性，产生了国家认同，并且在苏芬战争中面对苏联的压倒性优势仍能保有抗争的意志。

1939年之前的芬兰

数千年前，还是史前时期的时候，第一批说芬兰语的人开始在这片大陆安置下来。芬兰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大约1100年，即第一次出现关于芬兰的详细书面记载时，自此之后，芬兰一直是瑞典和俄国的争夺对象。大部分时候芬兰都是处于瑞典的控制之下，直到1809年，俄国吞并芬兰。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俄国沙皇允许芬兰拥有较大的自治权，芬兰可以有自己的议会、执政班底和货币，而且俄国没有强迫芬兰人使用俄语。但是，1894年，尼古拉斯二世即位，成为新沙皇，他把可恶的尼古拉·博布里科夫（在1904年被一名芬兰人刺杀）任命为芬兰大公国总督，俄国开始对芬兰进行压迫性统治。于是，在1917年年末，一战即将结束，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芬兰宣布独立。

芬兰的独立导致了艰苦的芬兰内战。一方是被称为“白军”的保守政府派，由在德国受训的芬兰部队组成，并受到在芬兰境内的德军协助。他们的对手是芬兰共产主义势力所代表的“红军”，以及仍驻扎于芬兰境内的俄国部队。1918年5月，出于巩固胜绩的考虑，白军射杀了近8000名红军，还有20000名红军被困在集中营里，在饥饿和病痛之中死去。要是以一国平均每个月被杀害的国民人数占国民总人口的比例来算，芬兰内战是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之前，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内战。这场内战很可能会给这个年轻的国家埋下分裂的祸根，但幸好芬兰国内势力迅速进行了和解，幸存的左翼红军重新获得了完整的政治权利，在1926年，一名左翼人士还成了芬兰的首相。然而，有关内战的痛苦记忆使芬兰对俄国心存恐惧，因此影响了之后芬兰对苏联的态度。

20世纪20—30年代，芬兰始终对由俄国发展而成的苏联感到畏惧。两国在意识形态上不同：芬兰是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则是共产主义国家。芬兰人难以忘记最后一代沙皇治下的俄国对芬兰的压迫，他们害怕苏联会想要重新夺回芬兰。他们在担忧中目睹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掀起的阵阵腥风血雨。和芬兰最直接相关的事情是，苏联开始在其与芬兰国界线以东的一些荒无人烟的区域建设机场和铁路。这些铁路中有一条直达芬兰，终点是没有设置边界的森林中央，除了为入侵芬兰做铺垫，你想不到它还能有什么别的用处。

20世纪30年代，在曼纳林将军的带领下，芬兰开始强化军队和国防力量，这位将军曾领导白军赢得了芬兰内战的胜利。许多芬兰人在1939年的夏天志愿承担了巩固芬兰主要防线的工作，这道跨越卡累利阿地峡的防线被称为“曼纳林防线”，它把芬兰东南部与最近的苏联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分隔开来。当德国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重整武装，并且与苏联越来越呈现出相互对抗的姿态时，芬兰试图维持一种中立的外交政策，忽略来自苏联的威胁，期盼这种威胁不会变得具体化。与此同时，苏联对它这个在内战中借助德国的力量打败国内共产主义势力的资产阶级邻居持怀疑态度。

芬兰有充分的地理和历史原因对苏联心存忧虑，同样地，苏联也有充分的地理和历史原因对芬兰持怀疑态度。二战以前，两国的边境在列宁格勒以北仅30英里的地方。早在1918年，德国军队就已进驻芬兰对抗共产主义势力；英法两军更是在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进入芬兰湾，对圣彼得堡进行封锁或进攻；18世纪初，法国曾在赫尔辛基港建造了巨大的堡垒，以准备进攻圣彼得堡。20世纪30年代后期，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德国会在希特勒的领导下扩张版图。希特勒在其自传《我的奋斗》中展望了德国东扩、吞并苏联的愿景。斯大林目睹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1938年3月吞并了奥地利，在1939年3月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开始对波兰造成威胁。斯大林提出，在波兰防务上要共同合作，应对来自德国与日俱增的威胁，法国、英国和波兰都拒绝了这个提议。

1939年8月，希特勒和斯大林突然停止敌对，并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又被称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这一系列举动震惊了芬兰，也震惊了其他国家。芬兰人怀疑，这份条约中包含了分割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后来被证明确实如此），其中德国承认芬兰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该条约签署后，德国马不停蹄地对波兰进行了突袭，几周之后，苏联入侵了波兰东部。可以理解，斯大林想要将苏联的国界尽可能地向西推移，以应对德国不断增强的威胁。

1939年10月，因仍然担心德国最终会发动攻击，苏联迫切地想把自己西部的边界尽可能向西推进。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提供的临时安全之下，苏联对邻近的波罗的海四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芬兰发出最后通牒。对于前三个国家，苏联提出的要求是在其境内设立苏联军事基地，并且苏军有自由出入这些基地的权利。允许苏军驻扎显然会使三国失去自卫能力，但弱小的它们认为自己挣扎无望，只好接受苏联的要求。到1940年6月，三国终未能免于被苏联吞并的命运。备受鼓舞的苏联在1939年10月初对芬兰提出两项要求。第一项要求是，苏芬两国在卡累利阿地峡的边界必须要撤到离列宁格勒更远的地方，这样列宁格勒就不会被他国（例如，1918年在芬兰驻军的德国）任意轰炸或据为己有。虽然芬兰自己不会袭击苏联，但苏联担心某些主要的欧洲力量通过芬兰打击自己，这也是现实的考虑。第二项要求是，允许苏联在芬兰南部海岸靠近首都赫尔辛基的地方建立海军基地，并要求芬兰割让位于芬兰湾的一些小岛。

苏芬两国之间的秘密谈判从1939年10月持续到11月。芬兰方面同意做一些让步，但远远没有达到苏联的要求，尽管曼纳林将军强烈敦促芬兰政府做出更大让步，因为他深知芬兰军队的弱势，并且（作为沙俄军队前中将）他很清楚苏联方面提出这些要求所出于的地理原因。可是，芬兰政府内部各方势力（包括左翼和右翼，即内战中的红军和白军）一致拒绝做出进一步妥协。1940年7月，英国一些政要支持向希特勒妥协以换取和平的做法。但在芬兰，所有的政党都支持国家政府做出的拒绝向苏联妥协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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