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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印度尼西亚年轻国家的崛起（第2页）

可是，这三股势力彼此孤立且各自方向不同。尽管苏加诺倡导的“有领导的民主”仰仗他本人和军队之间的结盟，他同时也不断增强自己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间的盟友关系，以平衡军队的势力。印度尼西亚华裔对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反华情绪十分警惕，以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到了中国。可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在不断加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并且宣布自己很快就会制造自己的原子弹，这令英美两国感到惊恐。印度尼西亚军方内部开始出现分裂，有的人选择支持苏加诺，有的人选择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还有一些人希望军方击垮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了弥补自己在军事方面的弱势，1965年，在苏加诺的支持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武装农民和工人，在明面上将他们编列为除海、陆、空、警之外的第5支国家武装部队。据闻，出于惊惧，反共派陆军军官设立了将军理事会，以应对明显不断增强的共产主义威胁。

这场三方博弈在1965年10月1日凌晨约3点15分达到高潮，两支陆军部队在左翼司令员的带领下，连同2000名士兵发动了政变，并专门派遣小分队分别前往7位将军（包括陆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部长在内）的府邸将其抓获，明令要把他们活捉并带到苏加诺总统跟前，好说服苏加诺总统对将军理事会进行镇压。10月1日早上7点15分，政变领导者控制了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中央广场一侧的电信大厦，通过印度尼西亚电台发布了一条广播，宣布开展“9·30”运动，声称运动的目标是保护苏加诺总统，先发制人地击破一场由腐败的将军所谋划的政变，并称那些将军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人手中的工具。到当天下午2点，政变领导者又陆续发布了三条广播，随后便一直悄无声息。请注意：虽然1979年我所下榻的那家印度尼西亚酒店大堂的绘画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场共产主义政变，实际上发动政变的不是共产主义分子，而是印度尼西亚的陆军部队。

可是，这场政变显然并未经过周密策划。那7支被派去劫持将军的小分队没有经过训练，他们慌张不安，战战兢兢，直到最后一刻才拼凑而成。他们也没有针对此次行动进行事前演练。最重要的两支小分队被派去劫持（而不是杀掉）印度尼西亚的两位级别最高的将军，可带队的竟是毫无经验可言的初级军官。这些小分队最后将3位将军杀死在各自的家中，其中2位遭到枪击，1位死在刺刀之下。还有位将军成功地从自家大院的后墙逃走。正如那家酒店大堂的其中一幅绘画所展示的画面，小分队不小心射中了这位将军5岁的小女儿，还杀掉了他的副官，因为小分队错把副官当成了将军本人。（为了简便，我接下来还是会用“7位将军”的说法。）小分队仅成功活捉了余下的3位将军，然而他们接着还是把人给杀掉了，没有听从指挥，让他们活着去见苏加诺。

尽管政变的组织者里面有一人是苏加诺总统私人保镖队的队长，他的职责是全天候知悉苏加诺的所在，但他们还是没能找到苏加诺，因为当时苏加诺正在和某一个妻子（他共有4个妻子）共度良宵。政变组织者犯的一个致命错误是从未试图拿下位于中央广场一侧的印度尼西亚陆军战略后备队（简称Kostrad）的司令部，尽管中央广场余下的三侧都被政变军队控制住。政变组织者既没有坦克，也没有对讲机。因为他们在占领电信大厦的时候关闭了雅加达的电话系统，身处雅加达不同地点的政变组织者只能用派遣信使走街过巷报信的方式试图进行沟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政变的组织者无法为驻扎在中央广场上的士兵提供水和食物，结果，大批又饥又渴的士兵因此走散。另一支军队去往雅加达哈利姆空军基地，到那里后发现大门紧闭，只好在外面的大街上滞留了整个晚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者显然是这场政变的组织者之一，他却未能协调党内其余成员的行动，因此印度尼西亚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者起义。

陆军战略后备队司令是在苏加诺之后，第二位影响了印度尼西亚历史进程的、具备非凡特质的领导者。他叫苏哈托，和苏加诺的名字很像，容易让人混淆。他是爪哇人，也是一名老练的政治家（见插图5.2）。与苏加诺相比，苏哈托的不同点是，他比苏加诺要年轻20岁（苏哈托生于1921年，逝世于2008年），也并未在反抗荷兰殖民政府的斗争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而且在1965年10月1日早上之前，他鲜少被印度尼西亚的军队圈子以外的人关注。当天一大早，苏哈托得知了起义的消息，他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同时争取时间，试图弄清楚瞬息万变、令人迷惑不解的事态进展。他传召驻扎在中央广场上的两支军队的司令员，让他们到陆军战略后备队的司令部里见他，在那里，苏哈托告诉这两名司令员他们正在造反的事实，并要求他们听令于自己，两人照办了。政变的组织者以及与苏哈托一样对事态发展之快搞不清楚状况的苏加诺，现在聚集在哈利姆空军基地，因为空军是印度尼西亚武装势力当中最认同共产党人的分支。苏哈托派出可靠的部队控制电信大厦，随后通过最小规模的对战成功掌控哈利姆空军基地。当天晚上9点，苏哈托通过电台广播宣布自己目前已控制印度尼西亚陆军，将摧毁“9·30”运动，并将保护好苏加诺总统。政变的组织者纷纷逃离哈利姆空军基地和雅加达，随后又乘飞机和火车逃往爪哇岛中部的其他城市，并在当地组织了其他的起义事件，部分其他将领因而遇害。不过，和雅加达起义的结果相似，其他地方的起义也都在一两日内便遭到效忠当局的陆军部队镇压。

大屠杀

时至今日，有关这场失败的政变，有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看似清晰的一点是，这场政变是两部分领导者合力造就的结果：一部分是一些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初级军官，另一部分则是一位或多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者。可是，为什么专业的军官竟毫无军事策划的技巧，发动这样一场计划不周、漏洞百出的政变呢？他们为什么不通过召开媒体发布会来获取公众支持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参与这场政变的人仅限于那几个领导者吗？其他人有没有可能也参与策划并支持了这场政变？为什么政变的组织者没有将苏哈托列入要劫持的将军名单里？为什么政变势力没有控制中央广场另一侧的陆军战略后备队司令部？苏加诺总统事先知道这场政变吗？是不是反共派将军事先对政变就已知情，但故意任由其发生，好以此为借口实施事前制订好的镇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计划？

军方的反应速度之快让人觉得最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极大。在三天之内，军方司令员开展了一场宣传运动，为大范围抓捕和杀害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分子及他们的支持者这件事正名（见插图5.3）。1965年10月1日政变当天，在雅加达有12人被杀，加上第二天在爪哇的其他城市还有少数人遇害。这几起谋杀给苏哈托和印度尼西亚军方提供了实施大屠杀的借口。军方对这场政变的反应如此迅疾、高效，且范围如此之广，以至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对突发事件在短短几天之内做出的临场应对之策。相反，这必定是一个预谋已久的计划，只是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而发生在10月1日和2日的那场失败的政变正好提供了一个时机。

对于这场大屠杀，军方的动机来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印度尼西亚国内政治妥协的失败以及民主政府的崩溃，这集中体现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军方势力和苏加诺总统三方势力之间的斗争。军方看上去即将输掉这场斗争。作为印度尼西亚规模最大且组织得最好的政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足以威胁到陆军的政治权力，还有军队从国有企业攫取的钱财，以及通过走私及贪污获得的利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要把工人和农民作为单独的部队武装起来，这威胁到了陆军对军事权力的垄断地位。后续事件表明，苏加诺总统独自一人并不足以同陆军抗衡。不过，苏加诺希望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变成自己的潜在同盟，以制衡军队的实力。不仅如此，印度尼西亚军方本身就存在内部分裂，那些支持共产党的军官成为这场政变的组织者之一。因此，这场政变为反共派军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肃清自己在军队内部的政治对手。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崛起心怀警惕的陆军司令员早早准备好了应急计划，这一点都不令人意外，此次政变只是为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最佳时机。苏哈托本人是否早就参与起草了这个应急计划，还是他只是在最后一刻才接管其他人筹备好的军事占领行动（像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那样），这仍然是一个未知的问题。

1965年10月4日，苏哈托来到了一个在印度尼西亚语中被称为“鳄鱼洞”的地方，参与政变的小分队劫持并杀害几位将军后便把他们的尸体抛弃在这里的一口废井中。在摄影记者和电视机镜头前面，这些已经开始腐烂的遗体重见天日。10月5日，装着已故将军棺木的汽车驶过雅加达的街道，数以千计的市民前来送行。尽管执行谋杀任务的人实际上来自军队，但反共派军方领导者立马将责任全部推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身上。一场明显就是事先准备好的宣传活动立刻如火如荼地展开，目的就是制造出歇斯底里的气氛，警示印度尼西亚的非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生命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威胁，并且称那些共产主义者正在制作准备杀掉的人员的名单，而且手段极为残忍，会剜去人眼。还有传言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下设的女性组织使用性虐待和阉割等酷刑来对付那些被劫持的将军。苏加诺总统试图尽可能地淡化10月1日那场政变的影响，并且反对军方采取如此大规模的对策，可当时军方已经从他手中夺走了事态的控制权。自10月5日开始，印度尼西亚军方开始展开追捕行动，目的是消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所有相关组织的成员及其家属。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反应一点儿都不像一个刚刚策划过一场政变的组织。整个10月和11月，很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在被传唤到军事基地和警察局的时候并没有表示出不情愿，因为他们以为自己要面临的不过是被盘问一场，随后便会被释放。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本可以通过动员铁路工人去破坏火车，动员技术工人去捣毁军队车辆，号召农民封锁道路，以支持政变并阻挠军方的对策，但他们什么也没做。

因为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执行者不像二战集中营中的纳粹分子那样，对屠杀行为进行了详细的组织和记录，所以人们对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受害者数量至今仍十分不确定。最高的估计是大约200万人；被最多人引用的一个近代的估计数字是50万人，这个数字是苏加诺总统的真相调查委员会里的一名成员所提供的。印度尼西亚大屠杀中使用的杀人方式比起纳粹分子要原始得多：行刑者用大刀或其他手持武器将受害者一个一个杀死或掐死，而不是将好几百人关进毒气室一次性解决掉。纳粹分子会把尸体扔进特制大熔炉，印度尼西亚大屠杀中的行刑者则将尸体随意抛弃。无论如何，印度尼西亚在1965年和1966年发生的种种依然可以被列为二战之后全世界的大屠杀事件中最惨烈的。

人们通常误以为这场大屠杀的主要对象是印度尼西亚华人。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遇害者都不是印度尼西亚华人。这场大屠杀的对象是所有疑似共产党人的印度尼西亚人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华裔。人们还存在另一个误解，认为这场大屠杀是一次失去理智的、情绪不稳定的、不成熟的“杀人狂”群体的无意识行为。这里的“杀人狂”是指那些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疯狂杀人的人。不，我并未发现有任何证据指向印度尼西亚人天生情绪不稳或杀人成瘾。实际上，是印度尼西亚军方一手策划并安排了这场屠杀，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军方的宣传行动让很多印度尼西亚民众相信，他们必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去执行屠杀的指令。军方的屠杀行动尽管邪恶，但并非是不理性的：它的目的是摧毁军方最强劲的对手，并且确实做到了。

1965年10月底，苏哈托命令军中部分但非全部领导者效忠于他。苏加诺仍是终身总统，视他为印度尼西亚开国元勋的民众依然尊敬他，他在军官和士兵中依然受到欢迎，他的政治技巧依旧老练。苏哈托不能就这么把苏加诺推开，正如某些雄心勃勃的美国将军不能在我们深爱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总统的第二任期期间将他推开不用。

昔日，苏哈托曾被看作是一名富有成效的将军，但仅此而已。可是，现在他不断地展现出甚至已经超越苏加诺的政治技巧。他逐步赢得了其他军队领导者的支持，把那些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军官和公务人员换成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年半中，他一边佯作代苏加诺行事，一边慢慢地、谨慎地取代苏加诺。1966年3月，苏加诺被迫在一封信件上签名，将手中权力交给苏哈托；1967年3月，苏哈托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代总统，并在一年后取代苏加诺正式成为总统。他在这个位子上稳坐30年。

苏哈托

苏哈托并未像苏加诺那样去追求第三世界反殖民政治的议程，也没有对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外的地方展现出野心。他把关注点放在印度尼西亚的国内问题上。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苏哈托终结了苏加诺与马来西亚之间因加里曼丹岛而进行的武装“对抗”，让印度尼西亚重新加入联合国，还放弃了苏加诺实施的在意识形态上靠近中国的策略，并且出于经济和战略上的考虑促成印度尼西亚与西方的合作。

苏哈托本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丝毫不懂经济理论。所以，他将印度尼西亚的“官方”经济（相对于下文将会谈到的非官方经济）交到一帮颇有资历的印度尼西亚经济学家手中，他们当中有多人都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因此，这帮经济学家有了一个绰号——“伯克利黑帮”。印度尼西亚经济在苏加诺的统治下饱受政府开支赤字之苦，导致国家债台高筑，通胀率高企。就像是智利的案例中皮诺切特将军找到了“芝加哥男孩”，苏哈托的“伯克利黑帮”通过平衡预算，削减补贴，以市场为导向，减轻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债务和降低通胀水平来推动经济改革。抓住苏哈托弃用苏加诺式左倾政策的机遇，“伯克利黑帮”鼓励国外投资流入，吸引了来自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援助，用于开发印度尼西亚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矿产资源。

印度尼西亚的另一个经济计划机构便是军方。苏哈托宣布：“军队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深感兴趣，希望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面对巩固新秩序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倘若军队袖手旁观，便是一种失职，也是逆历史的召唤而行……军队拥有两大职能，一是作为国家的武装工具，二是作为达到变革目标的功能群体。”试想如果在美国，一位将军当上了总统，然后发表这样一番关于军队的言论，将会产生何种影响！事实上，印度尼西亚军方设立了一个平行军政府，这个军政府的预算和印度尼西亚官方政府的预算大致持平。在苏哈托治下，印度尼西亚有超过半数的市长、地方政府长官和省长都是军官出身。地方军官有权力以疑似“妨害安全”为由逮捕和拘留任何人。

军官们开始做起了生意，并且大规模贪污和敲诈，有的是想给军队找钱袋子，有的则是为了中饱私囊。虽然苏哈托本人没有招摇奢靡的生活习惯，但他的妻子和儿女皆因严重的贪污而臭名昭著。苏哈托的儿女甚至一分钱本金都没出，就通过做生意赚得盆满钵满。当苏哈托的家人被指控贪污时，他十分生气，坚持称自己的家人是通过商业才能获得新财富的。印度尼西亚人给苏哈托的妻子起了一个绰号叫“10%夫人”（或“提成夫人”），因为据闻她总会从政府合同中榨取10%的价值。苏哈托结束统治时，印度尼西亚是全世界贪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贪污遍布这个国家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比如，当我在印度尼西亚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工作的时候，另外一名也在那里工作的印度尼西亚朋友指着基金会驻当地办事处的一名主任，悄悄告诉我，这个主任的绰号是“贪污哥”：因为他不是普通的贪污者，而是超级贪污者。基金会的海外捐资方给这个办事处捐赠了一艘船，这艘船最后变成了他的私人物品。另外一个例子是非政府部门的贪污，在印度尼西亚时，出于工作需要，我经常在乘飞机的时候带很重的行李，这便会产生行李附加费。我逐渐习惯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每当我在印度尼西亚机场的国内航班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工作人员总会从柜台后面走出来问我要行李附加费，但他们会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而不是交给航空公司。

苏哈托用后来被称作“新秩序”的治理原则代替苏加诺的“有领导的民主”。据推测，“新秩序”的意思是要回归印度尼西亚1945宪法中的纯粹概念以及潘查希拉建国五大原则。苏哈托宣称自己要摒弃那些由印度尼西亚各党派带来的糟糕的改变。他眼中的印度尼西亚人松懈放纵、盲目自大、与虎谋皮，而且还没准备好进入民主的时代。在自传中，苏哈托写道：“西方式反对在潘查希拉民主中没有一席之地。在潘查希拉民主的国度里，我们认可以审议的方式使人民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不认可西方的那种反对模式。我们这里不承认基于冲突的反对和仅仅旨在标榜存异的反对……民主必须懂得纪律和责任，因为若是缺乏两者中的任何一项，民主只会意味着混乱。”

苏哈托的核心思想是：“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没有争议。”这一思想被应用在印度尼西亚人生活中的许多层面。在印度尼西亚，只有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意识形态，那就是潘查希拉，公务员和军队成员必须通过参加政府教化项目对其进行学习。当然，罢工是被禁止的，因为这种行为违反了潘查希拉原则。唯一可以被接受的种族认同就是印度尼西亚人，所以印度尼西亚华人不能使用中文书写，也不能保留自己的中文名字。要维护国家政治统一，亚齐、东帝汶、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和其他遥远区域的自治都是不被允许的。最理想的情况下，苏哈托更想实行一党制，但印度尼西亚政府如果想要取得国际合法性，就必须要有多党竞争的国会选举。不过，其中一个叫专业集团党（Golkar）的政府功能集团总是能以高达70%的得票率赢得选举，而剩下的其他政党则合并成为两大功能集团：一个是伊斯兰集团，另一个是非伊斯兰集团，他们总是在选举中落败。如此一来，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逐渐变成了一个集权国家，跟荷兰殖民政府统治下最后10年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唯一的区别是印度尼西亚现在的统治者不是外国人。

我在1979年于印度尼西亚酒店大堂看到的历史绘画传达出了苏哈托强调的思想：1965年那场失败的政变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阴谋，并且这一事件应当被视为印度尼西亚近代史的关键性时刻。每一年（现在依旧如此），在1969年设立的巨大的潘查希拉纪念碑（见插图5.4）前，印度尼西亚人都会举行一场庄严的仪式，既用于缅怀被视为“革命七英雄”的7名被害将军，又重新向潘查希拉建国五原则致敬。在纪念碑的浮雕上和毗邻的博物馆中，均描绘了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1965年发动的那场政变所开启的印度尼西亚后殖民历史。每年的9月30日，所有的印度尼西亚电视台都被要求播放一段由政府委托制作的长达4个小时的恐怖影片，影片讲述的是7名将军被劫持和杀害的故事，所有的印度尼西亚学生都要观看。当然，影片中没有提及被报复杀死的那50万名印度尼西亚人。直到12年后，也就是1979年，我开始到印度尼西亚工作时，大部分政治犯才终于得到释放。

在苏哈托的5年总统任期期满后，印度尼西亚国会一次又一次地让他再度当选。将近33年后，在议会宣布苏哈托将第7次连任印度尼西亚总统一职后不久，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5月出乎意料地迅速崩塌。有多个影响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一个因素是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导致印度尼西亚货币贬值80%，并因此激发暴乱。另一个因素是苏哈托本身，77岁高龄的他已经脱离了现实的轨道，失去了他的政治技巧，并且在1996年因妻子的离世而受到沉重的打击，因为他的妻子一直以来都是他最亲密的伙伴和支柱。当时，广大群众对苏哈托家族的贪污行为及其积累的财富十分愤然。苏哈托本身的成就创造了一个工业现代化的印度尼西亚社会，但这个社会中的人们不再能够忍受被认为无法自治。就像1998年“否决运动”之后的智利军政府一样，印度尼西亚军方显然意识到人民的抗议浪潮已势不可挡，苏哈托（就像当日的皮诺切特）应该在情况失控之前辞职。

1999年，苏哈托下台一年后，印度尼西亚举行了40多年后的第一场相对自由的选举。自此，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一系列选举，选民投票率比美国还要高：在美国，哪怕是总统选举，选民投票率也不过60%，而在印度尼西亚这一数据则高达70%~90%。反建制派平民佐科·维多多在2014年的印度尼西亚总统选举中获胜，曾任雅加达市市长的维多多在这场选举中击败了一名陆军将领。在如今的印度尼西亚，贪污行为有所收敛，而且有时候会受到惩治。

苏哈托的遗产

现在，我们来总结失败的1965年政变及随后成功的反政变行动所引发的危机和苏哈托政权的影响。消极影响很明显。最糟糕的便是50万名印度尼西亚人遇害，还有数以十万计的印度尼西亚国民被监禁长达10年以上。贪污行为严重拖缓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印度尼西亚军方没有拿走那么多钱来运营平行军政府，那么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会高很多。上行下效，贪污行为遍布整个印度尼西亚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包括航空公司的员工）。因为苏哈托认为自己的国民没有自治能力，印度尼西亚人民学习如何进行民主自治的机会被推迟了好几十年。

从1965年的政变事件中，印度尼西亚军方得出的感悟是，唯有使用武力和杀戮方可获得成功，试图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人民的不满。这种杀戮性的军事镇压政策让印度尼西亚在新几内亚岛和苏门答腊岛等地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在东西两端分别被葡萄牙殖民者和印度尼西亚统治的帝汶岛。1974年，葡萄牙殖民者正打算离开这块最后的殖民地，从地理位置上看，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东帝汶将会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新省份，毕竟印度尼西亚早已接纳了许多拥有不同文化、语言、历史的省份。当然你可以反驳说，一个国家的边界不单单由地理因素决定：加拿大不是美国的一部分，丹麦也不是德国的一部分。但东帝汶与加拿大或者丹麦没有可比性：它不过是一个岛群当中的一座小岛的东半部分，剩下的部分全部属于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军方只要用上一点点战术，或许就可以通过谈判，在保留东帝汶部分自治权的情况下将其并入印度尼西亚。可相反的是，印度尼西亚军队对东帝汶采取了入侵、屠杀然后吞并的手段。迫于国际压力，在苏哈托之后继任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哈比比于1999年8月就东帝汶的独立批准了一场公投，这令印度尼西亚军方感到恐慌。在那个时候，当地人显然压倒性地支持独立。于是，印度尼西亚军方组织起拥护印度尼西亚的民兵，再次挑起杀戮，强行将东帝汶人撤离到印度尼西亚统治下的西帝汶，并且将这个刚刚独立的新国家焚烧殆尽——当国际部队试图在此恢复秩序，而东帝汶也终于夺回主权，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只剩一片瓦砾废墟。东帝汶人付出了代价，它失去了全国14的人口，而幸存者在此建立起亚洲最贫困的迷你小国，其人均收入仅为印度尼西亚的16。印度尼西亚人也付出了代价，现在从他们国土的中央分裂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且这个国家的主权中包括一片可能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海床，而这一切已不再属于印度尼西亚了。

现在，通过对苏哈托政权的影响进行详细叙述，我们似乎已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探讨了。但历史鲜少在我们面前展现纯粹的邪恶或者纯粹的良善，而我们应当诚实地去评价历史。尽管苏哈托政权在很多方面都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但它还是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的。苏哈托政府创造并保持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因贪污而被部分抵消（见插图5.5和插图5.6）。苏哈托政府吸引了外资流入，重点关注印度尼西亚的国内问题，而不是将精力挥霍在世界反殖民政治或是拆分毗邻的马来西亚上。苏哈托政府提倡计划生育，因此缓解了自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就困扰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最大的基本问题。（即使是在最偏远的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山村，我也看到了政府宣传计划生育的海报。）苏哈托发起了一场绿色革命，通过提供化肥和改良种子，大大地提高了水稻和其他粮食作物的产量，因而大大地提高了该国的农业生产率和印度尼西亚人的营养水平。在1965年以前，印度尼西亚承受着巨大的国家压力；今天，印度尼西亚没有明显的分裂风险，尽管它是由分散的岛屿组成，领土横跨数千英里，拥有数百种方言且各种宗教共存，而这些都是极易导致灾难的因素。80年前，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并不把自己当作印度尼西亚人；如今，印度尼西亚人的国家认同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心中。

不过，有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和非印度尼西亚人都觉得，苏哈托政府对此没有一分一毫的功劳。他们认为，印度尼西亚在其他政权的统治下也很可能会获得同样的发展。这是一个有关历史的假设性问题，这样的问题没法得到确定的回答。

危机框架

印度尼西亚的危机是否适用于我们的国家危机分析框架呢？

印度尼西亚确实体现了选择性变革和划清界限（见表1.2中的因素3）的重要性。一方面，在界限之内，是那些时机成熟可以进行改革的主要领域。这些领域包括：苏哈托以军事独裁代替平民政府，他的继任者则扭转这一局势；苏哈托任用接受西方教育的经济学家，从而使印度尼西亚经济从倒退转向增长；还有苏哈托放弃苏加诺对第三世界政治领导权的追求。另一方面，在界限之外，是印度尼西亚在1965年之后仍旧保留如初的主要特点，包括国家领土的完整、对不同宗教较高的宽容度，以及非共产主义政府。这些延续的特点被苏加诺、苏哈托及其继任者认为是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观，当然例外情况是，苏加诺曾有和共产主义者结盟的意愿。

印度尼西亚案例中彰显的部分因素不利于这个国家解决遇到的危机。作为新独立出来的前殖民地国家，印度尼西亚成立之初在国家认同（因素6）水平上是十分有限的，它不像芬兰，在独立以前就已经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国家，除了1945—1949年的独立抗争，印度尼西亚无法从以往成功应对危机的历史中积累自信（因素8）。苏加诺总统未能做到诚恳、现实的自我评估（因素7），他相信自己有独特的才能，可以诠释印度尼西亚人民潜意识中的愿望。印度尼西亚军方中的许多（甚至大部分）军官的核心价值观，是愿意献出其他人的生命而不是自己的生命（因素11）。印度尼西亚的行动自由受到贫困和人口增长过快两大内部因素制约（因素12）。

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在解决危机上也拥有自己的优势。作为群岛，印度尼西亚像智利那样免受来自外部的制约，这点和芬兰不一样：自荷兰人离开后，再没有任何国家对印度尼西亚产生过威胁（再次涉及因素12）。“伯克利黑帮”的经济学家能够借鉴在其他国家已经得到充分试验的模型，对印度尼西亚经济进行改革，并实现经济增长（因素5）。在苏哈托以亲近西方的外交政策取代他前任的政策后，印度尼西亚从西方国家获得了大笔的投资和国外援助，得以重建经济（因素4）。

苏哈托确实时常展现出诚恳且现实的、极富权谋的自我评估（因素7）。在逐步推开深受印度尼西亚民众支持的开国元勋及首位总统苏加诺的过程中，苏哈托谨慎前行，每一步都计算好自己的得失，最终成功地取代了苏加诺，虽然这一过程花了一点儿时间。苏哈托的现实主义还表现为放弃了苏加诺所追求的超出印度尼西亚所能的外交政策雄心，他放弃了对马来西亚的游击战，也放弃了成为世界反殖民运动领导者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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