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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医卜相巫（第3页）

三是“禄命”之说。禄命之说，过去一般相传始于唐李虚中。后有人从“三刑六合”之说出现于贞观，推断此术实创辟自贞观年间。但从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汉代已经出现了讲究禄命的方术。禄命之术，其实也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讲“三命”，以太岁为主，自天干、地支、纳音三者，取用禄马贵人羊刃劫煞之类，而后以审五行刑合生剋；另一派讲“五星”，以身命为主，审生时所值七政、四余、迟速、合伏、向背、空实，以断吉凶，辨贵贱。

禄命之术，其要有二，即以“子平”为定体，以“五星”为变用。举以相术为例，富贵贫贱，部位大略一见可知，此为“子平”之局；至于气色、流年，则变动不一，此为“五星”之用。子平生剋是死数，一般方士可以童而习之，容易掌握，而五星气余、躔度变化却相对比较微妙，就非一般俗师村瞽所能测度。

推禄命之说，即使与术士交往颇密的士大夫，也对它持怀疑态度。如谢肇淛就从下面两个方面对其提出了质疑：其一，推禄命者，以年、月、日、时相配以定吉凶，然在明代，所用历法为夏正，故寅月属之今年，若建子、建丑，则十一、十二两月皆当属之明年，那么其生剋制化就必有所枘凿，而吉凶又何所适从？其二，人有同年庚日时，但贵贱却迥然不同。相传明太祖已定天下，募有与己同禄命之人，得江阴一人，召至，欲杀之。一见以后，不过是一野叟，问：“何以为生？”答：“惟养蜂十三笼，取其税以自给。”太祖笑道：“朕以十三布政司为笼蜂乎！”于是厚赐遣还。

李虚中所创禄命之说，以人生年、月、日所直干支，推人祸福死生。自宋以后，又增一“时辰”加以参合，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八字”。在明代，“八字”算命之术相当风行，即使瞽师村究，概能推生剋衰旺之数。据明人谢肇淛的记载，京山人曹子野，以禄命之术擅名一时。其说与一般的八字推命稍有不同，认为每运十年，不分干支。他说：“夫干属天者也，支属地者也，合则为用，离则为敌。岂有人之性命，五年行天上，五年又行地中者乎？”此外，岳州李蓬头，也以算命之术名闻天下，据说其术还胜过曹子野。

传统的禄命之说，其破绽在于既称为“命”，那么就应该一定不易，或凶恶而富寿，或良善而穷夭。但在《乐善录》一类的善书中，却又说人们可以通过行善或是行恶而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所谓的命可以“因生平作为而转移”。正因为此，明代的歌曲就对“命士”作了必要的讽刺，认为“八字”无法推详，应用“九字”。

这无疑也是明人不信命士的一种实录。

四是拆字算命。据传统的说法，方术中的拆字一派，始于蜀人谢石。明代《天中记》一书述谢石之术甚详，在此不赘。后人如果称人擅长拆字算命，就说“工谢石之术”。不过，据岳轲《桯史》，南宋淳熙年间，拆字方士就与岳飞有交往，可见拆字并不始于谢石。

明代万历年间，最著名的拆字先生当为马守愚。道书有言：“丹经万卷，不如守一愚马。”守愚之名，义本于此。关于他拆字算命的本事，不妨试举一例：当时有人替别人做媒，拿“吉帖”二字问马守愚。守愚拆字道：“此姻事，已谐，以帖字巾傍横吉下，喜象也。然谐后且有忧，吉下口置巾上，宛然一吊字也。”

据说事后果然如此。其实，不过是巧合言中。时人说拆字算命能言中，多用“奇中”二字形容之，说明在“神奇”一义之外，尚有偶然性的因素。

除此之外，推命论相之术，在明代尚有相衣、相手、相押字、相门户诸术。

学有浅深，种类颇多，在此不再一一介绍。

由于相术的流行，相人之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与算命的方士交往，如滑县人吕朗，负相术，“数从蒲州王大司马游”；

或自己亲自钻研算命之术，而且颇有成就，如孙陞精于术数，曾通过生辰八字为张瀚推命。

此外，更有一些士大夫，通过对相书的研究，进而提出了比起“瞽伎”更高一筹的相术理论。如明人孙作就认为，相人之法，“论形而取舍之”，不过是“世俗瞽伎之见”。因此，他提出了相人所必须具备的“变”、“常”二法：“常者，人之所不见也。变者，人之所不知也。常犹可勉，变则号鬼神有不能知。”

显然，由于士大夫的参与，相术已并非仅仅是一种方伎，而是更趋缜密化、哲理化。

五地师与堪舆术

拿着罗盘，替人看风水，卜葬地，这类人在明代被称为“形家”、“葬士”、“地师”或“地理师”。而其看风水之术，则称“堪舆术”，或称“地理术”。

关于这些葬士的生活及其技艺，明人陈铎有一首《葬士》歌，刻画较为深刻，引述如下：

寻龙倒水费殷勤，取向佥穴无定准，藏风聚气胡谈论。告山人须自忖，拣一山葬你先人。寿又长身又旺，官又高财又稳，不强如干谒侯门。

从上面的歌曲可以知道，在明代，此类葬士也属于“山人”一类。而其主要的职责是替人“寻龙”，或者“佥穴”。所谓“寻龙”，这是因为葬地一般以生气为主，将这股生气之来龙去脉弄清楚，这是葬士的职责。大体说来，总是以寻得真龙为主，只有龙真，才能做到穴真。正是鉴于此，葬士所用之经，称“龙经”，在明代比较流行的是《水龙经》一书。寻龙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其终极的目的是为了“佥穴”。

风水之说，自古有之，应该说不始于郭璞。如《书》所谓“达观于新邑，营卜瀍、涧之东西”；《诗》也说“度其原隰，观其流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不过当时讲究风水，不过是用作建都之用，其目的是为了远水患、处原避溼、得土之宜，以使都城无浸淫之虞。而丧葬求吉地，则自樗里始。但在汉代，在丧葬方面还是不甚讲究风水。自郭璞著《葬经》一书，而后世人多惑于此说，甚至牢不可破。

郭璞《葬经》，其主要内容有二，而且也是在这两个方面，对后世的影响较为深刻。其一，《葬经》云：“神不可知，吾知有气而已。”可见，郭璞之说，主张以神、圣、仙、佛还其亲，不若以人还其亲。天地不死，赖有气在，中处为人，失气则死，得起则生。正如明人王思任所说，郭璞的葬术，可以概括为：“万物归于土，生于土者，在土为气，在地为理，气之所在，理即宫焉。葬乘生气，一言而蔽，地理矣。”

于是“风水”演变为“地理”。其二，郭璞创为“骸骨得气”之说，认为子孙可以得荫。其中心思想，可以用明人张瀚的话作一概括：“指某山为发源，指某山为过峡，至某山而凝结为穴；某山为龙，某山为虎，龙昂而虎伏；某山为牚，某山为案，牚欲有力，案欲有情；必如是乃延福泽，不然则否。”

于是“风水”演变为“龙经”。

自从郭璞创吉地可以福荫子孙之说，对后世影响颇大。其法大抵观势之变化，气之散聚，再济以时日之孤虚旺相，来定吉凶之应。此术分而成为两宗：一为“宗庙之法”。此派起于福建，其源甚远，至宋王伋而大行天下。其说主于星卦，如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争错，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剋之理。这一派之学曾在浙江有所传播，但在明代已很少有人使用。二为“江西之法”。

此派肇始于江西人杨松筠、曾文迪。至赖大有、谢于逸等人尤精此术。其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指龙穴、砂水的相配，至于其他拘忌则在所不论。在明代，大江之南的堪舆之士，大多遵行江西之法。至嘉靖年间，江西之法又稍有变化，其变起于张希谟。其法：以先天八卦定其体，以后天八卦流其用；气势为经，时日为用。融结之中，复取其和；和平之中，复审其变。有主宾，有克应，有有情、无情，藉此替人趋吉避凶。

明朝人多信地理、堪舆，死后，其家人大多贪求吉地。此风在民间颇盛，正如明人谢肇淛所言，“惑于地理者，惟吾闽中为甚，有百计寻求，终身无成者”；

张萱也说：“今俗过信堪舆，多停棺于土上，以砖石赘之。至数十年远，犹不瘗埋者。徽郡为甚。”

即使缙绅士大夫也莫不如此，

如明人郑瑄就说，“近世士大夫酷信风水”。为了证明这一论断，他还记载了下面一则笑谈：“余尝候一故人，堪舆家满座。余曰：‘近来玉皇上帝忙甚？’故人遽问何谓也。曰：‘人间贫富寿夭，仆仆然逐地师脚跟转，上帝那得不忙！”

倪岳为营求吉穴，将新安籍地师谢昌请到家中，并“馆谷于家，朝夕与论”。

甚至皇帝“寿宫”的选择，也要由地师卜选，如浙江永嘉人一骆姓地师，精于堪舆术，曾被荐到朝廷，替世宗卜寿宫，而现在的永陵，就是骆氏所卜。

明人王士性曾记江西人因人稠地狭而外出谋生之事，其中云：

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

可见，在明代，很大一部分方士，如从事堪舆、星相、医卜之类，多来自江西。

除了江西人之外，其他很大一部分从事堪舆的方士，则多来自安徽的徽州。

六巫师与民间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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