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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第2页）

韩成贵说好好好，你爱信就信吧。但千万要小心防备，别叫鬼子哪天又来村里骚扰时发现了！你知道鬼子为什么逮捕了那教士和几名信徒？怀疑他们是英美联军的情报员！若被鬼子发现，肯定也会怀疑你啊！

王文琪说你表示这份儿好意我才高兴。在河边听你说咱们的人没伤亡，我内心特别激动，所以急着回来祷告一番。

韩成贵说咱们的人没伤亡，是由于你汇报的情报准，我看与你的耶稣没什么关系，又不是他保佑着才没伤亡的。

王文琪说很可能正是因为有耶稣保佑着！鬼子一开始扫荡，我每天替咱们的人祈祷好几次！

他说罢笑了，显然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话。笑罢又说，有时候祷告祷告，心情会好受不少。

韩成贵被他的话感动了。由于感动，似乎也理解他偏信洋教的原委、缘由了，不由得轻轻拥抱住了王文琪。王文琪呢，则一动不动任他轻轻拥抱着，良久叹道：“唉，咱们多灾多难的国啊！”

第二天上午，十几名鬼子驾驶摩托驶入村中。其中一辆带斗的摩托车斗里坐着藤野。对于村人们，除了藤野，其他鬼子全都陌生，看去个个是县城里的鬼子。那些鬼子，此次却没凶神恶煞般地对待乡亲们。甚至也可以说，竟没骚扰乡亲们，只不过威逼一名乡亲将他们带到了王家破败的宅院前。王文琪正在院中的空场地指挥孩子们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村里就十三四个男孩女孩而已，从七八岁到十五六岁不等，都是王文琪的学生。他不但教他们识字，也给他们讲中国历史及历史人物的故事。自然，还教他们唱歌和做操。有个孩子听觉好，在他和别的孩子都没听到摩托驶来的声音时，那孩子已听到了，赶紧大声告诉了他。他刚垂下指挥着的双臂，孩子们的歌声刚一停止，摩托已停在院门外了。他还没来得及让孩子们四散开躲藏起来，藤野已率领鬼子们进了院子。孩子们都是见过鬼子的，也自然，每次见了鬼子没有不害怕的。这一次孩子们见到鬼子的情况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以往有父母在他们身边，并且差不多总是被全村大人们掩护在背后。而这一次除了他们的老师王文琪，没有第二个大人和他们在一起。猛然地看到一队鬼子出现在眼前，有一个还牵着大狼狗，他们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害怕了，纷纷本能地聚到了老师身旁。年龄稍大点儿的，也本能地将年龄小的掩护在背后。

王文琪万万没有料到藤野会率领一队非是炮楼里的鬼子兵出现在自己住的地方。他立刻就猜测到了，那肯定是些县城里的鬼子兵无疑，也立刻就明白，鬼子们肯定是冲着他来的，顿时心里七上八下，一颗心突突乱跳，因不知鬼子们会将自己怎么样而万分紧张。见藤野脸上尚无凶相，才稍稍镇定了一点儿。镇定也镇定不到哪儿去。唯恐孩子们万一受到伤害，自己根本无法予以保护。

藤野的皮靴照例乌黑锃亮，手套照例雪白。

他瞪着王文琪问：“王，你的，在干什么？”

王文琪说在教学生们唱歌。

藤野扫视着孩子们，又问王文琪在教唱什么歌。以上两句，都是用中国话问的。并且看得出来，他是在尽可能地将中国话说得像一个中国人在说。不仅如此，还要尽量说得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说。这一点不但王文琪看出来了，连孩子们也看出来了。孩子们看出来了这一点，恐惧心理稍微减轻。起初每一个孩子都在浑身发抖，有一个男孩儿已尿湿了裤子。

藤野是会说不少句中国话的。他的长官池田大佐老奸巨猾。按照老鬼子池田的要求，他这一级军曹们在进驻炮楼前接受过初级“支那语”培训。他们的教官灌输给他们的思想是——“中国”其实已不存在，只不过是无法统一、一盘散沙的“支那区”混战战场。既然如此，日军在这一地区的一切军事占领，也就不是侵略，而是为了这一地区的“长治久安”“共荣整合”。那么，完成“整合”之前，中国话就不配叫中国话。也不配叫“汉语”“华语”。因为“汉朝”是这一地区的一个古代概念，“中华”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当代现实。所以只配叫“支那区”“支那人”“支那语”。藤野的受训成绩挺不错，结束时获得了优秀证书，是他的军靴踏上中国的国土后受到的唯一一次表彰，被他自己视为第一份军人荣誉。然而，那毕竟不是战斗荣誉，故他自己又很清楚，是不足以在军中炫耀的。他一心想要抓住机遇，参与大战役，多立战功，迅速地由低级军官而升为高级军官。却一直没逢上什么参与大战役的机遇，任务仅仅是驻守一座炮楼。这令他特失意，也特郁闷。

来到韩王村抢粮那天，他觉得在王文琪这一个“支那人”的面前多少有点儿羞愧。一个“支那人”竟会将日本语说得那么好听，说出了一种低吟轻唱般的音乐美感，而自己们身为大日本皇军的成员，说出的日本话却像狼嚎狗吠！并且似乎个个都已根本不会像在国内那么以正常语调说本国话了。这不是挺丢大日本帝国的脸吗？所以他今天也要尽量将“支那语”说得好听一点儿。对于那厮，语调正常地说也就等于说得好听了。那是很难为自己的事，但他确实在尽量那样了。

日本人的“支那语”培训教官当初对他们进行培训时，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调来教他们的。一种是凶横威暴的语调，如说“浑蛋”“你的，狡猾狡猾的”或“你的，死啦死啦的”那种时候；另一种是团结的友善的语调，如说“很好”“你的，皇军的朋友的是”或“皇军大大地喜欢你”那种时候。按照老鬼子池田的想法，是希望部下以前一种语调说“支那语”的时候越来越少，以后一种语调说的时候越来越多。因为那将意味着，占领者不但占领了别国的领土，而且成功占领了别国的人心。将“支那地区”最终变成“日语地区”，前提是要用“支那语”打开“支那人”视皇军为敌人的心锁。这是老鬼子的理想主义侵略步骤。实际上当然恰恰相反，受过“支那语”培训的藤野们，以后一种语调说“支那语”的时候越来越少，即使对皇协军就是伪军们，以前一种凶横威暴的语调说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这是因为他们对伪军们恼怒起来的时候越发地多了。渐渐地，连藤野这样获得过“支那语”受训优秀证书的鬼子，起初那点儿“优秀”的老本儿也所剩无几了。他们动辄吼叫着说的，是一种“日语”与“支那语”相结合的话语，如“八格牙路，你的，死的不怕？！”

王文琪从藤野说话的表情、语调，立刻就将他那时刻的心理分析得八九不离十了。虽然还猜不到他率领十几名鬼子前来的目的，但估计不是凶残的目的，于是一颗七上八下的心完全镇定了下来。他用日语告诉藤野，这些孩子们就是他的学生，他刚才在教他们唱中国古代一位伟大诗人的诗词，他在日本东京大学求学时，协助自己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用日语翻译过那位叫李白的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诗词。而那一部诗集在日本甫一问世，不久便成了日本上流社会人士争相阅读和保存的诗集。藤野出身于日本草根阶级，家族中几代先人都是贫穷的农民，直到父亲那一代才奋斗成了日本小城里的底层人家。故他自幼怀有深深的出身卑微的沮丧，对日本上流社会也怀有又嫉妒又敬畏的复杂心理。那日在炮楼里的近距离接触和日语交谈，使王文琪从心理上了解了他这一名日军军曹。

藤野几乎是彬彬有礼地请王文琪让孩子们唱一首听听。王文琪又看出来了，藤野彬彬有礼的假面背后是狡诈，对方并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话。也许对方也在猜，说不定他刚才正在教孩子们唱抗日的歌。如果孩子们不会唱什么李白的歌，那就有了翻脸的理由。大出藤野所料的是，王文琪比他更加彬彬有礼地问，尊敬的太君，您是想听我的学生们用我们中国话唱呢，还是用日本话唱呢。

藤野听王文琪说前半句话时，顿时将脸一板。中国人口中说出“我们中国话”五个字，他认为是足以使他抓住了随之大翻其脸的理由。你认为你这个“支那人”替我驻扎的炮楼改过烟道，替我这名大日本皇军的军官按摩过肩腿，还帮我们炖过一锅小猪肉，告诉过我们做高粱米饭放碱才好吃、才胃不泛酸水比较容易消化，你就可以自认为你不是“支那人”而是“中国人”，你们“支那人”的话不是“支那语”而是什么“中国话”了吗？你头脑之中有着如此顽固的中国意识，你简直就该“死啦死啦”的！但听完了王文琪的后半句话，脸上板起来的肌肉一下子松弛了。

“你的，教他们，日语的唱歌？”——藤野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

王文琪说是啊太君，我们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诗词，用日本话唱那也非常好听啊！

藤野微微眯起双眼注视他片刻，又问你为什么用日语教你的学生们唱。

王文琪特真诚地说，我在日本一流高等学府求学八九年，我关于日本这个国家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民俗的知识，全都是我的老师们用日语传授给我的啊！日语是我的第二语言啊，我对日语的感情像我对国语的感情一样深啊！他镇定着并且审时度势着，谨慎着，这一次不再说“我们中国话”而说“国语”。

藤野脸上的肌肉不但松弛，而且重又呈现出彬彬有礼的表情了。他请王文琪快让孩子们唱来听。

近日，王文琪确确实实是用日语教他的学生们唱过中国古代诗词歌的，甚至还用日语教他们唱会了几首日本民歌。否则，他又怎敢那么问藤野呢？他用日语教孩子们唱歌这一件事，遭到过全村包括韩大娘在内的所有人的反对。韩大娘说：文琪啊，你不但往炮楼里给日伪军送好吃的，这么样那么样地讨好他们，巴结他们，还要教咱们的孩子用日本话唱歌，甚至还要教咱们的孩子用日本话唱日本歌，你是想要把咱们韩王村变成一个亲日村啊？王文琪说对啊大娘，我正是这么想的啊。当然不是真的亲他们，他们是禽兽兵，对咱们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当前呢，他们强势，咱们弱势，装出亲他们的样子，可以起到麻痹他们的作用，对于保存自己是一种好策略。如果咱们的孩子会用日本话唱日本歌了，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一唱，或许就会使咱们的孩子逃过刀砍枪杀之难的。为了进一步说服大家，他还给大家讲越王灭吴的中国历史事件。也讲“四面楚歌”的典故。尽管乡亲们理解了他的动机是良好的，但感情上仍那么难以接受。韩成贵就亲自去找了一次罗队长，将他的想法向罗队长汇报了。罗队长听后，沉吟良久，表示自己也做不了主。罗队长说，凡是咱们也同意了的事，王文琪那么做了，就不仅是他一个人所做的事了，而是代表着全村乡亲们的一种做法了，也是代表着我们这些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抗日的坚定分子的做法了。他前边的做法，是在身陷虎穴的情况之下做的。已经那么做了，情有可谅，我们应予理解。他后来主动往炮楼里送东西，是咱们同意了的，那就实际上是代表着咱们的做法了。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面对什么样的人物不解的质问和指责，咱们都得如实承认，也都得把指责替他担过来。但他现在要做的，老实说，究竟是对是错，对几分、错几分，对能压过错去，还是错必定压过了对，老实说，连我也难下结论了。告诉他先不要用日本话教孩子们唱歌，咱们明明做不了主的事不能瞎做主，得请示请示上级。罗队长遂请示了上级中共地委。地委也做不了主，又往省委请示。一级一级逐级请示，说明哪一级都认为王文琪的想法并不是毫无道理，也说明哪一级都挺重视。不久，不知省委哪一位领导反馈回来一项指示，大意是说既然王文琪这个人是可靠的，那么他的出发点当然是良好的。而既然出发点是良好的，又何必非要坚决反对？指示还认为，在韩王村所在的地区，即使有二三个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亲日的村子也不要紧，没什么可怕的。只要内心里有爱国情怀，有对日寇的仇恨，有坚决抗战到底的心志，表面怎么样只不过是表面嘛。抗日斗争日益残酷，在离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县城近的地方，在炮楼林立的地方，几乎可以说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的地方，如果有那么两三个村子被敌人认为是亲日村，而实际上又是爱国村的村子，对我们也是有利的。比如有利于掩护我们的情报联络员，有利于我们的伤病员能在距县城近的地方疗伤养病。甚至也有可能使敌人产生幻想，以为这一地区的中国人已经被彻底征服了，抗日意志已经被彻底瓦解了。果而如此，我们的抗日力量不是正可以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悄然凝聚和壮大吗？

上级毕竟是上级，站得高，看得远。有了上级高瞻远瞩的指示，大人们便一一打消了可能被疑为汉奸的顾虑。大人们思想通了，认识统一了，孩子们的思想却一时难通，王文琪这位乡村孩子王，又做了大量耐心的思想工作，孩子们才也终于与他统一了认识。统一认识归统一认识，平日里他所教唱的当然还是以抗战歌曲为主。至于日语歌曲，孩子们也不过就学会了唱几首而已。本就是出于自我保全之目的，王文琪适可而止。

这会儿，在藤野的“要求”下，王文琪命孩子们站成两排，指挥着用日语唱了一首李白的《静夜思》。而藤野和鬼子们站在孩子们对面，看着，听着，皆不动声色。

孩子们唱罢，藤野微闭双眼未做反应。

王文琪赔着小心问：“太君，您还想听吗？”

藤野点头。

于是王文琪又指挥孩子们唱起《兵车行》来。先用我们中国话唱，之后用日语唱。比之于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兵车行》字数长出十余倍，那区别简直可以说是小品文与中篇小说之区别。而且杜甫的《兵车行》气势恢宏，场面广阔，意境雄壮惨烈，具有史诗性，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些人，也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只要明白所唱的内容，想毫无感情地唱都是不可能的。孩子们当然是明白内容的，因为王文琪教唱时讲过的啊。既明白，又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鬼子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家园造成的破坏，给自己和亲人们造成的苦难，亦悲亦愤，唱得便情绪饱满。将中国的古典诗词当作歌用日语唱起来，非是一件简单之事，那得先将诗词用日语精彩地进行翻译。意译不行，那唱起来不好听。须翻译得合辙押韵，恰到好处地断出旋律感。而且，原诗又不曾被谱过曲，得王文琪自己来谱。翻译成日语，对王文琪不是太难的事。在文学语言的中译日或日译中方面，他具有堪称一流的水平。他是才子型的人，文艺爱好广泛，不但自幼喜欢过绘画、书法，也尤喜欢写作诗词骈赋。在日本，他也确实曾以善于俳句而受到老师的青睐。至于谱曲，对他更是兴趣颇大之事。起初他将《兵车行》译成日文，并谱曲之时，不过是当成一件屈辱而又应该做的事来做的。译和谱的过程中，自我要求越来越高，反复地改，反复地教唱，一边教唱还一边改，结果就逐渐地当成一次创作来进行了，当成是作品来完成了。可以这么说，当年他用日语译成谱就的那一首《兵车行》歌曲，若今日在北京的音乐堂排练了公演，有一二百男女歌者分了声部来几重唱，并有交响乐团伴奏，再打出巨大屏幕的投影背景，不被视为史诗性演出才怪了呢！

但在当年，在他家颓败的老宅的一处场地上，由十几名乡村孩子们来唱，自然是唱不出那种回肠荡气的效果的。

不过，因为孩子们唱得特别投入，藤野们还是听呆了。也可以说，是被“震撼”了。孩子们用中国话唱时，藤野们只不过无动于衷地看着听着而已。当孩子们开始用日语唱时，藤野们的表情渐渐由漠然而庄严而肃然了，又渐渐由庄然肃然而愀然而怆然而接近着凄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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