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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生日（第3页）

有一天，几十年后的一天，我偶然又从那座庙前走过，那儿已经不是学校了，庙门已被封死不知那老庙又派作了什么用场。忽然我望见那棵巨大的白皮松还在，在墙头和殿顶上伸开它茂盛的枝叶。我站下来，心想，我不见它的这么多年里，它一向就在那儿一块块剥落着鳞片似的树皮，滴淌着黏黏的松脂，是吗？那条小街几乎丝毫未改，满街的阳光更是依然如故，老庙里上课的铃声仿佛又响起来，让我想起很多少年时代的往事，同时我又想起那个可怕的孩子。那个可怕的孩子，他像一道阴影笼罩着我的少年时代，使种种美好的记忆都经受着它的威胁。

他把黏黏的松脂抹在我的头发上，那一次我不知深浅地反抗了。他本来长得瘦小，我一拳就把他打得坐倒在地上，但是他并不立刻起来还击，他就坐在那儿不露声色地盯着我。（我现在想，他是本能地在判断着我到底是强还是弱。现在我想，我很可能放过了一个可以让他“第一跟我好”的机会，因为我害怕了，这样他不仅不必“第一跟我好”，而且选定我作为他显示才能的对象了。那个可怕的孩子，让我至今都感到神秘、恐怖和不解。）我本来准备好了也挨他一拳，但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他站起来，挨近我，轻轻地但是坚决地对我说“你等着瞧吧”，然后他就走开了，立刻走到所有的孩子中间去说说笑笑了，极具分寸地搂一搂这个的头，攀一攀那个的肩，对所有的孩子都表示着加倍的友好，仿佛所有的孩子都站在他一边，都与他亲密无间。他就这样走到孩子们中间去并占据了中心位置，轻而易举就把我置于孤立了。孤立感犹如阴云四合一般在我周围聚拢，等我反应过来，那孤立的处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能够摆脱得了。现在我说起这件事还感到一阵透心的阴冷。他走到孩子们中间去了，我便走不进去了，我只好一个人玩。有好几天我都是一个人玩，走来走去像一只被判罚离群的鸟儿。我想要跟谁玩，甚至我一走近谁，那个可怕的孩子就把谁喊过去，就非常亲密地把谁叫到他那边去。我已经输了，我现在才看出所有的孩子都在那一刻输给他了，因为没有哪一个孩子愿意落到我的处境，没有哪一个孩子不害怕被孤立。那些天我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都是郁郁寡欢一个人呆呆地发愣。奶奶摸摸我的头——温度正常，妈妈看看我的作业本——都是五分。“怎么啦你？”我不回答，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但那个可怕的孩子并不就此罢休，他是个天才几十年后我将会懂得世界上确实有这样可怕的天才，他并不想还我一拳也并非只是想孤立我，他是想证明他的力量，让所有的孩子都无可选择地听他的指挥——但愿这不是真的，至少在一个少年身上这不是真的吧。但这是真的。也许生命到了该懂得屈服的时候了，也许我生命中的卑躬屈膝到了应该出生的时候了。那个可怕的孩子，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来试验我的软弱也试验他的强大了。这也许是命运所必要的一种试验，上帝把一个扁平的世界转动一下以指出它的立体、它的丰富，从而给我又一个新的但是龌龊的生日。那是在课堂上，当老师背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一道题的时候，那个可怕的孩子故意把桌子摇得哐哐响，老师回过头来问：“是谁？”那可怕的孩子马上指着我说：“是他！”不等老师说话，他就问几个最跟他好的孩子：“是不是他？是不是？”那几个孩子都愣了一下，然后有的高声说是，有的低声说是，有的不说话。老师可能不大相信，就叫起一个孩子来问：“是谁？”那是个平时最老实的孩子，但是他看看我，低声说：“我，我，我没看见。”老师看着我，可竟连我自己都不敢申辩，我又惊又怕满脸通红倒真像是被抓住的罪魁祸首。我看见那个可怕的孩子此时坐得端端正正，双手背后挺胸抬头，全力表现其对纪律的尊重，目光中竟流露着不容置疑的诚实。那天放学回到家，我勉强把功课做完，就又呆呆地坐着一声不吭，奶奶过来问我：“你到底这是怎么啦？”我哇的一声哭出来。奶奶说：“说，有什么事就说，哭什么呀？”我的屈服、谄媚、谄媚的愿望和谄媚的计谋，就在那一刻出生了。我抽抽噎噎地说：“我想要一个足球。”我竟然说的是：“我想要一个足球。”我竟然那么快地想到了这一点：“我想要一个足球。”奶奶说：“行，不就是一个球吗？”我说：“得是一个真正的足球，不是胶皮的得是牛皮的，我怕我爸我妈不给我买。”奶奶说：“不怕，我让他们给你买。”

因为那个可怕的孩子最喜欢踢足球。因为我记得他说过他是多么渴望踢一回真正的足球。因为我知道他的父母不可能给他买一个足球。

奶奶带我去买了一个儿童足球，虽然比真正的足球小一些，但是和真正的足球一样是牛皮制作的。从商场回来，我不回家，直接就去找那个可怕的孩子了。他出来，看我一眼，这一眼还没看完他已经看见了我手上的足球。我说：“咱们踢吧。”他毕竟是个孩子，他完全被那个真正的足球吸引了忘记了其他，他接过足球时那惊喜的样子至今在我眼前，那全部是孩子的真正的喜出望外，不掺任何杂质的欣喜若狂。他托着那个足球跑去找其他住在附近的孩子：“看哪，足球！”我跟在他身后跑，心里松快极了，我的预谋实现了。“看哪，足球！”“看呀，嘿你们看呀，真正的足球！”那个足球忽然把他变得那么真诚可爱，竟使我心中有了一丝不安，可能是惭愧，因为这个足球不是出于真诚而是出于计谋，不是出于友谊而是出于讨好，那时我还不可能清楚地看见这些逻辑，随着住在附近的孩子们都跑来都为我的贡献欢呼雀跃，我心中那一丝不安很快烟消云散。那个可怕的孩子天生具有组织才能，他把孩子们分成两拨，大家心悦诚服地听凭他的调遣，比赛就开始了。在那条胡同深处有一块空地，在那儿，有很长一段时期，一到傍晚，总有一群放了学的孩子进行足球比赛。那个可怕的孩子确实有着非凡的意志，他的身体甚至可以说是孱弱，但一踢起球来他比谁都勇猛，他作前锋他敢与任何大个子冲撞，他守大门他敢在满是沙砾的地上扑滚，被撞倒了或身上被划破了他一声不吭专心致志在那只球上，仿佛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东西。他有时是可爱的，有时甚至是可敬的，但更多的时候他依然是可怕的。天黑了孩子们都被喊回家了，他跟我说：“咱们再踢一会儿吧？”完全是央告的语气。我说：“要不，球就先放在你这儿吧，明天还给我。”他的脸上又出现了那种令人感动的惊喜。他说：“我永远第一跟你好，真的。”我相信那是真的，我相信那一刻我们俩都是真诚的。

但是，刻骨铭心的悲哀是：这“真诚”的寿命仅仅与那只足球的寿命相等。

终于有一天我要抱着一个破足球回家。

我抱着那只千疮百孔的足球，抱着一个少年阴云密布的心，并且不得不重新抱起这个世界的危险，在一个秋天的晚上，沿一条掌起了灯的小街，回家。秋风不断吹动沿街老墙上的枯草，吹动路上的尘土和败叶，吹动一盏盏街灯和我的影子，我开始张望未来我开始问这一切都是为什么。我想，那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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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与此同时，画家Z也正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从另一条小街上回家。也许那也正是画家Z走出那座美丽的房子，把那根白色的羽毛所包含的一切埋进心里，埋下未来的方向，独自回家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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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那也正是诗人L，在他少年时的一个夏天的晚上，独自回家的时刻。

每一个人或者每一种情绪，都势必会记得从这个世界上第一次独自回家的时刻。每一个人或者每一种情绪都在那一刻埋下命定的方向，以后，永远，每当从这世界上独自回家，都难免是朝着那个方向。

我写过一篇小说《礼拜日》。其中有一条线索，写一个老人给一个女孩子讲他少年时的一段经历。那像是我的记忆，但不是我的经历，我写那段经历的时候想的是诗人L，那是我印象中诗人的记忆。当有一天我终于认识了诗人L，我便总在想，诗人是在什么样的时刻诞生的？我和画家Z都找到了各自的生日，那么，诗人的生日是什么呢？我在《礼拜日》中朝诗人生命的尽头望去，我在《礼拜日》中看见一个老人正回首诗人生命的开端：

“我十岁时就喜欢上一个十岁的小姑娘，”老人对那个女孩子说，“现在我还记得怎么玩‘跳房子’呢。”

“我喜欢上她了，”老人对女孩子说，“倒不是因为跳房子，是因为她会唱一支歌。”

女孩子说：“什么歌？您唱一下，看我会不会。”

“头一句是——”老人咳嗽一下，想了想，“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唱歌，在她慈爱的眼里，隐约闪着泪光……”老人唱得很轻，嗓子稍稍沙哑。

“这歌挺好听。”女孩子说。

老人说：“那大概是在一个什么节日的晚会上，舞台的灯光是浅蓝的，她那么一唱，台下的小男孩都不嚷嚷也不闹了。”

女孩子问：“那些小男孩也包括您吧？”

“在那以前我几乎没注意过她。她是不久前才从其他地方转学到我们这儿的。

“那时候我们都才十岁。晚会完了大伙都往家走，满天星星满地月亮。小女孩们把她围在中间，亲声密语地一团走在前头。小男孩们不远不近地落在后头，把脚步声跺出点儿来，然后笑一阵，然后再跺出点儿来，点儿一乱又笑一阵。

“有个叫虎子的说，她是从南方来的。有个叫小不点儿的说，哟哟哟——你又知道。虎子说，废话，是不是？小不点儿说，废话南方地儿大了。小男孩们在后头走成乱七八糟的一团，小女孩都穿着裙子文文静静地在前头走。那时候的路灯没有现在的亮，那时候的街道可比现在的安静。快走到河边了，有个叫和尚的说，她家就住在桥东一拐弯。虎子说五号。小不点儿说哟哟哟——你又知道了。虎子说，那你说几号？小不点儿说，反正不是五号，再说也不是桥东。和尚说，是桥东，不信打什么赌的？小不点儿说，打什么赌你说吧。和尚说打赌你准输，她家就在桥东一拐弯那个油盐店旁边。小不点儿又说，哟哟哟——五号哇？和尚说五号是虎子说的，是不是虎子？虎子说，反正是桥东。小女孩都回过头来看，以为我们又要打架了呢。”

听故事的女孩子笑着说：“打架了吗，你们？”

老人说：“那年我十岁，她也十岁，我每天每天都想看见她。”

老人说：“那就是我的初恋。”

画家Z去找他的小姑娘时是在冬天，诗人L的初恋是在夏天，我想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季节的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差别与这两个季节的差别很相似。画家Z去找他的小姑娘时是九岁，诗人L的初恋是在十岁，我想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在这一岁上，但是他们生日的差别意味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世界，他们的命运便位于两个不同的初始点上。初始点的微小差异，却可以导致结果的天壤之别。人一生的命运，很可能就像一种叫做“混沌”的新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有着“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礼拜日》中的那个老人，继续给那个女孩子讲他少年时的故事：

老人说：“我每天每天都想着她。”

老人说：“她家确实就在桥东，油盐店旁边……站在桥头也能看见。我经常到那桥头上去张望。有一天我绕到石桥底下，杂草老高可是不算密。我用石笔在桥墩上写下她的名字，写得工工整整，还画了一个自以为画得挺好看的小姑娘。头发可是费了工夫，画了好半天还是画不像。头发应该是黑的，我就东找西找捡了一块煤来。”

“煤呀？！”听故事的女孩子咯咯地笑。

“有一天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小不点儿。我就带他到桥底下去，把那个秘密指给他看。小不点儿说，你要跟她结婚哪？我说，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他说行，还说她长得真是好看。我说那当然，她长得比谁都好看。然后我们俩就在桥底下玩，玩得非常高兴非常融洽，用树枝划水，像划船那样，划了老半天，又给蚂蚱喂鸡爪子草喂狗尾巴草，喂各种草，还喂河水，把结婚的事全忘了。”

“后来呢？”女孩子问，严肃起来。

“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快回家的时候我们俩吵了一架，小不点儿就跑到堤岸上去，说要把我告诉他的秘密告诉虎子去，告诉和尚告诉给所有的人去。‘哟哟哟——你没说呀？’‘哟哟哟——你再说你没说！那美妞儿谁画的？’他就这么冲着我又笑又喊特别得意。‘哟哟哟——桥墩上的美妞儿谁画的？’说完他就跑了。我站在桥底下可真吓蒙了，一个人在桥底下一直待到天快黑了。”

听故事的女孩子同情地看着老人。

“一个人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那老人说。

“他告诉给别人了吗？”女孩子小声问。

“我想起应该把桥墩上的字和画都擦掉，一个人总会有一天忽然长大的。用野草蘸了河水擦，擦成白糊糊的一片。然后沿着河岸回家，手里的蚂蚱全丢了。像所有的傍晚一样，太阳下去了，一路上河水味儿、野草味儿、爆米花和煤烟味儿，慢慢地闻到了母亲炒菜的香味儿。一个人早晚会知道，世界上没有比母亲炒菜的香味儿更香的味儿了。”

这应该就是诗人L的生日。诗人L在我想象的那个夏天里出生，在他初恋的那个夏天里出生。在爱的梦想涌现，同时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如此脆弱的那个热烈而孤单的夏天里，诗人出生。他从这个角度降生于人世，并且一直以这个角度走向他的暮年。如果世界上总在有人进入暮年，如果他们之中的一个（或一些）终其一生也不能丢弃那个夏天给他的理想，那么他是谁呢？他必定就是诗人，必定就是诗人L。

以后还会听到诗人的消息。诗人L的消息，还会不断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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