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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2页）

哥本哈根的中国鱼头汤风云一时，使每一家中餐馆的菜单上都名列头牌的北京酸辣汤黯然失色。

这样的冒牌厨师经过三五年的磨练，一般来说都会有所成功，至少不再是冒牌的了。他们和海外稍有成就的华人所走的路其实别无二致：打工、炒菜、苦心经营，挣得几个血汗钱，因为历经艰辛，他们一般都小心谨慎，很少以成功者自居，而是如履薄冰一般维持局面，应付所在国的移民、税务部门。使他们大开眼界的是那些一律西装革履从国内出来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公司经理，豪华的公费旅游，豪华的公费吃喝，中国真有不步富起来了的人，金钱和特权的腐败之风已大踏步地跨过国门，人称为“跨国界的污染”。

我新结识的那些厨师朋友离开巴黎的前一天晚上，在我的住处各显手艺，每人做一道拿手菜，品酒饮茶，一直谈到黎明。

他们来巴黎三五天，回去的时候睡袭里装满了酒、调料和一些罐头。

他们整天泡在十三区——巴黎华人最大的聚居地，书报摊上可以买到四份中文报纸、录像店里出租大陆、台湾所有的热门影片的带子，从功夫鞋到观音菩萨应有尽有。满街的广东话，人人手里提着龙口粉丝、四川榨菜、湖北皮蛋、广东香肠……他们在一家挨一家的中国餐馆里吃一餐最便宜的饭，用最快的速度抄下菜单，巴黎的中国餐馆位居欧洲之首，行家里手一看莱名就能估摸出这道菜的成份、做法，不就是为了骗“老外”吗？

他们上了一次埃菲尔铁塔，在罗浮富里转了半圈，到塞纳河畔喝过一次咖啡，这就是他们的旅游，实在够累的。

我们在一起度过最后一个晚上，海阔天空地乱侃。

“我在丹麦为一系列的数据惊讶了很久：只有500万人口的这个小国，却又是一个地遭的文化大国。丹麦人创造了世界第一面国旗、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在这终年阴冷的国度里，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每天晚上去夜校，平均每人读一份报纸，共有200家博物馆，每年出版一万种书，平均500人出一种书、政府每年拨一千万美元装饰公共扬所。5％的预算补助文化活动，教育经费占年度预算的23%，他们是把安徒生这样的艺术家当作民族英雄的，整个欧洲到处都是诗人、画家、音乐家的雕像，至少在丹麦我还没有听说过战争的民族英雄，他们怕打仗，爱命爱钱爱阳光爱艺术，二次大战时丹麦军队在前线一交火死了四个人，赶紧投降。当时的丹麦国王认为，小国如丹麦和德国对抗，等于是民族自杀。1945年5月4日，只一天德军便占领了丹麦全境。如今德国仍然是欧洲的经济龙头，他们喜欢丹麦日德兰半岛的海滩和森林，丹麦人性格温和能曲能伸，他们自嘲说：‘德国佬眼下至少不是带着枪来的，我们大约不必再投降一次’。”

“和法国山水相连的德国人对中国人的一般看法是‘聪明能干，不拘小节，喜欢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但不愿为修水管而弄脏自己的手’。德国人的自律性之强，力求百分之百完美的性格和法国人的夸夸其谈，大而化之又是天壤之别。你无法想象，一个德国主妇在星期天大扫除的时候，是用一根根牙刷在墙缝里清除污垢的，德国人还极喜欢自己的汽车，总是擦得锃亮，不象巴黎或纽约，满街的破车乱撞。德国人在大口大杯地喝啤酒、用刀又切割烤得焦黄的猪肘子的时候，会使人想起德意志民族潜在的力量和惊人的胃纳。今年春天，德国的公共交通、服务行业举国罢工，德国人把一口袋一口袋的垃圾装在塑料袋里放在家中，决不扔进垃圾桶。这件事使我感叹了很久，这个民族实在是了不起的。”

“比利时是欧洲的乡下，法国人称比利时人为土豆条，比利时人爱吃土豆条。我刚到比利时那一年的冬天，下了好大的雪，第二天开门一看家家户户都在清扫门口、马路上的积雪。比利时朋友告诉我，这是比利时的法律，入乡随俗，我也只好动手在门口铲雪，这种自扫门前雪是公益观念的体现，好比出门野餐都要带上塑料口袋决不随地扔垃圾一样，”“我宁可在独联体、东欧待着，在那边中国人还象个人，人民币还象个钱。苏联解体的那会儿，我忽然想起了堆得很高的积木突然之间散了架，也象是雪崩，你是无法阻挡的，甭管你心里是什么味儿，谁要小看俄罗斯，谁就会灾难来临，这片土地上浩茫无际的桦林，好象蕴含着一种极其神秘的创造力，说真的，我看见从我的饭馆里摇摇晃晃地走出去的俄罗斯醉汉时，心里是钦佩的。一个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是男人吗？美国、欧洲成天嚷嚷要戒烟，你不要吸毒就行了，巴黎、纽约、伦敦多少毒贩子、瘾君子？每年冬天，莫斯科街头总会有几个喝醉了的人躺在冰天雪地中，睡着了，永久地睡着了，睡得安详，眉毛结成了雪的冰凌。俄罗斯的老大娘实在是可敬可佩的，你无法想象她们有多么巨大的忍耐和承受力，也许是二次大战中练出来的，她们排长龙买面包、黄油，她们总能设法让一家人喝上热汤、热茶，小心地经营着摆放存粮的地窖，她们的表情总是忧郁而慈祥的，这就是俄罗斯的母亲。我一见俄罗斯的老大娘就受不了，眼睛里湿湿的想哭，想起沂蒙山中的母亲，一辈子没有出过沂蒙山，老了腿脚也不方便了，还在带我的孩子，我儿子刚上初中，写信说奶奶还在替我纳鞋底，嘴里常常自言自语，怕孙子将来的后妈亏待了他。我那老婆在我出国半年后就让深圳的一个老板从济南拐到了南方，你瞧女人也有心狠的，不一样是母亲吗？这世道真没法说。”

他哭了，哭得象孩子一样。

屋外是巴黎的十二月。

玻璃窗上一层厚厚的水汽，结不成冰的此刻，便像眼泪一般往下淌，能依稀看见大街的电线杆上有红红绿绿的彩灯闪烁，圣诞节快到了。

这是别人的节日。

人都在打发日子，把情感中的一部分寄托于各种各样的节日，让孩子们的眼前变得五彩壤纷，使苍白的人生之梦多一点亮色，天冷了要加衣服，星期天去买菜。

圣诞节前，法国人准会走上巴黎街头游行，要求增加工资，使圣诞餐桌更丰盛一些，人们已经习惯了，警察把“铁马”架在总统府门口，这是人生游戏中以群体场面出现的一种，双方都遵循某些规则，欧洲似乎不需要悲壮。

即使是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也不习惯过圣诞节，但心里谁都明白：圣诞之后是元旦，元旦之后是春节，又是一年。

毕竟人类共同的世纪是由一个伟人创造的，哪里都有向善求真的人们。我的这一些厨师朋友的心里就有相当丰富的感觉，他们因为开店的关系和欧洲人直接接触的机会要多得多，他们都读过房龙的《宽容》，不髓光要求别人宽容，自己能宽容才是真的宽容。中国的一个村子和另一个村子还有打闹几十年的，你现在到了别人的国土上，而那些国家虽然要比中国发达得多富裕得多，尤其在欧洲的那些福利国家，当地人的目光中总会有一种疑虑，那并不奇怪，谁都希望自己独个儿享受一个小甜饼。

丹麦的中国人似乎是一种例外，他们宁可放弃补助而自己去创业，如同巴黎的温州人一样，他们在以敬业、勤奋为自已塑像的同时，也是在为中国塑像。

他们都说要回中国，但不是现在。

经历了陌生地的不可承受之轻、不可承受之重以后，他们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宁可在海外竞争，也不愿回中国斗争。

中国人自己不应该忘记，中国的各种斗争曾经是多么残酷！

“要多挣一点钱回去，现在哪一个日本的、台湾的阔佬不是八面威风？金钱至少可以使你有安全感、荣誉感，这个社会的势利眼永远大睁着，成功与失败的标志就是你有没有钱！”

果真如此吗？

也许是的。

也许中国将会面临着另一种困惑：一方面是财富的增加，一方面是道德和文化的沉沦。

中国的月亮比外国的圆，外国的树木比中国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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