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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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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巴黎市政厅对面的咖啡吧，右侧是塞纳河，过桥走200米便是巴黎圣母院，市政厅广场两侧是喷泉、花圃。

我要了一杯咖啡独坐。

市政厅广场上的人流中，有一个是中国人，他望着市政厅屋顶上的烟囱，高高矮矮，各式各样，据说，在一个世纪前，想要知道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看他的住房便行了，而在评估他的住房时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房顶上烟囱的多少及精美的程度，每—个烟囱都是一件雕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屋顶上。

“法国人喜欢小摆设”，我心里一边想一边数着烟囱，从靠近塞纳河那一边的屋顶上数起，数到18个时，广场上的那位同胞已站在面前；“中国人？”

我点点头，“请坐。”

我们从相互的口音中又发现都是上海人，老乡。上海人在国外够难的，做生意做不过广东人，抱团抱不过温州人，打架打不过东北人，吹牛吹不过北京人，从欧洲到北美，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把上海人当作攻击对象，流传着千篇一律的故事：精明、小气、算计……更有欧洲的一些外国人去过中国而又对法国不以为然的，竟有妙语传世：法国人是中国的上海人。

“中国人之间相互骂，我不在乎，要不就不是中国人了。”小伙子文质彬彬的。

“可惜的是上海人自己，前些年一阵风涌到日本，什么苦都吃过了，有疯了的，有跳海的，干么来着？”

“日本人？”日本人是这样的，他在大街上朝你鞠躬鞠到直角，抬起头来便说“满洲里是我们的。”

他叙说的故事——我是1986年去日本的，一个朋友从他的朋友的朋友那里弄到一份日本东京某日文补习学校的入学通知，找了一个学日文的小兄弟到日本驻沪领事馆确认后，开始办手续。学费、中间人的好处费，加上在淮海路黑市换日元让人骗走的8000元人民币，背了3万元的债到了东京。

我是驮着债出国的。一般的自费生十有九个是借了债走的，一出国心里念叨的不是什么享受、自由而是还债。

一到东京，碰上一个好心人，我姐姐原先的男朋友的弟弟，你说难堪不难堪，我姐姐的插兄，那阵子谁有海外关系谁就准备着做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现在倒好，拐多少弯也要千方百计拐出个海外关系来，这不我就拐到了东京获洼，搭铺，聊了一夜。插兄够哥儿们义气的，用他的话说是土插队那阵子毕竟插在贫下中农那，中国人也真邪门，越穷越有人情味，苦是苦，累是累，人情温暖还真有；现在赶上洋插队，东洋西洋的老外都不好插，那块地本来就不是你的，人家不挤你挤谁？这当儿中国人同胞骨肉不互相关照点，日子怎么混？他让我先打工，没有挣钱的时候，一个榻榻米俩人挤，有一日饭一块儿吃。

在东京街头象丢掉魂似的转了三天，凭着一张小报上的招工广告到处找，找钉子碰，碰得鼻青眼肿还要碰，怎么混下去？怎么还债？这两个问号逼得我心急如焚，也是挣扎下去的原动力。

不能说日本人中没有对中国人友好一点的，可我没有碰到。你说不出那些日本人是什么劲儿，他甚至不正眼看你，他点头哈腰但他心里认为他是在打发一个叫花子。那阵子我也真想写忏悔录，在上海的时候，瞧不起乡下人，开口闭口就骂江北人，报应，我他妈现在还不如乡下人！

最受刺激的是日本人的冷笑、假笑，那种不出声的斜挂在嘴角上的笑，闭着眼睛那光脑门象鸡啄米似的，足足有三分钟，你自己去想吧，什么意思，“哦，中国，不是地大物博吗？日本小小的你们来干什么？八格！”

我吃错药到了日本，打工挣钱能受的气得受，为了还债，为了面子，认了！但，你要让我低声下气舔屁股，那不干！谁以为有钱人的屁股该舔，谁去舔，我就这样正眼看着日本人，大不了扭头就走，出门就骂“操你妈”，阿Q，解气！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餐馆端盘子。找到这一份工的喜悦，就好比在国内当工人的涨了一级工资，知识分子评了个什么职称一样。我得卖命干，挣钱，先把债还清了。我的脑瓜还灵，腿脚也来得，日本人是工作狂，尤其是中午那顿饭，一般都是工作午餐，开票要快，划单要快，端菜要快，不停地“哈依！”“哈依！”来回小跑，一天十六个小时跑下来，两条腿就跟两根棍儿一样。

第一次领到工资，总算可以请同屋的“插兄”去吃一碗日本面条了。说真的，那些日子太想吃生鱼片了，你知道上海人喜欢吃海货，闻不着鱼腥味儿恨不得去撞墙，可是日本的生鱼片哪是我吃得起的？吃最便宜的食品，生活费用就要高出国内十几倍，不敢算细账，一算准犯病，不是心动过速，就是脑供血不足，总之是要你的小命。

跑堂跑到第三十二天，大中午，店里来了四个日本的“暴走族”，就是老大的摩托车屁股后面黑烟一冒发动机突然加速能蹦得八尺高的那些小鬼子。

我刚把酱油汤端上，其中的一个扬起右手，把一碗热汤打翻在地，四个“暴走族”顿时站起来问罪，老板不分青红皂白给了我两个耳光。我在几秒钟内掂量了一下，汤打翻了，饭碗肯定砸了，哪有日本人不帮日本人的？不是找不到讲理的地方吗？那也得出一口气，左右开弓回敬了老板两个耳光，迅即夺门而出，逃之天天！

回到“插兄”那里，“插兄”说打得好，不过是以牙还牙，丢了饭碗没关系，“咱们不就是为了挣钱吗？跟我干。”

“插兄”下的是替一家殡仪馆驮死尸。

我也只有去驮了，谁叫我背上驮着债？

东京有数不清的高层公寓，二三十层是家常便饭。按照日本的风俗，人一断气就不能和活人走同一条道不能由电样送到底楼，只能由人背下去。驮尸体的人肩上搭一条裹尸布，浑身上下整个儿不吉祥，因此还不能坐电梯上到高层。也就是说你得一级一级地爬上去，然后找到死者的家里，用裹尸布裹好，驮着，一级一级地走下去。

驮一个死人给一回钱，那真是多劳多得。

驮死人恶心？那还用说！不就是为了钱吗？而且钱也给得不少，比起餐馆侍候那些阔佬，挨打，还不如驮死人，谁没有死的时候？话是这样说，驮起来还是难，有的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好，有的不知是得什么病死的，一股腥臭味儿，那腥臭味儿就贴在你韵后背上，死人的脑袋就枕在你的肩膀上，唉作孽！

我数过，最多的是上下各1000个台阶，经过每一层楼面的时候，你还得快走，那里早有一个日本人等着了，他飞快地往你口袋里塞一个红包飞快地鞠躬飞快地说“请多关照”。要你飞快地走人，因为死尸多停留一会几，这一层楼面的人都认为大不吉和要倒霉，这时候他们宁可出钱封红包满脸笑容。

有一次驮尸体，从十三层驮到七层，我也真累了，两条腿直抽筋，七层楼面上等着给我送红包的恰恰是我打过工的那个老板。他也认出我了，他几乎来不及惊讶，他希望我飞快地走人，我偏不走，把死尸的屁股往楼梯的白色栏杆上一靠，歇着了。老板赶紧又掏钱，我仍然不走。他无奈地问我：“要多少钱？”我说：“只要两个耳光，”他不加思索自己狠抽了自己两嘴这一天是我驮尸以来最高兴的一天。回到住所和插兄一聊，还是双喜临门，我那位插兄和前些天刚认识的也是从上海来的一个姑娘飞快地好上了，“好上了就是好上了，你怎么想都可以”，他说。隔壁的另一个留学生又要搬走，我总算可以自立门户了，和插兄商量搬到隔壁去，他也方便一些，晚上皆大欢喜，插见的女朋友当即搬来，我把铺盖卷卷到另一间，三个人包饺子，喝了一瓶日本清酒。你知道的，上海人喜欢吃馄饨，饺子是北方人爱吃。到了国外，留学生逢年过节或者朋友聚会的时候，都喜欢吃饺子了，说不出什么道理。

插兄实在是个大好人，他要供女朋友上日语学校，还要替女朋友还债，便改成夜班，夜里驮尸体工资要高，死者家属就连上下左右的邻居也都希望晚上把尸体运出楼去，好歹有一层夜幕作掩护。白天是他睡觉的时候，可是他只睡半天，下午去干零工。我提醒过他，不能这样玩命，他在黑龙江克山插队的时候，落下了一身的病，肝炎、腰肌劳损、关节炎一直在折磨着他。看病？拜托了！那可不象在中国，别说花不起那昂贵的医药费，哪来的时间？真他妈应了文革中常说的那两句话了，活着就要拼命干，小车不倒只管推。

插兄早我两年来日本，一直打光棍，现在有了女朋友，脸上开始有了红色，拉拉碴碴的胡子也剃干净丁，我真为他高兴。

可是你说倒霉不倒霉？好多在日本的中国人都有这种经历，人在异国本来就够惨的，难得有一件两件好事儿，这一好一乐不要紧，准有更倒霉的事儿等着。

插兄实在太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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