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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史记》里的冷知识
《史记》里的冷知识,是网友留言要求我讲的。我开始并不能把握,什么是网友心目中的冷知识,因为有些知识对我来说不冷,对网友来说却是冷的。有网友说,秦汉时期人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怎么出行,对一般读者来说都是冷知识,因为非专业人士读历史,都是读故事,对古人的生活细节,知道得并不多,而普通的历史写手,也不是很懂这些,往往一笔带过。还有人说,谥号和庙号的区别、虎符能否造假、秦始皇的父亲是谁,这些问题也算。我认为这些都很简单,算不上冷,所以还是讲点《史记》里的衣食住行知识。
有了这些知识,古代社会才会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读到的,才不是平面化的故事。有人说,读《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看着古代豪杰们攻城略地、杀人如麻,往往热血沸腾。我年轻时也是这样,后来读了一些出土的文献资料,看到普通人的生活细节,以及他们的悲欢离合,才逐渐感知到,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都是吃了很多粮食,经历了很多事情,一步步艰难长大的,他们不应该成为演义小说中冷冰冰的数字,不应该仅仅作为几十万大军中的一个、斩首多少级中的一级而存在。而这些感触,只有在我们了解到他们卑微的日常生活,才会萌生。
首先讲吃喝。
秦汉时代可吃的东西种类,看那时的墓葬就知道。一般来说,达官贵人的墓葬都会埋些坛坛罐罐,里面装满当时能找到的所有食物。水果只有梅子、桃子、梨子、橘子、杏子、甜瓜等少数几样,它们的原生品种估计也不大好吃。什么西瓜、荔枝、龙眼、葡萄、香蕉、菠萝、火龙果、蓝莓、榴莲之类,都是后来传入的,当时人见不着。
蔬菜更少,一般就是葵菜,或者一种叫“藿”的豆叶。《史记·张仪列传》里讲:“民之食大抵菽饭藿羹。”就是用豆子当饭,豆叶做汤。而饮食中没有辣椒,简直要了当今大部分中国人的命。有人问我,那时有没有藕,据说藕是从南亚传入的,秦汉时代还没有。这是不对的,战国时代的包山楚简中,就明白出现了“藕”字,只是写法和今天不同。马王堆汉墓中出土过藕。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唼喋菁藻,咀嚼菱藕。”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却没有“藕”字,大概是漏掉了。因为藕不过是莲花的块状根,有莲花就该有藕,莲花在《诗经》里就提到了:“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荷华,就是荷花。
所以穿越到那个时代,如果你是一个吃货,会很痛苦。葡萄是在汉武帝时代传入的。《三辅黄图·甘泉宫》记载:“葡萄宫在上林苑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单于来朝,以太岁厌胜所,舍之此宫也。”《汉书·匈奴传下》载此事,作“蒲萄宫”。荔枝那时叫“挟荔”,在西汉时代,肯定是很稀罕的东西,汉武帝在陕西韩城建了一座行宫,就取名为“挟荔宫”,大概也是因为喜欢吃而尝试种过。荔枝虽然好吃,在北方却是种不活的。大家都知道唐代杜牧写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其实这不是首创,汉代就有从岭南快马送荔枝的记载,也是沿途不断换马,路上还累死不少。我有时想,如果那些荔枝喜欢旅游的话,肯定很快乐。在那个交通不方便的时代,谁能享受到全国旅游的幸福呢?何况路上还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如果荔枝有大脑,写写沿途见闻,那该是多么有意思的记录。
这类水果对帝王来说如此重要,但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有没有它们,关系不大,反正也买不起。我小时候看到电影里,两个人对坐交谈,桌上铺着桌布,摆着一盘红彤彤的苹果,总觉得是瞎编。如果有苹果,怎么可能摆在桌上不被吃掉?荒唐。古代的大多数人,比我小时候还穷,这是肯定的。
按理说,只要肯花力气,种点果树总可以吧?只是果实往往还没熟,就会被人偷摘掉。那时水果的品种也不好,不会太好吃。反正不吃水果也不会死,它在古代普通人的生活中也就无足轻重了。
有一样东西,对老百姓来说,不吃不行,自己又种不出来,那就是盐。古书以及一些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给过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盐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是重中之重。所以古代的帝王,只要敛财,就会施行盐类专卖。汉景帝时,吴王刘濞带头起兵造反,为什么?因为吴国最富裕,最有实力。而其富裕的原因,就是吴国靠海,有煮盐之便。通过垄断盐的产经销,吴国政府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以至于可以不向百姓收税,也因此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且有财力吸引、豢养大批国外流亡“人才”。
汉武帝想武力征服匈奴,于是在元狩四年(前118),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盐业官卖制度。产盐郡县一律设置盐官,由政府提供设备,招募百姓制盐,成品盐由国家统一定价收购,实行专卖,私人不许插足,国家也因此积累了巨大财富,才能维持攻打匈奴的巨大花费。汉昭帝时,国家动荡,百姓贫困不堪,为了休养生息,政府专门召开过盐铁会议,讨论盐、铁等项要不要继续由官府专卖的问题,讨论结果是,仅仅废除了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盐业专卖依旧。而在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中,盐商总是最有钱的一群人,他们眠花宿柳,买爵贩官,纸醉金迷,一掷千金。
古代的法律简,规定了各级公务员出差时的待遇,除了米之外,还必须列上盐的数量。《睡虎地秦简·传食律》:“上造以下到官佐、史毋爵者,及卜、史、司御、寺、府,粝米一斗,有菜羹,盐廿二分升二。”专门提到伙食供应中,含有多少盐,可见其珍贵。现在因为科学发达,制盐不难,我们对盐的重要性已很难形成感性认识。
我们现在买的盐,都是袋装的、细细的,像白沙一样,但我小时候见过颗粒状的、淡青色半透明的粗盐。那种盐,在古代应该很普遍。《周礼·天官·盐人》里介绍了四种盐:苦盐、散盐、形盐、饴盐。所谓苦盐,就是没有经过专门炼制提纯的盐。苦,在古代是“低劣”“粗糙”的意思。散盐,是经过炼制提纯的盐。散,有碎的意思,可以引申为细密。也有古注认为,苦盐是盐池里出的盐,散盐是煮海水所得的盐。这两种解释都有道理,是从不同角度来说的。盐池里出的盐,颗粒要大些,显得粗;煮海水所得的盐,经过蒸发过滤程序,颗粒较细。祭祀时,两种盐都要提供。因为祭祀重朴质,要献上粗盐,显得庄重;而招待宾客,则要端上形盐和散盐。所谓形盐,就是把盐捏成老虎的形状,显得美观贵气。至于饴盐,是一种有甜味的盐,像饴糖一样,这个,我想象不出来,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总之,如果你穿越到秦汉时代达官贵人的家里,会发现他们家的盐都是艺术品。
再讲讲穿和住。记得在日本旅游,古代建筑都是木地板,要脱了鞋才能进去。地板色泽黯淡,凸起处被磨得发亮,充满沧桑感,且伸出廊外,悬离地面,隔绝湿气。室内满目整洁干净。我一下子联想起苏州园林。中国自宋后,屋子里的主流是铺设砖石,不需要精心擦拭,这就使得很多人不爱惜居家环境,甚至在室内随意吐痰,可惜了那曲曲屏山、幽深院宇、茂密藤蔓,园林之美,和室内清洁度不相匹配。
其实中国上古,有钱人家也是铺木地板的,当时的生活方式要求必须如此。古人的礼仪,进屋不但要脱鞋,还要脱袜,穿着鞋袜进屋,属于不讲礼貌。皇宫就更讲究了,那时上朝,大殿外摆着一排排鞋袜,非常壮观。据史书记载,秦二世胡亥还只是公子哥的时候,和兄弟们一起召大臣饮酒,其他兄弟都按照礼仪,一丝不苟,独胡亥顽皮,偷偷跑下堂去,研究门口一排排的鞋子。比较便宜的鞋,他就置之不理;若有华贵点的,他就狠狠踏上去,嘟囔道:“叫你嘚瑟,叫你嘚瑟。”这样的记载,估计是故意丑化胡亥,显得他从小就不是个好东西,但我觉得不至于。
古代的布袜很难看,而且左右脚不分,没有弹性,不能自己箍在脚踝上,所以袜子上都得附着带子,穿上后,要把带子系紧,否则它会像牛粪一样坍塌下来,露出人的两根胫骨,像剥了皮的竹笋。《史记·张释之列传》记载,西汉文帝时的廷尉(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张释之,人品非常好。有一次上朝,他旁边有个叫王生的平民老头,因为有点学问,也被召进宫面见。一伙人站在庭院中等待,王生突然回头,对张释之说:“喂,我老人家的袜带松了,你反正没事,给我系系。”张释之二话不说就跪下来,帮老头把袜带系好,看到袜子上沾满白花花的老皮屑,还顺便帮老头抖了抖。消息一传开,大家更加敬重张释之了。一个人做到廷尉,却能跪下来给一个平民老头系袜带,这心胸和人格,确实达到了一定境界。这么看来,在古代,袜子有时还能成为装腔作势的道具。我们现在没有要系袜带的袜子,但如果穿一双必须系鞋带的鞋子,而故意不系紧,效果也是一样的。
秦汉时代没有椅子,大家都是跪坐在席子上。甲骨文里,“跪”字就写成一个人膝盖着地的样子(见下图),“坐”字也差不多,因为古代坐和跪是一回事,所以混用,古音也接近。
跪的正确姿势,是屁股靠着脚跟,膝盖向前。如果跪而不靠,就叫长跪,也叫膝席,就是膝盖对着席子的意思。《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写魏其侯窦婴失势后,参加丞相田蚡的宴会。田蚡劝酒,所有人都离开席子,伏在地上;一会儿窦婴劝酒,只有稀稀拉拉几个老朋友离开席子,其他人依旧赖在席子上,只是膝席,也就是长跪而已。古代人为什么跪坐呢?为什么连给人系一下袜带都要跪下,而不是蹲着呢?因为秦汉人都穿裙子,里面是开裆裤,一蹲下就春光泄漏了。
就像现在农村聚餐,还讲尊卑之位一样,那时的席子如何坐也有一定的规矩,一般是四个人合坐一张,因为席子的大小有一定的规制,而安排座次时,必须让最年长的那位坐在席首。如果正好五个人呢,就不能再挤着坐了,得让最年长那人,一人独坐一席。能独坐一席,是很大的荣耀。汉武帝时,大将军卫青养了很多门客,有一次带着一伙仆从和门客去拜见平阳公主,平阳公主的管家就安排卫青的仆从门客们坐在一起吃饭。其中两个门客,一个叫任安,一个叫田叔,自以为才华横溢,不屑跟寻常仆从坐在一席,各自拔出腰刀,把席子割断,表示自家有资格独坐一席。平阳公主的管家脾气也太好,没有控告他们携带管制刀具,破坏公主家财物,寻衅滋事,甚至没有要他们赔席子。
顺便说一下,任安和田叔,这两个人其实都是穷鬼。后来朝廷想选拔后备干部人才,要大臣们举荐自己的部属门客,卫青就推荐了这两人。但那时做官,要自费置办新衣和其他必需品,卫青知道他们置办不起,气得不行,还大骂了他们一通。但后来这两人都当上了大官,估计是有人风险投资,送了钱给他们。
秦汉时代的人坐席子,都坐在席子中央,但碰到不好的事情,就要坐在席子的边缘。你要是去做客,看见主人坐在席子边缘,就知道对方心情不佳,或者是朋友死了,或者是蒙受了什么损失。《史记》里说万石君石庆一生侍奉刘邦,倒马桶铺床,十分谨慎,从来没出过一个小错。他之所以叫万石君,是因为他的四个儿子个个都是“省部级”高官,薪水各两千石,加上他自己的两千石,一门薪俸高达万石。他治家很严,子孙中有人犯了错,他也不斥责,而是“为便坐”,怄气。这个“便”字和“偏”“边”是同源词,方便的,就是不正式的,也就是“偏”的。所以颜师古解释说:“便坐,于便侧之处,非正室也。”古代皇帝碰到大灾难,也要改在偏殿办公。《史记》里说,汉景帝听说七国发兵要清君侧之后,立刻穿上白衣服,“避正殿”,发布镇压诏书。反正古代的“侧”字,往往表示不好的、污秽的、需要遮蔽的,所以拉屎的地方也叫“厕”,“厕”和“侧”是同源词,本义大概是隐蔽的地方。《史记》里讲万石君的儿子当了郎中令,是很大的官了,但是每五天一回家,还要给老爹洗马桶。马桶,原文称“厕牏”。有的古注说“厕牏”本来是遮板的意思,可知古代厕所的得名,正取“隐蔽”之义。
在秦汉时代,出行是很困难的。不像我们现在不管到哪里都有宾馆住,大多数人出门都要自己挑着米带着干粮,甚至还要带着锅。《史记·蔡泽传》里说:“去之赵,见逐;入韩、魏,遇夺釜鬲于途。”这段话本身,并不是介绍那时候的物质文明,而是阐述自己的精神痛苦,但我们读者大可以从字里行间去窥视当时的社会情状。他的意思是,因为长久失业,不得已离开家乡,去赵国打工,却被人家赶出来;于是改道韩国和魏国,却在路上遇到强盗,连锅都被抢去了。可见蔡泽先生四处求职全靠两条腿走,还随身挑着粮食和锅碗瓢盆,非常狼狈。你想想,现在的人,如果携带这么多的行李,哪还有兴致旅游?可见,那时当个纵横家很不容易,身体不好是不行的。只有等你游说成功,才能有车坐,有人跟随伺候。《史记》里写到苏秦终于游说成功,获得六国的相印,嫂子像蛇一样在地上爬,爬到他身边来献媚。他问:“你为什么前倨后恭啊?”这嫂子倒豪爽,也不扭扭捏捏,而是直截了当:“因为您现在既有地位又有钱啊!”在战国末年和秦汉时代,身份地位是比家庭人伦优先级更高的。刘邦当了皇帝,就可以不讲亲情了,他老爸都要给他当门童,抱着一把笤帚,一边给他扫地,一边往后退。
说到当纵横家四处跑,不但要身体好,还要运气佳,因为随时可能碰到强盗。真碰上了,像蔡泽那样,被抢了锅算好的,丢了命也不稀奇。汉文帝的小舅子窦少君,小时候就被抢过,被卖给一个黑煤窑老板当苦力。有一天晚上,奴工们躺在坡下睡觉,半夜突然发生山体滑坡,所有人都压死了,他命大,没死,这才逃了出来。
总之,那时人贩子很多,你走在外面,一不小心,就会被人捉去,变成人家的货物,运到远处换钱。汉初有位大将军叫栾布,也被卖过。他是梁(今河南开封一带)人,年轻时和著名强盗彭越是好友。栾布家里很穷,就从家乡跑到外地打工,在一家酒店找到了工作,专门卖酒。干得好好的,谁知突然有天两眼一黑,被人用袋子蒙住头,运到燕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卖给一户人家。后来他因为替新主人报仇,得到燕王的赏识,咸鱼翻身,被拜为都尉、将军。这说明什么?说明栾布智勇双全,同时也说明人贩子很不简单,连栾布这样的豪杰都能绑架卖掉,可见那时候人口买卖业之发达,已经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在那个交通特别不发达的年代,长途跋涉,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促进人才流动。
那时奴婢可以买卖,一般一万到两万钱一个,还不如马贵,但地位略高,家主杀自己的马,别人管不着,但杀奴婢就有点麻烦,不是绝对不许杀,而是要到政府备案,这叫“谒杀”。《史记·田儋传》里说,田儋想造反,准备干掉县令,但怎么干呢,总得先见到县令,他想了一个办法,绑住家里的一个奴仆,带着一群同伙去县政府,声称要“谒杀”这个奴仆。结果县令一出来,田儋就冲上去把他杀了,提着首级,宣布起义。
讲到古人的旅行,我们还要知道,当时就算有车,也非常不便,因为没有水泥路,都是泥巴地,就连皇帝出巡,也只能把路面临时修治一下,免得车走起来颠簸得太厉害,让皇帝不舒服。当然,官道的泥巴路面,都是夯筑过的,一般来说,还算结实,而且皇帝的专用道路,一般人是不许走的,不会被其他人的车轮子压坏。在秦汉时代的长安城,街道一分为三,中间那道空荡荡的大路,一个人也没有,两边则熙熙攘攘,挤满了精瘦的、囚首丧面的人。为什么中间大路没人呢?因为那是天子驰道,皇帝专用,普通人走上去,会立刻被抓走,不死也得脱层皮。那要过街怎么办?得走到道路尽头,从人行横道通过,连皇帝的儿子都不敢违规穿越马路。当然,皇帝如果特别喜欢谁,可以特许他走。汉武帝时,“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就是让他的奶妈有这项特权。如果奶妈有文化,可以专门刻个印章“钦赐驰道专行大乳母”。
不光是长安城,全国都有驰道,也都普遍分三道,但没有长安那么讲究。我们现在的高速公路,每隔若干公里就会立块牌子;在当时,驰道也要丈量,道两边种高大的树木,到了特定的节点,会在树上标明,离长安还有多远,离某某县还有多远。皇帝出巡前,凡是靠近驰道的县城,都会接到命令,专门重新修治驰道。驰道的交通地位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铁路,有驰道经过的县,肯定要发达一些。据《周礼》记载,当时的官道边,还经常有坟墓,都是崭新的坟墓。为什么?古代医药不发达,古人长途旅行,吃错一点东西都可能腹泻不止,性命不保,甚或走在官道上,突然扑通一声栽倒,就死掉了。当时的官府,会暂且把尸体埋在道边,立个木牌,写上死亡时间、所穿衣服颜色,等候亲人寻访。有时想想,蛮吓人的。清代人的笔记也记载过这类事情,可见这一习俗的源远流长。
秦汉时代,官道上的绿化搞得不错。《史记》里说,秦代的驰道两旁,每隔一段路,就种上松树。晋代的官道,据左思的《三都赋》,种的是槐树。这种标明道里的树,严禁砍伐,所以往往隔几十年,就枝叶参天,遮住太阳,夏天非常宜人。路边也有些卖小吃的,当然未必干净。
卖小吃的,可别小看。我很小就经常听我爸爸念叨:“不管什么年头,无商不富。”后来看史书发现,确实,任何朝代,种田人都是穷鬼,但做生意的,哪怕只是卖点针头线脑,也有可能暴富。《史记》中,那些卖点酱、卖点油、卖点果脯什么的人,都能富比王侯。《货殖列传》说:“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洒削”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洒水磨刀,有人说是整治刀鞘,我怀疑读为“洗濯”,不管怎么样,都是小技艺。靠这种小生意,能过上钟鸣鼎食的生活,简直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
不过古代有个很大的麻烦,就是再有钱,也不一定过得舒心,因为医药太不发达了,人生了病,纯粹拼基因,一不小心就不治身亡。当时连给疖子、痈疽消毒的红汞、蓝汞都没有,得了这些玩意的话,怎么办呢?一般人肯定想不到,最好的办法,是用嘴吸吮。《史记》里记载,吴起做将军,非常得士卒死力,所以每战必胜。为什么?就因为他非常关心普通士卒。曾经有一个士卒患了疽,吴起二话不说,挽起袖子俯下身,嘴巴凑到士卒的毒疮上,聚精会神地吸吮起来,很快就两颊鼓鼓,使劲一喷,地上金黄的脓液珠翻滚。他站起来,用袖子擦擦嘴,拍拍士卒的肩膀,说:“好了,涂上草药,裹起来。包好。”
但这种疽,也不是都能吮吸好的。范增是项羽的亚父,擅长计谋,刘邦对他很忌惮,就施展反间计,导致他被项羽猜疑。范增秉性刚直,一怒之下,就写了封辞职信,满以为项羽会挽留他,谁知得到的答复是“同意”,怒气郁结,背上很快长了个大疮。这种疮在当时叫“背疽”,其实就是急性化脓性感染,在今天只要手术排脓,辅以抗生素消炎,即可痊愈,但范增还没走到彭城,就因大疮毒性发作,含恨死去。他那么大的官,肯定不缺人吸吮,但估计他年纪大了,身体素质已经不佳,有人吸吮也无济于事。
说起发财,大家都感兴趣。有网友问我,战国时代,各国的货币是怎么换算的。这些《史记》里都没有记载过,不好讲。黄金的价值基本取决于自身重量。比如楚国常用的黄金货币,就是在金版上,均匀地打上“郢称”二字的印章,共十六个为一版,掰下一个印章,就是一块小金版,正好是当时的一两。一块金版则为一斤,楚国人称为一镒。古代字书上说一镒等于二十两或者二十四两,是不对的,当时的一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半两。“镒”和“斤”是同源词,也就是一个词的不同写法。其关系,相当于“斤”在我们普通话中读为j~n,但是广东话的发音近似于汉语拼音的gēn。如果广东是一个国家,有独立发展的书面语,它可能就不会用“斤”字来表示这个含义,而会写成“根”。当然,广东话中“斤”“根”本来就是同音字,所以他们也有不换写法的可能。
黄金作为货币,在不同国家之间流通,价值是基本稳定的,不可能在一块黄金上,随便标注面值。铜币则不完全遵循这个规矩,往往面值和重量相差很远,那就难以跨境流通了。因此,各国使者互相聘问,礼物都是黄金白玉,不会带铜币,因为后者价值不稳定。
秦汉时代的货币就规范一些。据《史记》记载,汉文帝想建造一座露台,要花百金。百金到底是多少钱?根据岳麓秦简,一斤黄金可兑换的铜钱大约是九千三百多枚,而《汉书·食货志》说黄金一斤值万钱,略有差别。秦国的钱面值通常是半两或者两锱,这两者的重量其实是一样的,相当于十二铢。那时的一斤为十六两,相当于现在的二百五十克,那么一两在十六克左右,半两就是八克。根据出土的秦国半两钱实际称量,确实约等于八克。中山靖王刘胜及妻子墓共出土金饼六十九枚,重十六至十八克。说明一枚金饼相当于一两黄金。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一枚二百五十克,正好相当于一斤黄金。秦朝一枚钱半两,而汉武帝之后,大多是五铢钱,分量不到秦钱的一半,折算成黄金,却和秦朝相差无几,说明黄金价格还下降了。
汉代的物价,一般的马,每匹要十斤黄金,也就是十万块钱。好的马,一匹百金也是可能的。所以,普通人大概都是买不起马的。《史记·平准书》里写,物价飞涨,马一匹百金。米价一般一石是几十块,但发生战乱的时候,会涨到五千到一万,所以生活随时可能陷入艰难。那时工资很低,根据睡虎地秦简,一般民工每月收入只有二百四十块钱,“公务员”也没好多少,像刘邦曾经做过的亭长,月薪只有六百块钱,而且这一工资水平上百年没涨,西汉成帝绥和年间才增到九百块。县令是六百石的高干,月薪相当于六千块,也不够买一匹马。而且那时“公务员”编制很少,县令的幕僚,大多是自己出钱雇用的,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然,县令有些合法的额外收入,可以搞点私人小金库,这种金库有专门人打理,称为“少府”。《史记》里说刘邦去给县令送贺礼,张口就是一万钱,相当于他一年半的收入,所以大家就很吃惊。要知道,他后来接受任务押解民工去咸阳的时候,同事给他饯行,一般也就送两百块,萧何独独送他三百,多一百块钱,他一辈子都记在心里。那时一斗酒四十块,相当于现在的两百毫升,刘邦天天去酒馆喝酒,估计每次都得喝上一斗,靠他微薄的工资,是绝对喝不起的,所以他都赊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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