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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变性人的生活（第2页）

在成化一朝，很多方士投靠太监，藉他们之力而得到皇帝的宠信。如“妖人”王臣，凭借“妖术”取得了太监王敬的信任，并成为王敬奉使苏州、常州等府时的贴身随从。术士李孜省，也凭借书符咒水等雕虫小技，交接太监梁芳、韦兴、陈喜，因得重用。万历朝时太监魏学颜最受神宗之宠。其人癖好黄白之术，“门多异流，虽屡为丹客所哄骗，而至老不厌也”。

尽管太监百般模仿士大夫的生活，但他们的审美情趣与市民习气更为相近。试举下面几例：

嘉靖初年，南京守备太监高隆喜欢收藏名画。当时有人向他进献名画，他看后说：“好！好！但上方多素绢，再添一个三战吕布最佳。”

好好一轴名画，却要在上方素绢上画一幅“三战吕布”，割裂了画面的统一性，说明太监名为嗜画，实则不懂画，不过凑热闹、图好看而已。

兰陵笑笑生所作小说《金瓶梅》中，与西门庆交往的也有几位太监。小说第31回说到刘公公、薛内相两位太监前去为西门庆贺喜，点唱戏曲套词，其中多有幽默，太监出尽洋相，讽刺了太监的无文化。如刘太监先点唱“叹浮生有如一梦里”，此词为归隐叹世之辞，显与西门庆的华诞之喜不合；又点唱“虽不是八位中紫绶臣，管领的六宫中金钗女？”此词是《陈琳抱妆盒》杂剧，也不符合庆贺的场面。薛太监点唱《普天乐》中“想人生最苦是离别”，更是离别之词。最后，倒是薛太监一语道出了实情：“俺每内官的营生，只晓的答应万岁爷，不晓的词曲中的滋味，凭他每唱罢。”第64回说到薛太监、刘太监在西门庆府中听海盐戏子唱曲，认为风靡当时海内的海盐腔“蛮声哈刺”，只是让唱道情的唱了一个“李白好贪杯”的故事，说明太监虽喜听戏，但根本不懂南戏的滋味，只喜《蓝关记》一类“捣喇小子山歌野调”，不晓得大关目悲欢离合，在审美趣味上与一般市民相同。

从整体上看，太监的文化品位不高。尽管如此，仍不得不承认，太监中也有一些是读书的贤者，而且较有学问，留下了一些著作，甚至识得事情大体。如万历时司礼监太监陈矩，学术醇正，尤其对《周易》一经有独到的见解。著有《皇华纪实》、《香山记游》、《闽中纪述》等书。

司礼监太监孙隆，任苏杭织造太监，凡是苏州、杭州景色佳处，“不惜厚费，多所点缀”，如重修西湖苏堤。尤其是孙隆所造之“清谨堂墨”，款制精巧，与制墨名家方于鲁、程君房二家相比，其剂料之精细，还胜过方、程二家。

据说，他曾在杭州岳庙岳飞像前，用铜铸秦桧夫妇、万侯高、张俊四人的像，“俱镌姓名于胸次，跪之殿中”，

说明他识大体，能分辨忠奸善恶。

三太监与宗教

太监中大部分人为没有文化的贫家子弟，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更多地保留了民间的信仰习俗，甚至与佛、道及民间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宣德年间，宫中各监局的一些小内使就“多为僧人诱惑，有长食素者，亦有潜逃削发为僧者”。

正德、天启二朝的权势太监刘瑾与魏忠贤，就分别以崇道或佞佛著称。刘瑾曾上奏请求，在朝阳门外建道教宫观，供奉北极玄帝。后又奏请猫竹厂的空地给付大德玄明宫，供赡香火。

魏忠贤杀人如同刈草营一般，但也礼佛敬僧，诚心屈体。宣武门外文殊庵僧秋月，高桥寺僧愈光，碧云寺僧大誺，他都供养施舍，并起建梵宇，塑装佛像，金碧辉煌。

太监刘若愚，从崇祯以后，就开始皈依佛教，诵读《金刚》等经，以及莲池大师所纂《弥陀疏钞》、《菩萨戒发隐》。

明代太监刘若愚曾对太监佞佛作过如下描述：“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

由于太监好佛，在京畿一带广建寺庙，所以当时俗语云：南桥北寺。其意是说，北方寺庙之多，犹如南方水乡之桥。北方的寺庙，大部分由太监创建，一座寺庙的费用甚至达到数万两银子，穷工极巧。如钱宁建石经山祠，张雄建寿昌寺，于经建碧云寺，费金银不计其数。太监建庙之风，尤以西山为盛。每年春天三月，太监设斋供僧。按照平常的宗教风俗，所设斋饭不过蔬食果饼，但太监别出心裁，“甚至用腥荤，潜佐以酒”。更令人称奇的是，太监从附近找来一些娼妓，根据路途的远近，用苇席搭成围棚，将妓女安顿在围棚中，任凭僧人淫媾，号称“大布施”。

由此可见，太监信佛，行同胡闹，很不严肃。

“门僧”之制，始于唐代的“门徒”。据载，唐开元年间，一些百官之家，“多以僧尼道士为门徒”，并与他们往还，即使家里的妻子也无所避忌。明代的江南，仍然有“门徒”的称谓。

明代太监依靠自己在宫内的权势，收罗僧人在自己的门下，成为“门僧”。如正统九年（1444），北京仰山寺僧金和尚，“自称王太监门僧，诈罪人金银数百两”。

所谓的王太监，就是当时的权监王振。正德二年（1507）三月，明武宗通过太监李荣传下旨意，大功德寺住持宗泽升僧录司左觉义，管事僧人方绅升任大功德寺住持。于是，缁流纷纷贿赂太监，号称“门僧”。

太监信奉道教，一如佛教。自永乐年间在道教圣地武当山重建宫观以后，历代在武当山设有专门提督道教事务的太监。每当朝廷送玄武帝神像至武当山，也由太监专门负责其事。

由于太监大多信奉道教，所以也有部分太监精通道教方术，并因此深得皇帝宠信。如弘治年间，内官监太监李广凭借丹术符水，受到孝宗的宠幸，权倾朝野。而太监所建道教宫观，也为数不少。如在北京，刘瑾建有玄明宫，张忠建有隆恩宫；在南京，守备太监罗智、唐观在乌龙潭庙废址上建王灵官神祠。

太监与宗教的关系如此密切，并且修建寺庙成风，其实也事出有因。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宫中太监的来源，多为民间的净身男子，大约以闽人居多。然选中入宫的毕竟属于少数，仍有大部分净身男子无缘进入皇宫。这些未被选中的人就被安置在皇城外有堂子的佛寺中，俗称“无名白”。

二是太监既已净身，自是绝嗣、绝祀之人，甚至香火乏人，死后无人祭祀、烧纸。无奈，一些太监生前就在寺庙旁选择好坟地，而这些寺庙事实上也就成了太监的“香火院”。正如史料所记，这些寺庙均是官中信仰佛教的太监“营其身后香火藏”。

明代史料言：“故事：中贵殁，必建寺于墓旁，肖其像祀之。”所指即此。而隆兴寺，就是原司礼监太监张默齐的“寿藏处”。

北京的智化寺，为正统年间太监王振所建。天顺初年，在寺内立一旌忠祠，祭祀王振，“以僧官主之”。

毫无疑问，也是僧人负责王振死后的香火之事。成化年间，太监钱喜、钱福死后，均得到明宪宗的赐葬，而且在葬地上盖起了一座最胜寺。至正德二年（1507）五月，明武宗命将最胜寺前马房草场地10顷，拨与最胜寺“作香火”，用来赡护太监钱喜、钱福、钱能的坟茔。

香山碧云寺为正德年间御马监太监于经所造。而在寺后，于经就立有自己的寿塚。天启年间的权监魏忠贤，其所营坟墓也在碧云寺旁。

万历初，太监冯保营建葬地，造双林寺。双林为冯的别字。

显然，这座双林寺也就是冯保的香火院。万历朝时太监陈矩，生前就预卜葬地于香山慈感庵侧，在塚上建一石塔，称“太极镇山塔”；在墓道前竖一石坊，上写“敕葬中使神道”。又立一石门，上面之额为“还一仙洞”。

可见，这座慈感庵就是太监陈矩的香火庵。房山县有一长罗寺，司礼监太监王安墓就在寺后。

三是太监之性，大类女儿之性，对宗教往往容易佞信。太监之广建寺庙，一如妇女之时常出入寺观庵院。

尽管太监与宗教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但就他们整体而言，识字不多，胸无学术，对宗教不加区分，一概滥信。太监脑海中的宗教体系相当混乱，神号也多无稽。如北京的弘仁万寿宫，为万历四十三年（1615）由司礼监太监林潮督建。中为文昌殿。左祀诸葛孔明，封号为“天枢上相”；右祀文天祥，封号为“天枢左相”。二人均被称为“真君”。后殿祀雷神，又设礼斗台。在最后面建“太极造运宝阁”，内奉安昊天上帝。

所有这些，无不说明太监虽生活在宫中，但精神生活依然与民间合拍一致，因为童年的生活已在他们身上烙下深深的印记，永远无法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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