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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宋元明清理学（第3页）

王安石继承了荀子“形具而神生”的形神观，认为“心生于气，气生于形”，“形者，有生之本”（《王临川集礼乐论》），即心理现象是基于物质的形体而产生的。他指出“性”是七情“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情”则是七情“发于外而见于行”，“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后动焉。”他主张性无善恶论，并对“孟荀扬韩四子”的人性论提出了批评。

认识论

在认识过程方面，王安石认为事物是可以被人认识的，“可视而知，可听而思，自然之义也。”而认识过程包括视听和思。在论述“五事”时说：“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五事以思为主……思者，事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可见，他已认识到视听是思的基础，而思是认识过程的最高阶段。他指出人的聪明才智，一是“受之天”“得乎天”，“目之能视，耳之能听，心之能思，皆天也”；一是“受之人”“得乎人”。由此提出上智下愚“非生而不可移”。前者指先天的禀赋，后者指后天的教育，并认为后者更为重要。

洛学，一般说来是专指北宋儒家学者程颢程颐开创的理学学派。之所以被称为“洛学”，是因为二程是河南洛阳人，又长期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如果从洛学的内涵而言，它属于宋明理学中“理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也称作“理学”（狭义的），后来与朱熹之学结合则称作“程朱理学”。

“二程”指程颢程颐两兄弟。程颢（008），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007），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北宋思想家，理学奠基者。

程颢的哲学专门著作不多，主要有他的学生吕大临所记关于“识仁”的一段语录，后人称《识仁篇》；他与张载讨论“定性”问题的《答横渠先生书》，后人称《定性书》。程颐的著作被后人辑录为《程颐文集》《易传》和《经说》。明末徐必达将程颢与程颐的著作汇编为《二程全书》。

“天理论”

“天理论”是二程学说的基石。其“天理”概括起来有以下内涵：一是“理”是宇宙终极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的存在，它独立于万物之外，却又产生和支配着万物：“所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但此“理”又不同于佛道二教的“理”或“道”，根本区别在于二程把“理”作为有体而非物的实在。以“理”为实的观点，旨在论证客观世界可感可知的实在性。二是“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则及封建等级制度的总称。“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因此，忠君孝亲爱兄敬祖等皆是“天理”为人们所规定的道德义务。三是“天理”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垒自有火，如钻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岂不烧了木？盖是动极则阳生，自然之理。”二程适当地吸收了张载的气本论观点，认为物未有形时，称为“气化”，成形之后，便为“形化”。

人性论观点

二程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至善至真，其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因素，谓之“五常”；后者则是气化而生的，“气”有清浊之分，包含杂质，所以当“理”在“气”所构成的物体中着落安顿时，就不可避免地受影响，因而产生恶的因素。恶表现为人不合节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称之为“人欲”或“私欲”。“人欲”与“天理”互不相容，“天理”盛则“人欲”灭，反之亦然。

格物致知

二程提出了“格物致知”的命题，即直接接触事物来认识事物的方法。但是在他们这里，“物”并非客观存在，而是“天理”的物化，“格物”即“穷理”，即要人们认识万事万理都是“天理”的作用。在理学家这里，认识论向来是与道德修养论紧密相连的，因此二程十分推崇“克己复礼”之说。他们认为，恪守礼则内心的天理就会完好无损，反之则私欲膨胀。礼是沟通主观自我与客观“天理”的媒介，人一生最重大的事莫过于使自身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偏离礼的轨道。

朱熹（000），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思想家。朱熹是宋明理学中“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被后世称为“程朱理学”。

传说朱熹诞生时，家中古井中“出赤虹三日”，而朱熹生下来时，右脸上有七个小黑痣，就像北斗七星一样排列。人们见有此象，感到非常奇异。朱熹自幼天质聪敏，勤学好问，他学会说话不久，父亲指着苍天告诉他，那是天，他便问：“天之上是什么呢？”他小时候读书时，也学大人那样在书上作眉批。岁时奉父遗命，师事胡原仲刘致中刘彦仲诸人，后来还娶刘致中的女儿为妻。岁时中进士，岁任泉州同安主簿，任内颇有政声。这时朱熹除钻研儒家经典外，亦对佛学发生了兴趣。岁时拜见他父亲的好友李延平先生，经其指点，学术思想发生了变化，后来拜其为师。

后来，朱熹担任南康军地方官。到任不久，当地发生旱灾饥荒，他全力救灾，减轻了灾害的损失，救活了不少人。朱熹倡导教育，重建白鹿洞书院。后来，浙东发生饥荒，孝宗调他到浙东救荒，他又上书，痛论灾旱的原因及吏治不良贿赂公行的现象。朱熹的一身正气，使一般贪官污吏都因惧怕而自动离开。不久，朱熹见政局不良，就辞职居家，一心讲学。后来，皇上召他入朝，他再度上书，劝孝宗正心以立大本，教养太子，选贤任能，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孝宗接到朱熹的奏章时已是深夜，却马上起床，点燃蜡烛，读完后再就寝。次日，便要朱熹任官，但朱熹却推辞了。

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是事物的规律；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是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并且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长期以来，“存天理灭人欲”一直被认为是朱熹首次提出的命题，事实上，这一概念在《礼记乐记》中已经出现，其中说道:“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这里所谓“灭天理而穷人欲者”就是指泯灭天理而为所欲为者。

后来，二程也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这里所谓“灭私欲则天理明”，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

再后来，朱熹提出:“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存天理灭人欲”一直以来就像理学头上的脓疮一样被人批评着，其实这是后人对它的一种曲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为了给它“平反”，就非常有必要弄清楚它的原始内涵和本质意义。

什么是“天理”

“天理”在朱熹的哲学思想中包含道理规律秩序准则规定性，天理既是天之大理，又是物之小理，还是人之道理。天理是自然之理，是万物之常理，是事物本来的规律，是社会之秩序，是人的道理情理。也就是说，天理的内涵并不单纯是指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更重要的是指宇宙天地间一切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性的正向定理。

什么是“人欲”

“人欲”，指的是“私欲”，与人的正当欲望并非同一概念。比如，“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圣人与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圣人之情不溺于此，所以与常人异耳。”这些是人正常的欲望，是朱熹所肯定的。而“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视听言动，人所同也。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天理；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可见，朱熹所说的“人欲”是指那些超出了正当要求以及违反了社会规范的欲望。

“存天理灭人欲”的本质内涵

“存天理，灭人欲”属于心性修炼。“天理”是公，是大善，是人的仁爱之心。“人欲”是私，是小恶，是人的自私之情。“存天理”就是存善，追寻天理，循道而行。“灭人欲”就是去恶，克己省身，修身养性。简单的说，“存天理”就是向善，“灭人欲”就是去恶。

二程和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是强调，作为人类，人性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往往为自己的私欲所蒙蔽，而看不到自己的真实面貌，而不能认识和接近真理。所以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又说：“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灭人欲”不等同于禁欲主义，那是对程朱理学最大的曲解。儒家理学就是一门教导人做人的哲学，“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希望学者能格物穷理，正心修身，可成为一个内外兼修，才德具备杰出的人。这恰恰不是对人性的禁锢，而是对人性的尊崇。“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修身养性，是劝导人做杰出的人高尚的人了不起的人伟大的人。

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礼记大学》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论述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一段。但是，《大学》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其后再未作出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

东汉郑玄最早为“格物致知”作出注解，而自从宋儒将《大学》由《礼记》独立出来成为《四书》的一部后，“格物致知”的意义也逐渐成为后世儒者争论不休的热点议题。现在关于“格物致知”的流行诠释多是根据朱熹学说的部分观点而出现的。

朱熹“格物致知”的观点主流化的原因

朱熹关于“格物致知”的观点之所以在后世成为主流，并非是因为获得后世儒家学者的普遍赞同。事实上，朱熹学说在南宋当时曾因政治党争而被斥为“伪学”，后世的许多儒家学者也都大力批判朱熹对于“格物致知”的学说观点。但元朝中叶，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官方采用为科举取士的应试准则，明太祖时期又独尊《四书》上的朱熹学说为官方思想权威，明清两代历时五百余年的科举应试更是以朱熹学说为准。在数百年的官方教条权威下，朱熹在“格物致知”上的观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后世社会上的普遍流行观点。

朱熹为谁讲“格物致知”

朱熹的“格物致知”最早是讲给皇帝听的。他岁的时候，孝宗继位之后召见了他。他就给孝宗讲了“格物致知”，说帝王之学，必须要先“格物致知”。第二年，他又去见皇帝时说，大学之道，即“格物致知”。皇上没有做到“即物穷理”，没有做到“即事观理”，所以就没有收到治国平天下的效果。由此可见，理学提出“格物致知”这些理论，不是用来约束老百姓的，而首先是针对帝王之学的。

朱熹“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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