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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1页）

1915年：梁启超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紧锣密鼓，准备黄袍加身的袁世凯加紧了对舆论的控制。1月，他通令各地政府派员进驻当地邮局，检查往来邮件，发现反袁报纸、书刊，立即没收。2月，汤芗铭在湖南颁布《检查报纸条例》。春天，别号&ldo;吴虎头&rdo;的北京《国风报》主笔吴鼐、原北京《民主日报》总编辑仇亮，因反袁先后被枪杀。6月8日，袁世凯政府内务部下令查禁《救国急进会宣言》、《救亡根本谈》、《纪念碑小说》、《中国白话报》、《爱国晚报》、《救亡报》、《五七报》、《公论报》等报刊小册子。7月10日，袁政府颁布修正后的《报纸条

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例》，仅从35条减为34条，内容并无什么变化。8月23日，&ldo;筹安会&rdo;出笼，帝制热甚嚣尘上。9月8日，袁世凯发布命令，禁止报纸刊载议论国体的文电。湖南、广东等地无不秉承袁世凯的旨意，严禁议论国体。反对帝制的报纸受到严重摧残，北京只剩下20家报纸、上海幸存5家，汉口只有2家，全国报纸销量从4200万份下降为3900万份。

但这并不表明言论界都已屈从于袁氏的淫威。8月10日，北京《亚细亚报》发表袁世凯政治顾问古德诺（frankjohnngoodnow）的《共和与君主论》，传达出袁世凯试图称帝的信号。十天以后（8月20日），梁启超就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了明确反对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风行一时，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

9月3日，《申报》在显着位置刊出《本馆启事》，&ldo;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rdo;，拒绝袁世凯的收买，表明了反对帝制的立场。9月6日，仓皇离京的名记者黄远生在《申报》刊出启事，拒绝担任《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9月7日，《时报》发表评论《梁任公》，为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大声叫好。

9月10日，&ldo;以赞助帝制运动为宗旨&rdo;的《亚细亚日报》上海版创刊当天，就收到读者勒令停刊的警告信。第二天，即遭炸弹袭击。

10月10日在上海创刊的《中华新报》&ldo;只求公理正义所在，不为金钱势力所倾&rdo;，张季鸾等执笔人无不以传达&ldo;真正民意&rdo;、&ldo;忠言报国&rdo;自期，反袁自在意中。11月3日，内务部禁止《中华新报》在租界以外&ldo;出卖散布&rdo;。10月19日，广州《觉魂报》因为批评帝制遭查封，四名编辑被传讯。处在上海租界的《时事新报》也因此被袁政府禁止邮递，从10月23日起不准销往外埠，并撤销访电执照。10月下旬，广东的龙济光下令组成检查所，对各报稿件进行预检。11月7日，袁记《着作权法》出台。这一年，还公布了中国第一部涉及无线电和广播的《电信条例》。11月12日，袁政府通令各省，严禁革命党人的报刊印刷品从海外进入内地。11月22日，何海鸣在上海《爱国报》发表社论《失态之政府》，指责袁政府为&ldo;叛国之万恶政府&rdo;。2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查封《爱国报》日晚刊，主笔王血痕被押送会审公廨&ldo;讯办&rdo;，发行人简书等潜逃。同月，广州《通报》因为发表反对帝制的消息被封禁，主笔朱通儒遭通缉。

遭革命党人误杀的着名记者黄远生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第二天，各御用报纸纷纷出版&ldo;红报&rdo;，自称&ldo;臣记者&rdo;的不乏其人。12月17日，上海《亚细亚日报》再度被炸，总经理刘笠佛差一点被炸死。12月21日，内务部以&ldo;言论悖谬&rdo;的罪名通令各省，查禁上海《中华新报》、《爱国报》，各地邮局&ldo;一律停止邮递&rdo;。12月25日，张季鸾等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30日即遭禁止邮递。同月，长沙《大公报》因揭露&ldo;筹安会&rdo;丑闻，几乎被关门。在警察厅长张树勋维护下才得以幸存，销路猛增到四五千份。天津《大公报》自英敛之退隐后，对袁世凯虽&ldo;有扬有抑，亦疑亦惧&rdo;，但&ldo;冷嘲热讽，无日无之&rdo;，反对21条和袁世凯称帝也是不遗余力。年底，隐居已久的英敛之致函天津一位天主教教士，严厉谴责天津《益世报》支持袁世凯称帝。

12月27日晚，已远走美国旧金山的黄远生，被怀疑是袁世凯的吹鼓手，倒在了中华革命党人的枪口下，年仅32岁。他的死是个悲剧，也是百年言论史的一大损失。他留下的《远生遗着》早已成为传世的经典。

黄远生被杀与梁启超传诵一时的名文，以及《新青年》的横空出世，构成了言论编年史上的斑驳色彩。面对这样一个时代，&ldo;双十节&rdo;那天，《四川群报》主编樊孔周在门口张贴了一幅这样的对联：

庆祝在戒严期间，半是欢欣，半是恐惧；

言论非自由时代，一面下笔，一面留神。

长沙《大公报》12月4日发表的社论《报纸之责任与价值》中，对报纸不能履行&ldo;监督政府，改良社会&rdo;的理想深表遗憾，发出了&ldo;万能之政府，决不须报纸之监督，万恶之社会，又决非报纸之绵力所能改良&rdo;的慨叹。但在另一面，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率先举起&ldo;德先生&rdo;、&ldo;赛先生&rdo;两面大旗。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开宗明义提出科学与人权&ldo;若舟车之有两轮焉&rdo;，&ldo;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rdo;（不久他又进一步把人权扩大为民主）。无独有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群怀抱科学报国理想的留学青年（任鸿隽、赵元任、秉志、杨杏佛、胡明复等），也在这一年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的《科学》月刊。《科学》创刊之初即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开风气之先。一个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新时代即将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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