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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8章 史铁生访谈录（第2页）

史铁生：不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天性中还是很自卑的，可能性格中就有这种东西。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给我的一句忠告，就是魄力不够，如果要是有魄力的话会好得多，可能是小时候我奶奶把我惯得太厉害，跑到大街门口都得叫回来，好像外面充满了危险的感觉。上小学的时候，都是我奶奶陪着我去，好几天了也不成，我奶奶坐在外面，我坐在教室里，奶奶一走我也跑，就觉得可怕。

至于自信，确实是慢慢建立的。所以胆和识也就联系起来了，你要是对一些事情认识能更多一点的话，感悟得更深广点的话，自信就可能更多一点。

胡健：自信一点一点建立起来以后，自信越强，自卑就越来越弱。

史铁生：人生来都是有自卑的。比如说你要征服一个山峰，你觉得不行，这也是自卑。对待自卑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掩耳盗铃、打肿脸充胖子，这样反而更糟糕。另一种是看清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扬长避短或加倍努力，这就是所谓的超越。自卑也是心理的困境。

胡健：就像当初腿不好以后，你从别人眼里老看到一种轻视的目光，那种算不算自卑心理呢？

史铁生：我想是，实际上就是因为你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对这种目光感触尤为深刻。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外界肯定了你，你才逐步建立起自信。还有很多很棒的人，外界没有肯定他，他也很有自信心，而外界未予承认，但他仍然是很了不起的。如卡夫卡，都说他是自卑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很自信的，就认为自己是很棒的，后来事实也证明了。我至少原来不是这样。

关于文学

胡健：当初你做过一个比喻，一个人爬到树上可能是为了鸟瞰四周，也可能是因为猛兽在后面追，文学对你来讲，是哪一棵树？

史铁生：可能对我来说两棵树都是存在的。开始的时候有可能是后一种，确实是狼追你的感觉，我那时做梦都是这种感觉，当时我很不理解。弗洛伊德不是说梦是有象征意味的吗？所以我觉得我那时也有慌不择路的意思，但在慌不择路的时候也还有点冷静，就比如说我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属于我的，比如上大学，至于那棵爬上去观风景的树，可能是后来才出现的。

胡健：可是我想，上不了大学，干什么也不行的时候，腿不好的人有的是，但是作家史铁生只有一个，走上文学创作的路应该有个特细致的过程。

史铁生：不必忌讳的是，有的人适合干这行。我要是学数学，肯定一塌糊涂，我从小作文就不错，上小学时，一个4分都没有，也不用谦虚，确实这方面是我的所长，在你来说是强项，你就干这个吧。我有时想，我缺乏魄力，是慌不择路助长了我的魄力，我在诸多科目里，更适合于干写作，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很可能是个一直想写但一直没有魄力去写的苦恼的人。

胡健：可是我不相信，二十一岁以前对自己今后要做什么的理想就没有？

史铁生：二十一岁以前只是想要做些事情，但是具体没有想。我那时插队，想的就是把牛喂好，腿一下不行了，躺在医院里，确实不知道要干什么。

胡健：你在农村的时候给老乡画过彩柜，后来又画彩蛋，有可能你还会成为一个画家？

史铁生：有可能。我从小喜欢画画，但这也靠机遇了，有时我觉得我是挺清醒的，我想我要是画画，我哪儿也去写生不了，大画也画不了，顶多画小画，所以说这人骨子里还是有点野心的，好像不满足于画彩蛋等，心想要画也得画《江山如此多娇》那样的大画，所以我觉得干这个不行，我就不干了。

胡健：我从你的作品里还发现你经常大量引用陕北民歌，外国名歌等，你也很可能成为一个歌唱家？

史铁生：成为不了，确实我感觉不行，实际我对音乐不太懂。

曾经，我在写小说时耳边总有一种旋律，有时候就是有一首歌，但可能跟我所写的内容无关，但是只要它的旋律存在，好像我的文章的旋律也就有了，一旦这个旋律破坏了，就没法往下写。

胡健：其实就是作为作家多方面的修养……

史铁生：我的音乐修养确实很差的。前几天跟别人唱卡拉OK，我对别人说，不唱卡拉OK，不知道嗓子不好。后来唱了几次发现底气不足，放松一点还能唱，可能是人老了，想怎么唱都不对了，老是抖。

胡健：那么文学对于你是什么呢？

史铁生：我想文学就是试图摆脱困境的一种方式，但最终发现是摆脱不了的，会发现活着和写作都是一样永远面对困境，永远摆脱，永远在困境之中。瘫痪了之后，准备活下去之后，总有一种突围的想法，我觉得我好像掉进了一眼四周没人的井里，得爬上去，但是后来一想，突围出去是到哪儿？就算你突围出去了，那是什么地方？那地方就没有困境了吗？不可能有这个地方，所以就是一个永恒的困境，而且永远是一个突围过程，不管是活着还是写作。

胡健：可是在很多人眼里，文学特别崇高，是一个事业，拯救灵魂的事业。在你的眼里，它就是个普通的手段？

史铁生：我想崇高还是崇高，但崇高的意义是什么，大概有必要想一下，你比如说是不是用我的笔去塑造别人的灵魂？我觉得不见得是这样，很可能是用我的笔在探索我自己的灵魂的时候，对别人有用，对别人有某种启发。当然我还是觉得它是崇高的，一个人在困境中突围，我想这是最崇高的一种事了。突围是一个永恒的过程，那么过程中的目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仅仅是突围，好像有点荒唐。如果人能看到困境是永恒的，突围是永恒的，那必然有一个爱的问题、美的问题要凸现出来，爱和美必然要呈现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假如突围过程中是丑的是恨的东西，那可是太得不偿失了。

胡健：有人讲过文学的教育作用，你从来就没有觉得以文学救世，教育别人？

史铁生：如果客观上有这种作用，也是可能的。但是我想作家主观上要是想教育别人，这是挺可笑的，凭什么你就教育别人？历来有一种说法是灵魂工程师，我说应该换成是灵魂的探索者，这可能比较准确。因为还有很多困境，不见得是外在的，如评职称评不上之类，很多是心里面的困境。生、死都确实需要想的，这想的过程就是对自己的灵魂做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如果对别人有益，我想称之为有教育意义也可以。

胡健：我想，一个人各种心理都有，好比猥琐的一面和崇高的一面都会有的，你写作这么长时间没有被批判过，是因为责任心，还是不愿把你的另一面写出来，还是由于本身你就是崇高呢？

史铁生：我想，我实际上有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说到真诚的问题，真诚不是很简单的。你说你真诚你就真诚了？甚至不是你想你要真诚你就能真诚的，真诚有时是一种品质，是一种愿望，但根本还有一种胆识问题，有胆有识才可能把问题看得很清楚，把自己看得很清楚。你比如说心里有些东西是不敢看的，那不敢看你还能说是很真诚的吗？所以我的作品有虚伪，这好像不用忌讳，我扪心自问我不是存心，但有没有胆识那可就难说了。

胡健：对你早期作品《我们的角落》《午餐半小时》，很多读者看了感受非常强烈，但是有些评论就认为你的调子低了一点，你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吗？

史铁生：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同意。我不认为他们说得对，所谓哀军必胜，我觉得首先是对悲观怎么理解的问题。在我看来，文学是有悲观色彩的，绝不是说垂头丧气什么都不干了，厌世。我觉得不是。悲观其实就是看到永恒的困境，没有一个圆满的没有矛盾的状态等着你，你休想。那么乐观呢？如果是建立在对没有困境、万事如意的期待上，那是最为悲惨的一件事，有一天肯定是一头冷水，迎面一棒。我想那些悲观得垂头丧气的人，很可能是开始时都是豪情万丈。只有你能面对困境，承认突围是永恒的，这难道是悲观吗？是贬义的悲观吗？我觉得恰恰不是，这才应该是褒义的乐观。

胡健：可恰恰是在你受批评后，你的作品调子要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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