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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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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哪几部书对我影响最大，几十年来我一贯认为是两位大师的著作：在德国是亨利希&iddot;吕德斯，我老师的老师;在中国是陈寅恪先生。两个人都是考据大师，方法缜密到神奇的程度。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个人爱好之所在：我禀性板滞，不喜欢玄之又玄的哲学;我喜欢能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而考据正合吾意。　　在写书、出书方面，我有一个&ldo;狭隘的功利主义&rdo;观点。我认为，出书必定要有用，对个人有用，对社会和国家有用。这个&ldo;用&rdo;，当然不应该理解得太窄狭。美感享受也是一种&ldo;用&rdo;。假如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书，大可以不必出。　　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倘若译成另外一种文字，连叶也不能相似，当然更谈不到味了。　　我从30年代起陆续读过一些美学的书，对美学我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外行。但是浅尝辄止，也说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内行，只能说是一个半瓶醋。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半瓶醋才能晃荡出声。我就是以这样的身份提出了一个主张：美学必须彻底转型，决不能小打小闹，修修补补，而必须大破大立，另起炉灶。　　我经常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除了《文心雕龙》、《诗品》等少数专门著作之外，竟没有像西方那样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又派别繁多、议论蜂起的。许多专家的理论往往见之于《诗话》中，不管什么&ldo;神韵说&rdo;、&ldo;性灵说&rdo;、&ldo;肌理说&rdo;、&ldo;境界说&rdo;等等，都见之于《诗话》（《词话》）中，往往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而内容却包罗无穷。　　我们中国文艺理论并不是没有&ldo;语&rdo;，我们之所以在国际上失语，一部分原因是欧洲中心主义还在作祟，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腰板挺不直，被外国那一些五花八门的&ldo;理论&rdo;弄昏了头脑。　　科学和哲学的著作不得已时当然可以重译，但文艺作品则万万不能。也许有人要说，我们在中国普通只能学到英文或日文，从英文或日本转译，也未始不是一个办法。是的，这是一个办法，我承认。但这只是一个懒人的办法。倘若对一个外国的诗人戏剧家或小说家真有爱好的话，就应该有勇气去学他那一国的语言。倘若连这一点勇气都没有，就应该自己知趣走开，到应该去的地方去。不要在这里越俎代庖，鱼目混珠。我们只要有勇气的人!　　评断一本书的好与坏有什么标准呢?这可能因人而异。但是，我个人认为，客观的能为一般人都接受的标准还是有的。归纳起来，约略有以下几项：一本书能鼓励人前进呢，抑或拉人倒退?一本书能给人以乐观精神呢，抑或使人悲观?一本书能增加人的聪明呢，抑或增强人的愚蠢?一本书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呢，抑或降低?一本书能增强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呢，抑或压低?一本书能给人以力量呢，抑或使人软弱?一本书能激励人向困难作斗争呢，抑或让人向困难低头?一本书能给人以高尚的美感享受呢，抑或给人以低级下流的愉快?　　池田大作在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中，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心灵，观察人生，体验人生，终于参透了人生，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界。书中的话就是从他深邃的心灵中撒出来的珠玉，句句闪耀着光线。读这样的书，真似乎是走入七宝楼台，以现到处是奇珍异宝，拣不胜拣。又似乎是行在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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