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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1页）

懊悔不已的洪秀全只好收拾行囊。他不想再回家面对那些笑容中暗含讥讽和怜悯的父老，于是决定重回广西去找冯云山，继续拿山寨版基督教碰运气。一路上，他都在后悔自己的愚蠢回答。细想一下，他提的根本不是个问题：入了教，教会自然会给自己资金。还是自己的脑筋太笨了！

因为这一偶然，&ldo;洪秀全与基督教会擦肩而过&rdo;。如果他顺利入了教，很有可能以一个温饱而体面的传教士为职业了此一生，这个偶然推动了他命运的又一个转弯。《天国的陨落》因此这样评论道：&ldo;这是洪秀全一生中的一大转折点，对洪秀全本人乃至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rdo;

起义

一

中国的农民起义，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自秦始皇以来，每隔百十年，华夏大地上就会有一次农民起义来&ldo;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调整生产关系，迫使后继王朝调整统治政策，推动历史前进&rdo;。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我们耳熟能详：陈胜吴广、红巾黄巾、瓦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这些大型起义之外，地区性、局部性的起义更是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据学者们统计，仅清代，清初以后二百多年间，散见于《清实录》的农民起义就在三百次以上，每年平均逾一次半。

然而，略略翻一翻世界史，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ldo;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rdo;这一规律似乎主要在中国有效。西方的农民起义为数甚少。西欧从公元八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十六世纪，八百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七八次。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西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但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全民族革命。

中国的农民起义使命是改朝换代，规模巨大。而西方农民起义则更像是一种社会运动，破坏性远较中国为小。公元1024年的法国布列塔尼起义，以恢复古老的村社制度为目标。1525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主要目的是宗教方面的‐‐为了增进&ldo;上帝的荣耀&rdo;，实现&ldo;基督教兄弟之爱&rdo;。997年，诺曼底农民举行过一次大起义。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说，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农民要&ldo;按自己的法规来使用森林附属地和水源&rdo;。

如果把起义简单地等同于革命，我们几乎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关心政治的农民。

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农民是&ldo;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rdo;，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会不公正的一个群体。

这样的一群人甘愿以生命为代价来选择起义，解释只能有一个‐‐他们别无选择。

二

中国农民被称为&ldo;民&rdo;&ldo;百姓&rdo;，而西方农民被称为&ldo;农奴&rdo;。从字面上看，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西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严密的一个群体。

早在商鞅和孟子时代，政治家们就已认定，只有让农民处于既不&ldo;转死沟壑&rdo;，又无&ldo;余粟&rdo;、&ldo;余力&rdo;、&ldo;余智&rdo;去&ldo;舍本而事末&rdo;，使他们世世代代&ldo;死徙无出乡&rdo;，才能保证天下太平。从极早开始，中国政治家们就发明了&ldo;户口制度&rdo;和&ldo;保甲制度&rdo;这双重控制体系，天涯海角内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毫无遗漏地织入国家行政网络之内。在这个控制体系中，居民们一生下来就被登记注册，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并且相互监视，实行连坐。一家有罪，邻里遭殃。

这种控制，实际上比西欧那种庄园农奴制度对农奴的束缚要严密得多。

与此同时，历代政府又坚持不懈地阻断民间社会自发组织的渠道，厉行打击民间的宗教组织和集会结社行为，使农民在政治上永远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比如元代政府禁止汉人划龙舟、赶集、夜间点灯。靠白莲教红巾军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后立刻取缔了白莲教。大清律则明确规定，百姓之间结拜兄弟是犯罪行为。

如此严密的社会控制，目的当然是为了&ldo;万世一系&rdo;，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们的财富以供养自己。中国政权对农民征课的各种租税，实际上总是远远超过官方字面上的&ldo;十五税一&rdo;、&ldo;三十税一&rdo;之类的限额。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民起义后建立的一个新王朝初期的三十年内，能够在温饱之后略有所余。而其余大多数时间里，他们都处在为温饱而奋斗终生的处境之下。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欧洲农奴比起来要低得多。据学者推算，去掉赋税后，中国农民人均占有粮食通常低于640斤。而中世纪欧洲一个农奴的年粮食消费量就达到1070斤。而且，就连这么低下的生活水平，也时常被大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毁坏。

专制权力只会越来越贪婪。每当一个王朝进入它的中后期，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官僚队伍总是像肿瘤一般，进入无法抑制的膨胀阶段。与此同时，人口越来越多，人均占有资源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线下。饿殍遍地、鬻儿卖女，是每一个王朝末期必然出现的悲惨景象。

三

西欧的农奴不仅比中国商、周时候的&ldo;众人&rdo;、&ldo;农夫&rdo;具有高得多的独立性，就是较之秦汉以后的&ldo;百姓&rdo;也拥有较大的自主活动余地。他们吃的是面包和肉。他们当然也有可能受到过度的侵害，但是由于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发展到如中国这样高度一元化、高度刚性的状态，所以农民们在与领主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有各种反抗的渠道，比如联合起来向国王进行请愿。欧洲国王的王权是脆弱的，国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来与贵族博弈。这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契约关系。当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被统治阶级有渠道进行申诉，不同利益集团会坐到一张谈判桌上来协调各方的关系。这就是西方社会没有中国这样多而且剧烈的农民起义的原因。

中国农民却没有类似的申诉渠道。他们是被堵住了嘴巴并且被分割成一盘散沙的&ldo;沉默的大多数&rdo;，是社会中最容易受损害的群体。他们没有组织起来推举自己的代言人来与其他阶层博弈的可能，而&ldo;青天大老爷&rdo;在史书中出现的次数又太少。拦轿喊冤、进京上访，不但困难重重，而且成功的概率实在太小。在忍无可忍之时，他们也会自发选择聚众示威甚至小规模暴乱等手段来进行抗争。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抗争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这种自发组织起来的行为，触犯了历代统治者的大忌，帝王们对这类行为从来都是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让我们来看一个典型案例。

乾隆皇帝统治后期，由于人口激增，地租迅速上涨，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佃户要求减租的社会风潮。一开始，这种申诉活动是和平的，老百姓通过直接向县令跪求或者罢市的方式进行。然而，官府不是不闻不问，就是敷衍过去。于是，有的地方采取了比较激烈的行动。乾隆十一年，福建人罗日光等人&ldo;聚众会议&rdo;，暴力抗租。群众性的暴力事件触动了帝国最敏感的政治神经，这一事件立刻被报告到皇帝那里，乾隆很快专门下达了谕令：罗日光等借减租起衅，逞凶不法，此风渐不可长，著严拿从重究处，以惩凶顽，毋得疏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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