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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其实，流行歌曲的起源也应该是这样‐‐唱平常人的平常心，唱平常人的那些平常的牵念，喜怒哀乐都是真的、刻骨铭心的、魂牵梦萦的，珍藏的也好坦率的也好都是心灵的作为，而不是喉咙的集市。也许是我老了，怎么当前的流行歌曲能打动我的那么少？如果是我老了，以下的话各位就把它随便当成什么风刮过去拉倒。我想，几十几百年前可能也有流行歌曲，有很多也那么旋风似的东南西北地刮过（比如大跃进时期的、&ldo;文化革命&rdo;时期的），因其不是发源于心因而也就不能留驻于心，早已被人淡忘了。我想，民歌其实就是往昔的流行歌曲之一部分，多少年来一直流传在民间因而后人叫它民歌。我想，经几十甚至几百年而流传至今的所有歌曲，或许当初都算得流行歌曲（不能流行起来也就不会流传下去），它们所以没有随风刮走，那是因为一辈辈人都从中听见自己的心，乃至自己的命。&ldo;门前有棵菩提树，站在古井边，我做过无数美梦，在它的绿荫间……&rdo;&ldo;老人河啊，老人河，你知道一切，但总是沉默……&rdo;不管是异时的还是异域的，只要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就必定能够流进心里去。可惜，在此我只能列举出一些歌词，不能让您听见它的曲调，但是通过这些歌词您或许能够想象到它的曲调，那曲调必定是与市场疏离而与心血紧密的。我听有人说，我们的流行歌曲一直没有找到自己恰当的唱法，港台的学过了，东洋西洋的也都学过了，效果都不好，给人又做偷儿又装阔佬的感觉。于是又有人反其道而行，专门弄土，但那土都不深，扬一把在脑袋上的肯定不是土壤，是浮土要么干脆是灰尘。&ldo;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门前刮过&rdo;，虽然&ldo;高&rdo;和&ldo;大&rdo;都用上了，听着却还是小气；因为您再听：&ldo;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rdo;这无异于是声称，他对生活没有什么自己的看法，他没心没肺。真要没心没肺一身的仙风道骨也好，可那时候&ldo;风&rdo;里恰恰是能刮来钱的，挣钱无罪，可这你就不能再说你对生活没有什么看法了。假是终于要露马脚的。歌唱，原是真诚自由的诉说，若是连歌唱也假模假式起来，人活着可真就绝望。我听有人说起对流行歌曲的不满，多是从技术方面考虑，技术是重要的，我不懂，不敢瞎说。但是单纯的技术观点对歌曲是极不利的，歌么，还是得从心那儿去找它的源头和它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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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情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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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儿我怀疑了很久，反省了很久：也许是我错了？我老了？一个人只能唱他自己以为真诚的歌，这是由他的个性和历史所限定的。一个人尽管他虔诚地希望理解所有的人，那也不可能。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历史是不同的，这是代沟的永恒保障。沟不是坏东西，有山有水就有沟，地球上如果都是那么平展展的，虽然希望那都是良田但事实那很可能全是沙漠。别做暴君式的父辈，让儿女都跟自己一般高（我们曾经做那样可怜的儿女已经做得够够的了）。此文开头说的那位二十一岁的朋友‐‐我们知青的第二代，他喜欢唱什么歌呢？有机会我要问问他。但是他愿意唱什么就让他唱什么吧，世上的紧张空气多是出于瞎操心，由瞎操心再演变为穷干涉。我们的第二代既然也快到了恋爱的季节，我们尤其要注意：任何以自己的观念干涉别人爱情的行为，都只是一股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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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十一岁那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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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有十二间病室，除去一号二号，其余十间我都住过。当然，决不为此骄傲。即便多么骄傲的人，据我所见，一躺上病床也都谦恭。一号和二号是病危室，是一步登天的地方，上帝认为我住那儿为时尚早。

十九年前，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那病房。那时我还能走，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

正是晌午，病房里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护士们轻极了的脚步，满目洁白，阳光中飘浮着药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进了庙宇我感觉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进十号病室。她贴近我的耳朵轻轻柔柔地问：&ldo;午饭吃了没？&rdo;我说：&ldo;您说我的病还能好吗？&rdo;她笑了笑。记不得她怎样回答了，单记得她说了一句什么之后，父亲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女大夫步履轻盈地走后，我永远留住了一个偏见：女人是最应该当大夫的，白大褂是她们最优雅的服装。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我舒心地躺下来睡了个好觉。心想：十天，一个月，好吧就算是三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来看我时，也都这样想；他们给我带来很多书。

十号有六个床位。我是六床。五床是个农民，他天天都盼着出院。&ldo;光房钱一天就一块一毛五，你算算得啦，&rdo;五床说，&ldo;死呗可值得了这么些？&rdo;三床就说：&ldo;得了嘿你有完没完！死死死，数你悲观。&rdo;四床是个老头，说：&ldo;别介别介，咱毛主席有话啦‐‐既来之，则安之。&rdo;农民便带笑地把目光转向我，却是对他们说：&ldo;敢情你们都有公费医疗。&rdo;他知道我还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一床不说话，一床一旦说话即可出院。二床像是个有些来头的人，举手投足之间便赢得大伙的敬畏。二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词都忘了，包括忘了自己的姓名。二床讲话时，所有名词都以&ldo;这个&rdo;&ldo;那个&rdo;代替，因而讲到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迹却听不出是谁人所为。四床说：&ldo;这多好，不得罪人。&rdo;

我不搭茬儿。刚有的一点舒心顷刻全光。一天一块多房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一天好几块的药钱、饭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何况为了给我治病家中早已是负债累累了。我马上就想那农民之所想了：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我赶紧松开拳头让自己放明白点：这是在医院不是在家里，这儿没人会容忍我发脾气，而且砸坏了什么还不是得用父母的工资去赔？所幸身边有书，想来想去只好一头埋进书里去，好吧好吧，就算是三个月！我平白地相信这样一个期限。

可是三个月后我不仅没能出院，病反而更厉害了。

那时我和二床一起住到了七号。二床果然不同寻常，是位局长，十一级干部，但还是多了一级，非十级以上者无缘去住高干病房的单间。七号是这普通病房中唯一仅设两张病床的房间，最接近单间，故一向由最接近十级的人去住。据说刚有个十三级从这儿出去。二床搬来名正言顺。我呢？护士长说是&ldo;这孩子爱读书&rdo;，让我帮助二床把名词重新记起来。&ldo;你看他连自己是谁都闹不清了。&rdo;护士长说。但二床却因此越来越让人喜欢，因为&ldo;局长&rdo;也是名词也在被忘之列，我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平等、融洽。有一天他问我：&ldo;你是干什么的？&rdo;我说：&ldo;插队的。&rdo;二床说他的&ldo;那个&rdo;也是，两个&ldo;那个&rdo;都是，他在高出他半个头的地方比划一下：&ldo;就是那两个，我自己养的。&rdo;&ldo;您是说您的两个儿子？&rdo;他说对，儿子。他说好哇，革命嘛就不能怕苦，就是要去结合。他说：&ldo;我们当初也是从那儿出来的嘛。&rdo;我说：&ldo;农村？&rdo;&ldo;对对对。什么？&rdo;&ldo;农村。&rdo;&ldo;对对对农村。别忘本呀！&rdo;我说是。我说：&ldo;您的家乡是哪儿？&rdo;他于是抱着头想好久。这一回我也没办法提醒他。最后他骂一句，不想了，说：&ldo;我也放过那玩意儿。&rdo;他在头顶上伸直两个手指。&ldo;是牛吗？&rdo;他摇摇头，手往低处一压。&ldo;羊？&rdo;&ldo;对了，羊。我放过羊。&rdo;他躺下，双手垫在脑后，甜甜蜜蜜地望着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语。大夫说他这病叫做&ldo;角回综合症，命名性失语&rdo;，并不影响其他记忆，尤其是遥远的往事更都记得清楚。我想局长到底是局长，比我会得病。他忽然又坐起来：&ldo;我的那个，喂，小什么来？&rdo;&ldo;小儿子？&rdo;&ldo;对！&rdo;他怒气冲冲地跳到地上，说：&ldo;那个小玩意儿，娘个！&rdo;说：&ldo;他要去结合，我说好嘛我支持。&rdo;说：&ldo;他来信要钱，说要办个这个。&rdo;他指了指周围，我想&ldo;那个小玩意儿&rdo;可能是要办个医疗站。他说：&ldo;好嘛，要多少？我给。可那个小玩意儿！&rdo;他背着手气哼哼地来回走，然后停住，两手一摊：&ldo;可他又要在那儿结婚！&rdo;&ldo;在农村？&rdo;&ldo;对，农村。&rdo;&ldo;跟农民？&rdo;&ldo;跟农民。&rdo;无论是根据我当时的思想觉悟，还是根据报纸电台当时的宣传倡导，这都是值得肃然起敬的。&ldo;扎根派。&rdo;我钦佩地说。&ldo;娘了个派！&rdo;他说：&ldo;可你还要不要回来嘛？&rdo;这下我有点发蒙。见我愣着，他又一跺脚，补充道：&ldo;可你还要不要革命？！&rdo;这下我懂了，先不管革命是什么，二床的坦诚都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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