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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3章（第1页）

看得出来，此时的胡适，不仅意志坚决，而且语气上也坚决，一口一个“文学革命”，而不是“文学改良”，而且表示：“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所谓是，不敢不言。”要求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公开讨论。但是，也许他的这个主张在美国遭到太多太尖锐的反对，他也有一丝保留和谨慎，表示：“此一问题，关系甚大，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始可定是非。”[51]

胡适的这些主张，在今日看来极其平常，在当时却具有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震撼威力。因为当时的文坛正如胡适所说，是有诗必律，有文必骈（骈四俪六，对偶排比），文以载道，内容陈腐，之乎者也，八股文独霸。所以，胡适的“八事”，从内容到形式，是对文坛传统的一个全面否定。

胡适后来说陈独秀“想文学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后来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产生新文学”，[52]这“后来他知道”，就是看了胡适此信后。当时陈如获至宝，称其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立即回信表示：“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他希望胡适“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53]

胡适遵嘱照办，立即写了一篇后来被称为“文学革命发难信号”的文章，但是，正如上述，胡适坚定而内敛的性格凸显，标题强调谨慎的试验性，称“改良”而非“革命，叫《文学改良刍议》”。用胡适后来所说的话是“一篇对中国文学作试探性改革的文章”。陈阅后“快慰无似”，大喜过望，立即安排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同时，陈独秀又考虑到当时中国旧文化传统势力之巨大，“黑幕层张，垢污深积”，而胡适受阅历、地位等因素的局限，他的“八条”尚有不尖锐和不彻底之处，因此在下期刊物上，陈独秀又亲自撰写了《文学革命论》，为胡文呼号助威，并弥补其不足，恢复其“文学革命”的气势。他写道：“文学革命之是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他提出了“文学革命三大主义”：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还宣告：凡“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这样，陈独秀就把胡适的“文学改良”，上升到了一场真正的气势磅礴的“文学革命”上了。胡适在经过一段筚路蓝缕的艰苦跋涉之后，终于踏上了浩荡的坦途。

一个是早已在全国著名大报上多次露面、在革命志士中闻名的大名人、全国最高学府教授、文科学长，一个是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就这样结成了“文学革命”的“黄金搭档”。对于陈独秀来说，是慧眼识珠，不拘一格举人才；对于胡适来说，竭尽困顿之后，千里马终于找到了伯乐。所以，后来二人虽然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是二人之间的友情终生长青。

由于陈独秀的“三大主义”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与伦理道德政治等革命相通，并且陈、胡很快相聚北京大学，所以胡适后来说：陈独秀的这篇文章有可注意的两点：“（一）改我的主张进而为文学革命；（二）成为由北京大学学长领导，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变成整个思想革命！最后，归纳起来说，他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54]

胡适作为当时与陈独秀的亲密合作者，对陈做这样的评论是十分中肯的。说到陈独秀当时“一往无前的精神”，更是精到。与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比，胡适是激进而革命的，但是，与陈独秀相比，一种差异就显现出来了。文学革命之火被胡适和陈独秀点燃时，胡适一时还不适应陈独秀的那种叱咤风云、狂飙席卷的风格。1917年4月9日，胡适十分激动地给陈写信说：

今晨得《新青年》第六号，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中国人士之讨论，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虚所愿，幸何如之！[55]

同时表示，对于他的“八事”和陈的“三大主义”的讨论，“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立即回信：“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56]

这里再次表现了二人在共同奋斗中的不同风格。有人认为胡适的表现“暴露出胡适软弱、动摇性”、“软懦游移的弱点”。[57]其实二人各有千秋，似不必称其为“弱点”。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的评论较为恰当：“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二者姿态迥异，互相补充，恰到好处。陈之霸气，必须有胡之才情作为调剂，方才不显得过于暴戾；胡之学识，必须有陈之雄心为之引导，方才能挥洒自如。这其实可作为新文化运动获得成功的象征：舆论家之倚重学问家的思想资源，与大学教授之由传媒而获得刺激与灵感，二者互惠互利，相得益彰。”[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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