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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6章（第1页）

袁溥之在回忆中说：“一九二八年，王明等人又在莫斯科开展了反对‘江浙同乡会’的斗争。这一次比上一次还要厉害。其手段也更加毒辣。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在反托派斗争中还没有被整垮的人统统打倒。董亦湘是江苏人，俞秀松是浙江人，在反对王明等人的学生中，也有一些江、浙人，这也是事实，但被他们打成‘同乡会’的人中许多根本不是江、浙人。例如被指为‘同乡会会长’的周达文，是贵州人。有的虽然是江、浙人，政治上同周达文、董亦湘、俞秀松等人并不接近，只是在小事情上得罪了王明及其一伙（这里的‘及其一伙’四个字不可少，当时他们真是有一批人，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二十八个半’的某些人）……有一位叫吴近的浙江籍同学，他是班代表，我是年级代表，我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学习问题。他在某些观点上不赞成王明那一套，也被宣布为‘江浙同乡会’成员，大会批，小会斗。我不满意，在批判会上没有发言。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讲，本没有任何反党活动或者反党观点，但给戴上‘江浙同乡会’的帽子，就是一个很大的罪名。王明等人叫嚷，‘江浙同乡会’是进行反党的小组织，是‘封建性的团体’，‘至少除党籍’等等。”“后来，被定了罪的‘江浙同乡会’成员，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有的被开除党籍、学籍，遣送回国。其中有一位同学叫相玉梅，山东人，一九二四年入党，同我很好，经常开玩笑说，你们一九二五年入党的算什么？那是在革命高潮中入党，一九二四年的党员才宝贵。他是个乐天派，但也不能幸免。”[101]

江泽民回忆说：“王明这个人非常坏，在中山大学时把反对他的人，搞了个江浙同乡会。俞秀松、周达文都是王明的死对头。王明就把他们两人说成是江浙同乡会的头头，诬陷他们搞宗派。”[102]

但据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一文说，开始揭发江浙同乡会的并不是王明，他只是在揭发过程中推波助澜。他异常活跃，到处找人谈话，动员揭发。他甚至公开在墙报上撰稿，第一个上纲上线，指责“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和不满意中国革命，准备脱离党另找出路的人，组织起来的一个反革命集团，他们与第三党保持着秘密联系。这一说法立即引起相当一部分学生的不满，五人调查委员会委员之一董亦湘当众批评他不负责任，强调“江浙同乡会”有无尚未调查清楚，即使存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党内教育问题。双方因此争论不休。[103]邱路在《蒋经国险遭枪毙》一文中也说，向向忠发报告“江浙同乡会”问题的，并不是王明，而是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又译为格柏乌）中负责收集中国人中间情报的郑家康，但王明在2月26日米夫召开中大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公开动员党员干部协助清查这一组织以后，王明“第一个在墙报上就此上纲上线，声称‘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中国革命的人组织起来的反革命集团”。[104]

也有的论著认为：“清查‘江浙同乡会’是中山大学‘反托派’‘左’倾错误的继续，不能把他纯粹说成是王明的宗派活动，是王明从宗派主义出发发动起来的。至于王明在清查所谓反革命时，从宗派主义出发，利用了这场斗争，迫害了他不满的人，这是他自己的责任，应当揭发批判。”[105]

但是，王明在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中，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孙耀文在《风雨五载》中说：“陈绍禹控制的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一面暗中派人监视，一面加紧向人们散播流言，一传十，十传百，很快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与此同时，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支部局应陈绍禹等人的‘要求’，立即开始‘彻底调查’，而且请苏联的反特、肃反机关‘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派人参加。”[106]

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掀起以后，中山大学里一片恐怖气氛。孙冶方回忆说：“在捏造的‘江浙同乡会’案件发生以后，中国留学生中气氛十分紧张，甚至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即使同住一个房间，互相也很少谈心。例如，当时我和乌兰夫同志等四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除了日常生活上事务性的谈话外，就很少谈政治或学习的问题。那时俞、董、周三人在列宁学院学习，原‘中大’的同学几乎没有人去看他们。”[107]袁溥之也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公开反对米夫、王明等人的是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文、钱介磐、吴近、方洛舟、姜常师、陈德森等人。上述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逃脱厄运，有的被送进苏联集中营，有的被开除党籍，遣送回国，有的在王明等人回国后遭到残酷迫害。可以说，当年在莫斯科反对过米夫、王明的人后来被他们在党内消灭殆尽。”[108]

很多人根本不相信“江浙同乡会”小组织的存在。例如王明小宗派的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所谓“江浙同乡会”只不过是王明等人打击别人的工具，是夸大其词，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说：“教务派被打败了，阿古尔受到了撤职离校的纪律处分。然而俞秀松、董亦湘等形成这一派系的中国学生核心人物还在中山大学……流言说，他俩组织一个‘江浙同乡会’。这个说得煞有介事的同乡会，为陈绍禹及其战友提供了用来反对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随者的有力武器。因为组织这种团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而无论如何这种据说是有的组织可以被加上封建性团体的帽子，因而陈绍禹等人要求对它进行彻底调查。而我当时并不相信他曾正式存在过。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说法可谓屡见不鲜，而且在共产党内比别处此风尤盛。”[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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