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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1章（第1页）

7月2日在《红旗》第115期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还是“没收一切土地”》。

文章正确地批评了“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但同时又说：“因为富农已经是土地革命的仇敌，我们……一定要没收他的土地。”并宣扬实行“土地国有”。

7月初和秦邦宪一起找王稼祥、何子述“交换回国以来的见闻和观感”。

在交谈中都谈了自己对当前形势、工作情况，特别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决议的看法。这时，王明已经知道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反对6月11日决议，又见大家对决议都有一些异议，就说自己对决议的看法。他最后说：“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一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147]

7月9日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发言，对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决议提出意见。秦邦宪等也发了言。这使李立三很恼火，便给王明等人扣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小组织”等帽子。向忠发宣布，立即撤销王明的中宣部秘书等一切工作。正如杨奎松所说：“王明深受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信任，雄心勃勃，回国后却得不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于是，他抓住这个机会，拉上对当时中央的做法同样有意见的博古，向李立三发难。结果，王明、博古几个人因此受了严厉的处分。”[148]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那时李立三把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他们曾向李立三个人和政治局提意见，并在党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拥护共产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小组织’或‘陈绍禹的莫斯科派’而加以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严重打击。为反对李立三在中共中央的《布尔塞维克》杂志四、五合期上发表的《革命高潮前诸问题》的论文和政治局六月十一日决议，六月二十八日陈绍禹被给予‘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秦邦宪、王稼祥和何子述各被给以‘严重警告’的处分。八月七日陈绍禹原来的处分被加重为‘留党察看六个月’，秦邦宪、王稼祥和何子述原来的处分都被加重为‘最后严重警告’。”[149]

《传记与回忆》说：“李立三召开中央工作人员会议，公开斗陈、秦、王、何四人。除宣布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取消派的暗探’外，并派当时挂名的总书记向忠发找陈、秦、王、何谈话，准备给他们一组织处分。”“1930年6月底，向忠发带着项英同志一起，找四人谈话。向张口大骂，从‘小资产阶级意识’直到‘狗入的王八蛋’……都骂出来，强迫四人承认错误。项英同志始终一言未发。四人都不承认错误。向忠发代表立三中央宣布：给绍禹最后严重警告，给其他三人严重警告。”

但米夫对他们的行动高度赞扬，说“上海党的组织在陈绍禹（王明）同志领导之下，首先开始了反半托洛茨基的李立三路线的斗争，为正确路线而进行的斗争，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在绍禹同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有威望和最有天才的领袖之一，周围团结了党的最好的干部，他协同党内其他优秀的领导者，——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于1933年因遭受虐待病死于北平陆军监狱内），沈泽民（因积劳成疾而死于鄂豫皖苏区），陈原道（于1932年被国民党秘密枪杀于南京）等同志，在两条战线斗争上，坚持了正确的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路线”。[150]

7月10日以韶玉的名字给中央写信，重申他在政治讨论会上发表的意见。

信中共谈了四个问题：（一）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他认为“世界革命新的怒潮正在发展到直接革命形势，中国革命的大爆发更加加速世界革命直接革命形势的成熟，更加速世界革命大爆发，这是毫无疑问正确的，但有些同志以为只有中国革命爆发了，才能引起世界革命大爆发，只有中国革命胜利了，世界革命才能胜利，这是不正确的”。“中国革命现在不仅有先于他国爆发的可能，而且有先于他国胜利的可能，不仅有胜利的可能，而且有胜利持续的保障。”（二）关于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问题。他认为“直接革命形势是高潮的顶点，高潮发展成长而为直接革命形势，中间虽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间隔着，但两者并不是混而为一的东西”，不能“把高潮或高涨与直接革命形势混为一谈”。（三）关于一省与几省政权问题。他不同意“以为主要数省以至一省暴动夺取政权后，如果不马上发生全国暴动，则这主要数省以至一省的政权便立刻塌台”的观点，认为“数省与一省首先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能够支持斗争到汇合全国革命胜利，不然，还是无意中取消了数省以至一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和意义”。（四）反右倾问题。他说“关于反右倾工作未做到支部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我以为不仅未深入支部，而且未能深入一般干部”，“很少能对右倾观点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在列举了右倾的五种表现以后，他还提出要特别加紧“反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更加重视托洛茨基派的问题。[151]

有的学者分析说：标志“立三路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决议》和王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给中央的这封信，两相对照，可以看出：两者都“左”，总的方面是一致的，在基本问题上王明不可能“反对李立三路线”，并多次称《决议》及其报告人是“非常正确的”、“我完全同意”等；两者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区别，对有些问题王明的观点和主张比李立三更“左”，他是站在更“左”的立场上反对“左”；王明不同意“把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混为一谈”，这是对的，但这是照搬斯大林的；两者在具体提法上有时有些不同，但王明不是通过讨论纠正李立三“左”的错误，而是找借口反对李立三，为自己上台打开通路。[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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