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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2章（第1页）

1月7日米夫直接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

会前，米夫包揽了会议的重要筹备工作。他自己起草四中全会决议，拟定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拟定了参加会议的人员，规定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各地方、各部门的代表外，还让莫斯科回来的一些学生代表参加，而且凡参加会议的人都有表决权。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因为被视为持不同意见，没有通知他们到会。徐兰芝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负责人，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按理应通知在上海的他参加六届四中全会，只因为他赞成全总党团书记罗章龙的观点，就没有得到参会通知。正巧六届四中全会召开那天，他偶然得知开会消息，便气愤地闯入会场。据目击者张金保回忆当时情景说：“会议开始不久，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徐兰芝闯进会场，质问向忠发：‘你们开的什么会？’有人替向忠发回答：‘六届四中全会。’徐兰芝拍着桌子大声责问：‘我是候补中央委员，为什么不通知我来参加六届四中全会？’问得向忠发张口结舌说不出话。这时，王明站起来帮助向忠发解围。他拍着徐兰芝的肩膀，把他拉到另一间房子去了。”他还说：“通知去开紧急会议，到会后却宣布四中全会。他们设圈子，让我们往里跳。结果把我们骗了，他们学了马列主义，吃的洋面包，却学会资产阶级的一套，他们品质太恶劣了。”[285]

向忠发在会上作的《中央政治局报告》，完全接受了王明在《两条路线》小册子中的观点和意见，批评“立三路线”，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批评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没有在工作上“真正转变”过来，提议取消赞助“立三路线”的中央委员，引进反“立三路线”的人到中央委员会来，重新审查政治局的成分。《报告》检查了处分王明等4人的错误，点名批评了瞿秋白。

在讨论《报告》时，王明俨然以理论家的姿态讲了四条意见。1“立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说“立三路线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同时点名批评了瞿秋白。2“党的改造问题”，说“党的改造”不只撤换几个领导人，还要“发展党内政治斗争”，用新的干部“代替旧的干部”。3“党内斗争与党的进步”，说“党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表现很大的进步”。今后，“需要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4“目前形势及党的任务”，说我们的任务，是“执行国际路线”，拥护苏联，反对敌人进攻红军和苏维埃。

米夫的结论除重复王明的观点外，还吹捧王明等人，说他们是“坚决的与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是将在莫斯科学习到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286]并严厉地批评瞿秋白，也批评了罗章龙的分裂党的活动。

会议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其中说：为着完成党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许多任务，“扩大的四中全会认为必须取消三中全会所补选的赞助立三同志的中央委员，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分，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287]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尔后，即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选政治局。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拟定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是让我和贺昌从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中退出来，让瞿秋白、李立三和我从三中全会的政治局中退出来，并提出向忠发、王明等十六人为新的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这个名单一宣布，即遭到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等人的反对。罗章龙不仅要求把李立三、我和贺昌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而且要求彻底改造政治局，说政治局的大半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在米夫的操纵下，又由于罗章龙等人对原中央领导人采取打倒一切的态度，远东局和政治局提出的名单获得多数通过。结果，退出的中委是我和贺昌，补选的中委是韩连会、王荩仁、王明、许畏三、沈先定、沈泽民、黄苏、曾炳春、夏曦等九人；退出政治局的是瞿秋白、李立三和我三人，新选入政治局的是刘少奇、王明、王克全、任弼时、陈郁等五人。这样，在米夫支持下便实现了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领导权的计划，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进入党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政治局。向忠发名义上虽然继续担任政治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由王明等人独揽中央领导大权。”“王明等人之所以能够上台，我认为：一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和支持，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二是教条主义唬住了一些人，一部分同志对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三是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情绪和政策还浓厚地存在着，容易为王明的一套更‘左’的理论和政策所迷惑。”“总之，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什么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它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更加严重的灾难。”[288]

从一份题为《关于王明同志的几件历史事实》的材料看，王明等人在四中全会前搞了很多非组织活动。这份材料说：决定我去参加四中全会，首先是王明告诉我的。当四中全会开会前三数分钟，陈原道来告诉我两件事情：一件是说罗章龙是右派，要我发言反对；另一件是说“右派”坚持要开紧急会议或预备会议，反对开四中全会，但国际代表与中央都主张开四中全会，要我反对开紧急会议的主张。所谓“右派”问题，当时对我不仅是一个突然的问题，而且我自己根本无法理解。那时我只觉得罗章龙他们有两个意见我是不赞成的：一是说中央过去没有做任何工作；另一个是主张中央全部改造。但我思想中绝无他们是右派的感觉，所以我没有发言。四中全会上，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争论，开展反“右派”斗争还是四中全会以后的事情。四中全会只开了一天，决议与补选中央委员的名单，都是事先预备好的。在会议过程中，虽然发生过一些争论，但结果都照原来准备好的通过了。[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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