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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8章（第1页）

同期及以后在打击周达文、陈郁等同志的同时，还反复批判、打击李立三。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同志不仅对瞿秋白同志很好，而且对李立三同志也很好，例如：帮助他钻研马列主义，改正错误；吸收他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遇事和他商量；经常地谈笑自如；从未对他记仇或歧视过。”

但唐纯良在《李立三传》中说：李立三是1930年底达到莫斯科的，向共产国际作了检查。王明到了莫斯科以后，“李立三虽然被吸收作了代表团成员，并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但是，打击李立三是王明执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和吓唬不同意见同志的手段。自从王明到达莫斯科就在东方大学、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等处，没完没了的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即使别的内容的会议也往往在开会前加上一段批判李立三的内容作为前导。通常的做法是先由主持会议的人（多数是王明亲自主持）讲一通开会的意义，然后就联系到‘立三路线’的错误和王明路线的正确。于是李立三就被叫起来，站在那里作一通自我检查和批判。如果这次会是专门批判李立三的会，就要由很多人接着发言批判，说李立三检查不深刻，态度不老实，必须有深刻反省，彻底改变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必须真诚拥护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路线等等；如果不是专门批判李立三的会议，那就要直接联系到会议的目的，要会议参加者按照反‘老实联系’的战斗精神，把当前的斗争搞好。当时在莫斯科的同志回忆说：这样的会，重重复复，没完没了，一直搞了三、四年。李立三曾经回忆说：‘我在王明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象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44]

春有人反映王明用挂毛泽东、朱德照片的事情抬高自己。

卢竞如1943年10月25日写的《有关王明一些事情的反省》说：1932年春，王明说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相片之所以五一节能在莫斯科挂出，是他向共产国际争来的，并要我们在列宁学校每次开纪念大会选举名誉主席团时提出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名单来（以前是没有的）。的确，以后名誉主席团就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名单了。他说这样做的理由是：中国有红军，应在国际上做宣传，至于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中国党、中国革命上的重要作用是没有提出的。我们要把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国际上坚决提出，并不说明他从政治上来尊重毛主席、朱总司令，只是说明他拿毛主席、朱总司令来作为他在国际中取得更高地位的资本。他本人呢？却是居于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地位之上的。下面几件事就足以说明这点：

（一）他曾几次谈到四中全会的正确与四中全会后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的有力论证是：“朱毛还是原来的朱毛，领导正确就能决定他们打仗的胜败。四中全会前朱毛打败仗，四中全会后朱毛打胜仗。”

（二）对于毛主席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查田运动册子两文件，记得有一次他说内中有不对的，似乎经他修改过了。

（三）在列宁学校的学生中，从没有提到过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党内的作用。

（四）中国有些负责同志到苏联去了，在学生中组织报告是极少的，只是晚饭后应同学的要求，陈云同志才和我们讲过一些关于苏区的故事（有关财政经济劳工政策等）。

5月19日致米夫信。[45]

同日致萨发洛夫和米夫信。[46]

5月“提议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名义”“对日宣战”。[47]

同月写七绝《抗日何计》一首，诗曰：

东北沦亡淞沪战，中华命运发千钧。

苦思抗日应何计？团结全民内战停。[48]

6月7日作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概要的报告。[49]

6月17日谈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组织情况。[50]

6月23日致皮亚尼茨基信。[51]

6月将林铁、杨秀峰送到乌拉尔伽里第一矿当矿工。[52]

何一民回忆说：“当时，林铁同志、杨秀峰同志都不同意王明的作法，并且公开顶了他。他就把杨秀峰、林铁同志下放到乌拉尔山区工厂劳动……王明当时就用这种办法来惩罚那些不跟着他跑的共产党员。”[53]

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致王明电，说“三个月来我们一直没有收到钱。财政状况极其困难。希望你们尽快汇钱来”。[54]

7月2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致王明电，电文中说：“四个月来我们一直没有收到钱。我们正处于十分窘迫的财政状况。在目前对苏维埃进行第四次‘围剿’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苏区的交通联系中断了，苏区本身需要经费，因此我们不可能得到苏区的财政援助。希望尽快寄钱来。”[55]

8月20日左右几次找中央苏区去列宁学院学习的两位同志谈话，要求他们利用李立三，孤立“右派陈郁”，打倒“托派”俞秀松、周达文等人。

李国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1932年8月到莫斯科后，20号前后，王明同志叫我和陈贵前去谈话，问了我们中央苏区的一般情形，以后他告诉我们，你们学校有一个大的斗争，还未结束，这就是反托派的斗争。托派的人有周达文、于秋松[56]、蒋经国、李国煊等，都为托派。他们过去都是中山大学的学生，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以外的人，他们都反对中央，反对四中全会，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怀疑中国有苏维埃和红军，也怀疑你们是红军里的人，学校的领导人那个老太婆（即克利山洛夫雅）是包庇托派，同托派勾结在一块的，所有的教员都是托派分子，如果不把他们赶出去，你们就没有办法读书。因此你们的任务是回去团结苏区来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和国际的周围，拥护中央，拥护代表团，反对这些托派分子。同时告诉我们领导这个斗争的是吴克坚同志，你们以后有些什么具体的问题，去和吴克坚商量。不久吴克坚也找我们去谈话，也是上面的这些话，另外加上李立三、罗章龙右派（指陈郁）。没有多久王明同志又找我们两个去谈话，告诉我们有个缺点，就是幼稚，没有学习理论，不晓得斗争的策略，听说我们要把李立三、右派和托派一样的斗，他说这样斗不好，李立三、右派应该斗，但现在不应该斗他们，主要的要斗周达文等。现在应该利用李立三，孤立右派，达到打倒托派的目的。我们当然按照这样做啦，斗争的结果是校长撤职了，原来在学校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差不多都走啦，我现在所记得的有周达文、于秋松、董xx[57]、蒋经国、捷可夫、教务处书记苏拉可夫（他是上海工人），陈郁的支书也撤换了，换了吴克坚同志，教务处主任换上普世奇，校长换上外国人。这些人走了后王明同志来学校一次讲话，说明了这一次的斗争，我和同志都是积极的，拥护党和中央，很好，但是有个别同志，表现得非常不积极，并和托派勾勾搭搭，如右派的头子陈郁、阿合斯基（中国人）、黄海等，这些人应该很好的表明态度。在斗争中，有很多事实都是捏造的。比如说于秋松等和列宁学院院长勾勾搭搭，并同她睡觉，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说周达文从远东回来后住在老太太家，也没有这回事，因周达文从离开学校就没有回来过。说陈郁同志同右派有联系，证据就是他同罗章龙通信，实际上我记得只是陈郁同志和国内的一个朋友写了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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