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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4章（第1页）

同日作自由体诗《卡尔·马克思（纪念逝世50周年）》一首。[94]

3月2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上海分部致电共产国际，讨论王明回国的具体途径。[95]

4月2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信，决定以王明名义发出，其中说：“现给你们寄去：1原则性的基本条款草案，中国共产党必须从这些条款出发，提出为消灭帝国主义、中国封建主、资本家和国民党政权对中国非汉族人民的民族压迫而斗争的问题；2关于这一斗争在满洲、内蒙古、甘肃和华南的近期任务的建议草稿。我提请中国同志们特别注意所寄材料的非常初步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工作，不仅是收集、审查和修改实际材料，而且要十分明确地提出具体的民族问题。我强调一下，中国共产党应当考虑到，争取消灭对非汉族人民的民族压迫的斗争，应看作是整个中国反帝和反封建革命的一个从属部分。每个民族运动都将具有和已经具有反动的或者进步的色彩，这取决于它如何对待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如何对待中国的国内革命。”“必须让中共中央组织对上述问题的广泛研究和讨论，以便起草中共中央的必要策略决定。”[96]

4月28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上作《中国反帝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会议决定：责成王明就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问题起草简要的指示，[97]其中建议：（1）重申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98]。（2）在实行广泛的反帝斗争统一战线事业中，加强我们工会和青年组织的活动。（3）为成立救国会和动员最广大群众同干涉者作斗争起草基本纲领。在这个指示草案中，应当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口号具体化。这个指示草案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审议。得到批准后，在其基础上制定更详细的指示[99]。[100]

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上海党的领导人决定，要中共驻北平办事处与有抗日要求的冯玉祥进行联系。为此，李德化名奥托·斯特恩，携带史沫特莱写给埃德加·斯诺的一封信，以新闻记者身份从上海到北京进行活动。由于上海派去的帮助他与中共北平办事处联系的人被捕，同冯玉祥联系的工作只好停止，李德在北平逗留几天后又回到上海。

同期宣扬“中国是超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

李国华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1933年春，王明来了一个与米夫完全一致的中国是超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所谓超种的民主革命，他认为中国革命在现在阶段上有许多成分是社会主义革命了，如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合作社，银行，工农红军等，他说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交流与不可分离。

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责成王明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中东铁路形势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精神写一篇文章，在国际报刊上发表。[101]这篇文章即后来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6期《苏中工农联合万岁！》。

5月23日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请停止在报刊上公布有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或工会小组的企业名称。在不具备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不应重复‘合法的招募运动’，要代之以真正单独地有步骤地招募那些在日常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验的最优秀的工人积极分子。在有大量支部的大企业中，要在这些企业的车间、班组和各个部门组建党支部。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我们生产支部今后遭破坏。”[102]

6月在《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6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苏中工农联合万岁！》。《写作要目》说：这是王明“为解释苏联出卖中东路给日本问题而作”。

7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王明同志回国的建议”。[103]

7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4卷第7期上发表《“五卅”事变八周年与中国现状》。[104]

同月康生离沪赴苏，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传记与回忆》说，康生赴苏是经过斯大林同意的，然后由王明、米夫等三人商量起草电报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临时中央政治局四人（〈卢福〉坦已被捕自首了）中之赵容（康生）可来莫斯科治病（因他是著名的肺病人，〈在〉上海时，每年都住几次肺病医院，他自己也几次要求来莫治病。恩来和绍禹走前，曾允许他可能时来莫治病），并兼做中共驻国际代表，因王明准备回国。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其他三人到中央苏区去。他们三人去时，带去刘少奇、李富春、杨尚昆、凯丰等人”。[105]

据黄药眠回忆：“当时，康生对王明非常尊敬，遇事都征求王明的意见，出去发言时就事前把发言稿给王明看，或临走前向王明说明要讲的要点，看王明是不是同意。”[106]

黄药眠还回忆说，康生有一次按王明的意旨去否定了一个从中国回来的国际职工代表的报告。他说：“大约在王明来莫斯科半年多之后[107]，有一位由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去搞职工运动的同志回莫斯科作报告，说中国当时的职工运动是处于消沉时期，即处于低潮阶段。王明大概事前同他接过头，谈过话，知道他在职工国际要报告的内容，于是派康生去职工国际出席这个报告会。等那位同志（美国人）讲完之后，康生就按照王明的指示站起来驳斥。康生说，他不同意这个报告人的估计，中国的职工运动不是处于低潮和消沉的时期，仅仅是暂时的沉默（teporaryll）。就是说，中国职工运动的形势很好，还是在蓬勃发展，不过临时有点暂时的沉默。这是两种不同的估计。康生出来驳斥这位代表的估计，目的是维护王明为首的党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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