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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8章（第1页）

1月23日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驻地进行第三次会谈。当邓文仪说两党之间的协议是一定要达成的时，王明说：“我已经对您说过，无论如何，协定只能在苏区签署，因为我们不知道红军目前的具体要求，所以不能代替毛泽东和朱德来签署这份协议。关于原则问题，我们当然可以在这里谈。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而首先取决于你们。如果你们继续提出这三个对我们不利的条件，那么我们很难和你们进行具体的谈判。如果你或者其他来这里的人，确实提出所有具体的不利或有益的条件，而且蒋介石也提出这些与我们谈判的条件，我们才能对你们的条件发表若干意见。但现在还难说，因为你方仍然没有〈提出〉对我们有益的具体条件。此外，你们还缺乏诚意。”[314]

王明在《曼努伊尔斯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态度和意见》中说：“在第三次谈判中，邓文仪提出要潘汉年同他一起回国，首先到南京，再一同到陕北去时，曼努伊尔斯基坚决地主张要邓文仪代表蒋介石写一份保障潘汉年安全的声明书，并且给中共代表团30万美元作保证金！结果便谈判破裂，推迟了一年多，直到西安事变时，才又恢复国共谈判。”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在莫斯科旅馆内，和邓文仪举行谈判。一共举行了四次。在头两次谈判中，达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原则协议。对一般条件，如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给人民民主自由和抗日自由，停止压迫共产党和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也达到了双方原则上的同意。但是关于何时国民党实行抗日战争，红军驻防地区和担任抗日作战防线地带，给红军发饷和武装等具体问题，未能达成协议，以及其他某些问题未能谈妥，而暂时告以终结。一直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时，才恢复国共谈判”。

同日王明就邓文仪谈判之事，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写信，向陕北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汇报，信中说：“南京军事委员会介石先生于本年1月曾派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代表亲与弟及汉年面谈数次，表示同意我们所提出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原则，惟对于抗日救国之具体合作办法有待于蒋与诸同志直接商洽，故决定由邓君与汉年同志亲赴南京与蒋面商，并言定再由南京去苏区与诸同志协商抗日救国的合作具体办法。”[315]

1月25日在《国际新闻通讯》第16卷第6期发表《论苏维埃政府与国防政府之间、红军与抗日联军之间的相互关系》，后收入《新形势与新政策》。[316]

1月27日[317]与康生联名给春山[318]写信，要他“用一切力量来建立起和恢复起交通关系”，因为“这项工作是目前有决定意义的工作”。如果这项工作不做好，200名学生则不能来莫斯科学习，“吾党之新政策之执行人，执行吾党之新政策之坚决优秀干部之训练成为大问题”。这封信还说：“最近将派杨松到你处作一短时期之工作”，他“除帮助你建立交通工作外，并帮助你在远东中国同志中招收学生”。

1月29日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2期、巴黎《救国时报》第9、10期合刊上发表《方志敏同志等被俘一周年纪念》一文，[319]后将此文与其他文章合成《民族英雄方志敏》的小册子，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出版。同时还在《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2期发表《勇敢的布尔什维克——中国的民族英雄方志敏》。

同日在同一期《救国时报》上发表《论上海反日战争底教训》。文章说：“当上海实行英勇的抗日防御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曾经应用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共产党员与十九路军战士及上海居民手携手地在前线上作战”。“但是，因为我们党的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工、农、兵、学、商联合’的口号是不能容许的，因此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以致真正广大的反日统一战线没有建立起来。”同时，“当时中国共产党本应当建立一切工会（赤色工会、黄色工会等）和一切工人（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反日统一战线，以便组织全上海反日总罢工并达到武装工人抗日的目的。但因为我们的工会工作人员，实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怠工，并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以致总同盟罢工的口号没有实行，武装工人上前线去参战，执行得异常不充分”。

同日致电罗曼·罗兰，向他祝贺70寿辰：“当您七十生辰大庆的今天，我敬向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挚友，世界反帝、反战、反法西斯主义的英雄，国际文学界、艺术界的泰斗，致热烈的诚挚的敬礼！”[320]此电发表在4月10日巴黎《救国时报》第23期上，同时还刊登了罗曼·罗兰复王明的亲笔信。

同日致信季米特洛夫，说他1936年1月17日、22日和23日同邓文仪的谈话记录已印好，每个文件印两份，一份给你等；并说：“我刚刚收到邓〈文仪〉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他将于1月27日从这里动身，根据蒋介石新的电报，李荣清[321]是同我们谈判的南京全权代表。他请求我和博林[322]同志等他和李荣清最近来这里进行新的会晤。”[323]

同日在《救国时报》发表《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穑的最近谈话》。[324]

1月将去年11月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和《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基础》两篇文章合编成《新形势与新政策》，并撰写题为《论两种统一战线》的小引，发表于1月9日～3月10日的巴黎《救国时报》第6～17期，《共产国际》中文版第7卷第1～2期、俄文版第2期，并以陈绍禹（王明）的名字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其中说：“两月来的中国事变，完全证明了我们党对时局估计的正确。”“时至今日，中华民族必需为抗日救国而统一……在今天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我们必须做到各界同胞的抗日救国的统一组织，我们必需达到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的统一行动，我们必需做到使全国各种军队达到抗日救国的战斗统一。我们要组织各界的统一救国会，我们要召集全中国各界同胞的统一的救国大会。我们要达到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目的！”[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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