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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6章（第1页）

1月17日听取米夫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研究生班的建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同意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在研究生班一年级成立一个21人的学员班，由中国部的教员和翻译组成，目的是从中培养学校经济、历史和汉学三个系的高水平教员。[405]

1月2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听取王明关于中国最近的事态和中共的策略的报告，批准季米特洛夫宣读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决定改变党在苏区的方针，即从苏维埃体制转变为民主基础上的民族革命政府体制，并为建立全国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这种改变是否合适，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406]

1月26日宋庆龄在给王明的信中说：“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我提出这些情况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于业已发生的情况，给我提供关于今后行为方式的建议。”“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他对我说，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说，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道出去了。史沫特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等等。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这些事情要绝对保密。”“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他对宋子文说，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他们没有起码的诚实’等等。这使宋子文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信中还对史沫特莱提出了批评：“至于史沫特莱小姐，我想说，她不顾不止一次的指示，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向他们提供资助，然后就要求党来补偿那些由她提议花费的款项。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407]

1月29日听取曼努伊尔斯基的建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同意任命徐杰[408]为国际列宁学校“2”部主任，免去康生该部主任职务，另有任用。[409]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在此之前，斯大林指示将王明提出的三个让步条件发给中共中央。

《传记与回忆》说：“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奠定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条件的基础。当时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三中全会，主要地为的解决国共合作抗日的问题。可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和盲目反共分子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三中全会施加很大的压力，攻击蒋介石在西安被捕后，向中共和张、杨投降，接受他们的条件；借口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和军队，而且进行长期的内战，没有团结全国进行抗日战争的可能；妨害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国共合作抗日的决议。斯大林同志此时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同志，要他告诉王明同志：立即把王明同志原来拟定的、在国共谈判最后时期为促进两党合作抗日而向国民党提出的所谓王明的让步的三个条件……正式电告中共中央，以便中共中央将我们要求国民党让步的条件，加在一起，发电报给国民党三中全会，打破亲日派的各种借口，促成国共合作的协定。”“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基本上起了上述预期的作用。”

2月23日巴黎《救国时报》第83、84期合刊登载王明、康生、方林代表中共中央对苏联重工业部部长鄂尔卓尼基兹的吊唁词。

3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王明，说王稼祥已到上海，请他设法通知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负责人，帮助办理出国护照，以便到苏联治病。

3月13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文如下：

我们得到消息说，周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谈话时似乎向后者通报了宋庆龄给红军寄5万美元之事[410]。此外，他似乎还对宋子文和宋美龄说，他们可以直接通过宋庆龄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请核实，周恩来和宋子文是否真的有这样的谈话？

蒋介石和宋子文对我们的同志不顾保密协议，把蒋介石在西安承认的条件泄露出去非常不满，特别是对史沫特莱把这些消息播送给英语听众感到不满。

我们再次坚决主张你们方面必须公开声明，史沫特莱同中共或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系，使她没有可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发表演讲和同革命组织取得联系。[411]

3月19日与康生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412]

3月25日与康生联名致季米特洛夫信。[413]

3月在《共产国际》中文版第3期、《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8期、巴黎《救国时报》第94期上以陈绍禹（王明）的名字发表《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又名《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中华民族之出路》、《团结救国论》）。文章着重评论2月15～22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说在国民党举行三中全会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国民党致电，提出五项主张和四项保证，“然而从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专门回答共产党中央提议的决议看来，亲日派分子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工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确有极大的影响”。“当中国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国民党三中全会本应当效法共产党的光荣先例，对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表示赞成的态度……但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却又一次地表明一部分国民党领导者为日寇利益居然反对本国人民力量的团结”。但是，“在三中全会工作中，也有好的方面”，“通过了实际上赞成国共合作可能的意见”。文章说：“救中国人民的关键是将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团结成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是要使国内两个有决定意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实行合作”。文章在谈到苏维埃和红军改名的问题时说：“对于红军问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中的爱国志士的了解是：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但仍保存红军原有的军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员，红军加进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这种军队在反对外敌的共同斗争中，为执行总的军事计划，应当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由此可见，这不仅仅是改变红军的名称，而是相当地改变红军的性质，即将红军改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其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关于苏维埃问题，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国民党员的了解是：变苏维埃政权为一般的民主的政权，由此可见，这也不仅是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的名称，而且真正改变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414]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曾将此文出版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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