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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1页）

然而乾隆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ldo;奸臣&rdo;固然并非国家幸事，&ldo;名臣&rdo;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乾隆认为，臣权的上升就必然意味着君权的低落。&ldo;名臣&rdo;往往出现在国家出现危机，君主大权不独揽之际。许多名臣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扶国家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但同时，名臣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君主的无能和朝纲的混乱。对张居正这位明代的名臣，史评大抵功大于过，他却大不以为然，说：&ldo;大臣强辞立威，逆行罔忌，实为弁国纪。神宗竟尔任其施为，虽童昏不应若是。&rdo;

为了消除尹嘉铨所做《名臣言行录》的影响，乾隆特下长诏斥责尹嘉铨的&ldo;名臣论&rdo;。他说，&ldo;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rdo;，&ldo;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rdo;。如果&ldo;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rdo;。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作为的皇帝统治下，不应该有为患作乱的奸臣，同时，也不应该有彪炳史册的名臣，只可以有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

雍正皇帝既深刻阴鸷，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面，冷起来一块冰，热起来一团火。严肃起来，谁也不敢喘气；高兴起来，有时又没大没小。他在李卫的奏折上批过这样的话：&ldo;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rdo;给年羹尧的朱批有这样的话：&ldo;从来君臣之遇合……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rdo;他对大臣固然以苛刻闻名，但对某些投脾气的人也有热情如火、视如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面。比如对鄂尔泰和张廷玉。

但乾隆却极重君臣之别，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从来没有与大臣们建立起什么私交。也许晚年的和砷算是唯一的例外。

对于大臣的&ldo;好名&rdo;之习，乾隆和父亲一样向来痛恨。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训斥陕西巡抚陈宏谋：&ldo;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饰，仍蹈沽名钓誉之恶习，必不能逃朕洞鉴，恩再邀宽典也。&rdo;

在打击限制大臣&ldo;好名之习&rdo;方面，乾隆不但学习了父亲制造冤狱的办法，还有所创新。

传统社会有一个不成文的政治习惯，就是那些政绩卓著的地方官离任后，当地官民往往会通过送万民伞、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表彰和纪念。然而乾隆皇帝却通令各省，将各地的去思德政碑&ldo;概行扑毁&rdo;，并严禁为官员建造生祠。在他的严令下，全国各地纷纷将康、雍以来所建祠堂、石碑摧毁，仅云南、山西两省，就近六百座。乾隆认为应该由皇帝垄断所有的伟大、光荣、正确，不给其他人留一点荣誉空间。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尹嘉铨案审结。在&ldo;妄比大贤，托名讲学，谬多著述，以图欺世盗名，又复妄列名臣，颠倒是非，隐启朋党之渐&rdo;的罪名之外，乾隆还审得尹嘉铨犯有许多其他不可饶恕的&ldo;大罪&rdo;：

尹嘉铨在书中写有&ldo;为帝者师&rdo;四个字。乾隆嘲笑他学习浅陋，让大臣们评论，他&ldo;能为朕师傅否&rdo;？

尹嘉铨自号&ldo;古稀老人&rdo;，&ldo;古稀&rdo;二字典出杜诗&ldo;人生七十古来稀&rdo;。不巧乾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寿，自称&ldo;古稀天子&rdo;，又写了《古稀说》颁示天下，把&ldo;古稀&rdo;垄断了。年逾七十的尹氏以此自号，被认为是&ldo;僭妄&rdo;。

乾隆十分欣赏明太祖废除相权之举，认为这一划时代的创举，大大提高了君权的稳定性，实在是造福百世万代帝王，因此，他十分反感人们把清代的大学士习惯性地称为相国。尹嘉铨在自己的著作中屡称大学士为&ldo;相国&rdo;，乾隆批评说，宰相之名久已废置，本朝自皇祖、皇考以至朕，太阿在握，权柄不移。在朝大学士，作用不过是承旨记录，有哪件事曾借助大学士的襄赞？

既然尹氏犯了如此多的&ldo;大罪&rdo;，大学士、九卿等在反复审讯后，奏请将尹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照律缘坐，也就是说，16岁以上的子孙都要杀头，家中的女人们以及16岁以下的子孙要发配为奴。不过乾隆大仁大德，加恩免其凌迟，改为绞立决，亲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同时命各省查缴销毁尹著述或编辑的著作，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铲削磨毁。对此，鲁迅说：&ldo;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计应&lso;销毁&rso;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著作；应&lso;撤毁&rso;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lso;疏辑&rso;，然而是在&lso;销毁&rso;之列的。&rdo;这项工作牵涉各省，一直进行了半年之久。

不论尹嘉铨是&ldo;真道学&rdo;还是&ldo;假道学&rdo;，本来都不干王法。生活在除乾隆之外的任何一个时代，他都会安享天年，寿终正寝。然而很不幸，他遇到了乾隆。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乾隆极力扩张君权，虽一时收到稳定之效，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

儒学既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正义的一面。社会正义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视之态，粗暴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粱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士人的脊骨表里相关。

第七章盛世的崩坍

如果说专政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一尹壮图的奏折

文字狱的消失和它的兴起一样猝然。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国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体陷入了亢奋乃至疯狂状态。他们放下日常工作，昼夜不息地审查着帝国内所有的汉字，而皇帝却在这个时候不动声色地转向了。

这年年初，河南光州祝万青被人举报。举报者称他家祠堂所悬的匾额对联有严重问题。其匾额曰&ldo;豆登常新&rdo;。其对联是&ldo;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rdo;，这类气势宏大的文字只有皇帝用起来才合适，平民百姓怎么可以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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