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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丧钟为谁而鸣18（第2页）

在盖洛德你可以遇到有名的工农出身的西班牙指挥官们，他们先前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在战争一开始便拿起武器，你发现其中好多人说俄语。在几个月以前，这件事让他第一次感到巨大的幻灭，从而自己对这件事也开始玩世不恭起来。但是当他意识到这局面形成的过程就释然了。他们曾经确实是农民和工人，活跃于在1934年的那场革命[225]，但是在革命失败后，他们不得不流亡国外，而在俄国他们被送进军事学院，被送进共产国际办的列宁学院，接受必要的军事指挥的教育，为下一次的战斗做好准备。

共产国际在那边就教会他们，身处一场革命当中的你，永远不要让外人知道帮助过你的是些什么人，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不该知道的事情。他也领教过这一点。如果一件事情的本质是正确的，那么说些谎也就无关紧要。毕竟谎言已经铺天盖地。他起初并不喜欢说谎，他憎恨谎言。但是过一阵子他就渐渐地喜欢上了，这是做一个局内人无法回避的，但这又是一件非常堕落的事情。

就是在盖洛德，你了解到那个被叫作“农民”的瓦伦汀·冈萨雷斯[226]从来没做过农民，而是西班牙外籍军团的前中士。后来逃走了，加入了阿布德·艾尔·克里姆的军队[227]。这也没什么。他为什么不该是农民？在这种战争中你很快就得有这种农民领袖了，而真正的农民领袖可能会和巴布罗有些太过相像。你等不及看到一个真正农民领袖的到来，而他真的到来时，可能身上会具有太多的农民特质。所以你得造一个出来。说到这个，从他所见“农民”的模样，黑色的胡子、黑人般的厚嘴唇，还有如火焰般炯炯的双眼，他觉得此人可能会和真正的农民领袖一样惹出诸多麻烦。他上次见到冈萨雷斯的时候，发现他看上去已经被自己的公众形象说服，自以为是个农民了。他是个勇敢坚韧的男人，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勇敢的了。但是老天爷，他怎么那么能说。他一兴奋起来，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也不管自己的轻率会产生什么后果。而且许多后果已经有所显现了。即使看起来仿佛身处绝境，他也依然是一位绝佳的旅指挥官。他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面临绝境，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他也会血战到底。

在盖洛德，你还会遇到那个单纯的石匠——来自加利西亚的恩里克·利斯特尔，现在是一个师的指挥官，他也说俄语。你还会遇到那个细木工——来自安达卢西亚的胡安·莫德斯托[228]，最近刚让他指挥一个军团。他在圣玛丽亚港[229]没学过俄语，如果在那里有一所细木工可以上的贝里兹语言学校[230]，他也许就学会了。他是俄国人最信任的青年军官，因为他是个地道的党员，“百分之一百”，他们说，因为用了美国词儿而骄傲。他比利斯特尔和“农民”都要精明。

是呀，盖洛德就是你所需完成你的教育的地方。正是在那里，你学到事情是如何真正完成的，而并不是事情该如何完成。他自己的教育才刚刚开始，他想。他不知道他会不会继续长期地接受这种教育。盖洛德美好安逸，正是他所需要的。最初在他还相信那一派胡言乱语的时候，这里的一切给了他不小打击。但是如今他有了足够的认知来辨别这些骗局，而他在盖洛德所学到的，也只是加强了他对于自己认为真实的事情的信心。他想要知道事情真真切切的样子，而不是它理应是什么样子。战争中总是有谎言。但是关于利斯特尔、莫德斯托和“农民”的真相，总归比谎言以及传奇要好上许多。是呀，有一天他们终将把这个事实告诉所有人，而眼前，他很高兴还有一个盖洛德让他亲自了解这些真相。

是的，那就是他在马德里要去的地方，在他买了书、泡了热水澡以后，在他喝了两三杯酒、读了一会儿书以后。但这都是在玛丽娅出现之前他制订的计划。好吧。他们就开上两个房间吧，那么他出去的时候，她便可以随心所欲做她喜欢的事情，他从盖洛德回来后便陪在她身边。她一直在山上等了那么久，应该可以在佛罗里达酒店再等上一小会儿。他们会在马德里待上三天。三天可以是一段很长的时光。他会带她去看马尔克思兄弟的《歌剧院一夜》[231]。那部电影已经上映了三个月，想来再演上三个月肯定没问题。她会喜欢马尔克思兄弟的《歌剧院一夜》的，他想，她一定非常喜欢。

然而从盖洛德到这个山洞这段路可不近。不，那段路还不算远。远的是从这个山洞去往盖洛德。第一次是卡什金带他去的，而他并不喜欢那里。去之前卡什金说他应该去见见卡科夫，因为他想认识美国人，还因为他是世界上头号洛佩·德·维加拥戴者，认为《羊泉村》[232]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戏剧。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但是，罗伯特·乔顿并不这么想。

他喜欢卡科夫，但不喜欢这个地方。卡科夫是他见过的人中最聪明的。罗伯特·乔顿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穿着黑色的马靴、灰色马裤和灰色紧身短上衣，配上他那小手小脚、浮肿的脸和身体，还有一说话就从坏牙向外溅口水的谈吐方式，看起来可真滑稽。但是在他认识的所有人当中，他比谁都更有头脑，内心更高尚，外表更傲慢，也更富有幽默感。

盖洛德作为一个饭店显得穷奢极欲，腐化堕落，但是作为统治世界六分之一区域的政权的代表，为什么不能有点儿享受？也是，他们有着享受的权利，罗伯特·乔顿起初对这一切看不顺眼，进而接受，后来乐享其中。卡什金起初把罗伯特·乔顿吹得天上地下绝无仅有，当时卡科夫对他的客气劲儿让他难堪，但是后来，当罗伯特·乔顿并不以英雄自居，还讲了件着实有趣而又有损自己声誉的淫秽逸事自嘲，卡科夫的那套生硬的礼节才如释重负地变为粗鲁，进而是傲慢，然后他们成了朋友。

在那里，人们只是容忍卡什金的在场。他显然是犯了什么错误，而他在西班牙是将功赎罪的。他们不肯将原因告诉罗伯特·乔顿，但现在人不在了也许他们就能说了。总之，他和卡科夫做了朋友，而且还和卡科夫的妻子做了朋友。这女人瘦得出奇，形容憔悴，皮肤黝黑，满怀深情，神经紧张，逆来顺受，瘦削的、不加爱惜的身体，夹杂着灰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当时在坦克军团做翻译。他还和卡科夫的情人做了朋友，她有一双猫眼、金红色的头发（有时偏红，有时偏金，这取决于美发师）、一副慵懒肉感的躯体（天生和他人的身体相契合）、一张天生和他人的嘴唇相契合的嘴，以及一颗愚蠢的、雄心满满而又极度忠诚的心。这个情妇热衷嚼舌根儿，喜欢时不时有节制地搞搞男女关系，看上去反倒让卡科夫更高兴。卡科夫除了坦克军团那个之外，应该是还有一个老婆，也可能是两个，但谁也没法确定。他认识的那个老婆和情妇，罗伯特·乔顿都喜欢。他想，如果真有另外一个老婆，如果他认识的话，他也很可能会喜欢她。卡科夫看女人的眼光不错。

盖洛德饭店的楼下，可供汽车通过的大门外，警卫的枪上上了刺刀，而今晚，那里将是被围困的马德里城中最愉快、最舒适的所在。他巴不得今晚待在那里而不是这里，虽然这里也还好。现在那轮子已经停住，雪也停了。

他想给卡科夫看看他的玛丽娅，但是除非他先问起，他还要先了解一下这次出行结束后会受到怎样的接待，罗伯特·乔顿是不会把她贸然带过去的。这次袭击结束之后，戈尔兹也会到那儿去，如果他干得不错，人们都会从戈尔兹那里听说的。戈尔兹还会拿玛丽娅开他的玩笑，在他说了那一套没时间交女朋友的言论过后。

他伸手从巴布罗面前的酒碗里舀了杯酒。“可以吗？”他说。

巴布罗点点头。我猜他是沉浸在自己的军事问题之中了吧，罗伯特·乔顿想。不在大炮口去求虚名，反倒在酒缸里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但你知道这个混蛋在带队的时候，倒是有能力把这一帮子人带好。他看着巴布罗想，他若是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会是个什么样子的游击队长呢？这样的人有很多，他想，但我们对他们所知甚少。不是匡特里尔[233]，不是莫斯比[234]，也不是他自己的祖父，而是那些小头目，打打伏击。而关于喝酒的问题，你觉得格兰特真的是个酒鬼？他的祖父始终说他是酒鬼。说他总是不到下午四点就有些醉醺醺的了，还说在围攻维克斯堡之前，甚至兵临城下期间[235]，他都会醉上两三天。但是祖父称，不论他喝了多少，都可以完全正常地工作，除了有些时候，叫醒他非常艰难。但如果你既然能叫醒他，他的神智就完全正常。

目前，这场战争的任何一方当中都没有格兰特、谢尔曼[236]或“石墙”杰克逊[237]这样的人物；没有；也没有杰布·斯图尔特[238]；没有谢里登[239]。然而多的却是麦克莱伦[240]那样的人，法西斯那边有不少麦克莱伦那样的，我们这边则至少有三个。

他在这场战斗中还没见过任何军事天才，一个都没有，一个初具雏形的都没有。克莱伯[241]、卢卡兹[242]和汉斯与国际纵队一道，在保卫马德里的斗争中表现卓越。后来，那个老秃子，戴着眼镜、自高自大、呆如猫头鹰、言语无味、愚勇如公牛、靠吹捧树立形象的马德里保卫者——米亚哈[243]十分嫉妒克莱伯获得的名声，竟逼着俄国人撤掉了克莱伯的指挥权，把他调到巴伦西亚去了。克莱伯是个好军人，但是有局限性，而且对他的工作来说，话确实太多了。戈尔兹是个好将军、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是他们总把他放在从属位置，从不让他自由发挥。这场袭击是到目前为止他的最大动作，只是罗伯特·乔顿不是很喜欢他所听到的关于进攻的传闻。还有那个匈牙利人高尔，如果你在盖洛德听到的内容有一半是真的，就该枪毙他。还不如说如果在盖洛德听到的内容有十分之一是真的，就该枪毙他了，罗伯特·乔顿想。

他多想亲眼目睹他们在瓜达拉哈拉[244]北面的高原上痛击意大利人的战斗哇。但是他当时在南方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两周前的一个晚上，汉斯在盖洛德跟他讲了经过，让他仿佛身临其境。有那么一段时间，确实让人觉得大势已去，那时意大利人已经突破了特里胡克[245]附近的防线，如果托里哈[246]到布里韦加[247]的公路再被切断，第十二旅将被孤立。“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意大利人，”汉斯说道，“我们做了一个尝试，如果换作是别的部队肯定行不通。结果成功了。”

汉斯拿出地图给他讲述战争经过。汉斯一直将这次战役的地图放在随身的地图包中，看起来仍旧为个中奇迹而感到惊奇与欢欣。汉斯是个优秀的军人，一个好伙伴。利斯特尔、莫德斯托和“农民”的西班牙部队都在那次战役中表现优异。汉斯告诉他，这都要归功于他们的将领，以及他们所推行的纪律。但是利斯特尔、“农民”和莫德斯托身边一直有俄国的军事顾问指点他们怎么做。他们就像是飞行学校的学生在驾驶一架有复式操纵装置的飞机，只要一犯错，操作权就会被飞行教练接管。那么，今年就能看看他们学到了多少，学得好不好了。再过一段时间就没有复式操纵装置了，那时我们便拭目以待他们独立指挥师和军团的能力如何吧。

他们是共产党人，是严格的纪律执行者。他们所推行的纪律会带出好部队。利斯特尔的纪律是凶残的。他是个货真价实的狂热分子，具有那种十足的不尊重生命的西班牙作风。在他的指挥下，士兵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就被草草地处决掉了，这在鞑靼人第一次入侵西方之后[248]就已经很少有了。可是他知道如何将一个师的官兵锻造成一个英勇善战的整体。守住阵地是一回事。如何进攻敌军的阵地并且夺取它就是另一回事了，在战场上调遣一支军队和纸上谈兵有天壤之别，罗伯特·乔顿坐在餐桌边如是想。从我对他的所见所闻，我很好奇那个复式操纵装置一旦没有了，利斯特尔会如何？可是也许他们压根儿就不会放手，他想。我想知道，他们会放手吗，还是他们会加强控制？我琢磨不透俄国人在这整个事件中的立场如何，只能在盖洛德了，他想，我需要了解的诸多事情，现在只能在盖洛德得到解答了。

他一度认为盖洛德对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那里和马德里委拉斯凯兹路63号那种清教徒式的、宗教式的共产主义氛围正好相反。马德里委拉斯凯兹路63号原是座宫殿，现在改头换面成了国际纵队设在首都的总部。身处马德里委拉斯凯兹路63号，一个人仿佛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宗教团体的一员。而身处盖洛德，可跟你在分成新军各旅以前的第五团团部的感觉大相径庭。

但这两个地方都给你一种参加了一支十字军[249]的感觉。这是唯一贴切的形容词了，尽管这个词已经十分陈旧，而且已经被糟蹋得失去了它真实的意义。除去一切的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以及党内斗争以外，你会有一种感觉，一种第一次参加领取圣餐仪式时那种你期待出现但是没有出现的感觉。一种想要为这个受压迫的世界尽一份职责的神圣感受，这感觉仿佛某种宗教体验，是如此的令人局促不安、难以付诸言语，但它又是如此真实，如你聆听巴赫，或是站在夏尔特尔大教堂[250]抑或莱昂[251]大教堂中看到光从巨幅窗户中射进来；如你在普拉多国立博物馆看到曼特尼亚、格列柯或是勃吕格尔[252]的画作时的感受。它让你作为一分子，投入到一项你可以去信仰的事业中去，你感觉和身边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有着纯粹的兄弟情谊。你之前从不知道还有这种事业的存在，但现在你经历了，你是如此重视这种事业以及它的理由，以至于你的死亡看起来都已全然不重要，死亡只是一件应该避免的事，因为它会影响你履行你的职责。但是最好的一点是你可以围绕这种感觉、这种必要性做些什么。你可以战斗。

于是你战斗了，他想。对那些在战斗中幸存、擅长战斗的人来说，这感觉的纯粹性很快不复存在。头六个月过后便不复存在。

保卫一个阵地或者一个城市是战争的一部分，参与其中，你可以体会到初始的那种感觉。山区的战斗就是这样。他们怀着真正的革命同志的情谊在那里战斗。在山上，当推行纪律的必要性第一次显现时，他赞同且理解。在炮火下，人们会怯懦、会逃跑。他看到他们被击毙，被扔在路边腐烂发胀，人们除了把他们身上的弹药和值钱的东西剥掉之外，根本对他们不闻不问。拿走他们的弹药、他们的靴子以及他们的皮外套是对的。拿走值钱的东西只是面对现实的做法。这样做不过是不让无政府主义者拿到罢了。

那些逃跑的人被击毙看来是恰当的、正确的，而且必要的。这件事没什么不对的。他们逃跑就是自私的表现。法西斯分子已经发动袭击，我们也已经将他们阻挡在瓜达拉马山区的山坡上那灰色岩石间、那矮松树和荆豆丛中。在敌机的轰炸下、在敌方调来大炮的强攻下，我们守住了公路，在那天快结束时，还活着的人最后发起反攻，把敌人击退。后来，当他们绕过岩石、穿过树林，试图从左路向下攻击的时候，我们坚守在那所疗养院中，从窗内和屋顶上射击，尽管敌军已经从两侧包抄过来，我们最终将对方驱赶到公路的后面，活下来的人总算知晓了被包围的滋味。

在整个过程中，在令你口干舌燥的恐惧中，在灰泥化为齑粉、墙壁轰然倒塌造成的突如其来的慌乱中，在炮弹爆炸的闪光和轰响中，你清理一下机枪，将那个脸朝下被埋在瓦砾中、刚才还在操纵机枪的身体拽走，把头藏在掩体后面，排除障碍，刨出破烂的弹药箱，扶正弹带，现在你伏在掩体的正后方，机枪再次对着公路边搜寻。你做了那时那刻该做的事情，而你知道你是对的。你体会到战斗中那种使人嘴巴发干的、战胜了恐惧及一切杂念的狂喜，在那个夏天和秋天，你为了全世界的穷苦大众而战斗、而对抗一切暴政，为了你的信仰和你所接受的教育中的那个新世界。他想，那年秋天你学会了如何忍耐，如何长时间地在寒冷、潮湿、泥泞之中挖壕沟、建工事，却不把吃苦当作一回事。那个夏天和秋天之中的感触被深深地埋藏在疲倦、困乏、紧张与困苦之中。但是它依然在那儿，你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对它的印证而已。正是在那些日子里，他想，你有一种深沉的、泰然的以及无私的骄傲——这会使你在盖洛德成为一个该死的讨厌鬼，他突然想。

不，你那时在盖洛德的口碑本来也不怎么好，他想，你太天真了，还保有着某种涵养和风度。但是盖洛德那时的风气可能也和现在不一样。是呀，若要实事求是地论起来，那会儿不是这样的风气，他对自己说，那会儿完全不是这样的。那会儿还压根儿没有盖洛德。

卡科夫给他讲过那段日子，那会儿，俄国人还住在皇宫旅馆。罗伯特·乔顿那时还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人。那时第一批游击队伍尚未成立，他也还没遇见卡什金或是其他俄国人。卡什金那会儿已经去过北方的伊伦[253]，在圣塞瓦斯蒂安[254]待过，还参加了那次攻向维多利亚[255]但是以失败告终的战斗。他直到一月份才到达马德里，那三天里罗伯特·乔顿却在卡拉万切尔[256]和乌塞拉[257]作战，他们成功挡住了法西斯分子攻打马德里的右翼部队，把摩尔人以及外籍兵团从一栋栋房子里赶出去，肃清了位于灰蒙蒙的、阳光炙烤的高原边缘上的那片满目疮痍的郊区，沿着高地建起一道防线，来保护城市的这一角，卡科夫当时已在马德里。

卡科夫谈论那个时期时也不会用冷嘲热讽的语气。那是他们共同拥有的岁月，当时一切看来仿佛都没有希望了。每个人都保留了这样的认知（记忆），在看起来全盘皆输时应该如何做，这比任何褒奖和勋章还要受用。政府已经放弃了这座城市，撤退的飞机带走了战争部队的所有汽车，以至于老米亚哈检查防御工事的时候只能骑自行车过去。这个故事罗伯特·乔顿不信。即使在他最热血爱国的想象当中，他也描绘不出来米亚哈在一辆自行车上的样子，但是卡科夫说是真的。不过那时他已经把这事写给各家俄国报纸，所以可能他在写过之后更愿意把它信以为真。

但是还有另一个故事卡科夫没有写过。那会儿皇宫旅馆中有三个俄国伤员由他来负责。那是两名坦克驾驶员和一名飞行员，他们伤重无法移动，而那段时间，最重要的就是不能留下任何俄国介入的证据来为法西斯的公开介入找到借口，于是卡科夫的责任就是，如果不得已必须放弃这座城市，这些伤员不会落到法西斯分子的手中。

在有必要放弃这座城市的情况下，卡科夫要在离开皇宫旅馆之前，给他们下毒以毁灭他们的身份证据。没人可以从三具伤员的尸体上证明他们是俄国人——他们一个腹部有三处枪伤；一个下巴被枪子儿打掉，声带外露；一个胯骨被子弹击碎，而他的手和脸上的烧伤极为严重，以至于他的脸简直就是一个没有睫毛、没有眉毛、没有毛发的大水疱。大概光凭他将会留在皇宫旅馆床上的这些伤员的尸体，谁也说不好他们就是俄国人。什么也无法证明一个赤身裸体的死人是俄国人。当你死掉了，你的国籍、你的政治立场也就看不出来了。

罗伯特·乔顿曾就这么做的必要性征求过卡科夫的意见，而卡科夫说他并不想这一天真的到来。“你会怎么做？”罗伯特·乔顿问他，后来又补了一句，“你要知道光是匆忙间给人下毒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卡科夫说：“啊，不难，是那种你始终随身带着，给自己用的。”接着他打开他随身带的香烟盒，给罗伯特·乔顿看他放在烟盒一侧的东西。

“但是，若有人逮住了你，不管是谁，第一件事就是拿走你的香烟盒子吧，”罗伯特·乔顿提出异议，“他们会让你举起手来。”

“但我在这里还藏了一点儿，”卡科夫咧嘴一笑，指了下夹克的翻领，“你只需要用嘴含住翻领，像这样，咬一口咽下去。”

“那样就好多了，”罗伯特·乔顿说，“跟我说说，那玩意儿是不是像侦探故事里面说的，闻起来像杏仁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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