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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9夜 法律防止强者对弱者的剥削（第2页）

2017年8月14日，自然之友诉新平公司、昆明设计院案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法院立案，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由昆明中级法院管辖。

自然之友认为，嘎洒江水电站的建设不仅会吞噬绿孔雀残存生境，淹没绿汁江、石洋江等河谷分布的季雨林、热带雨林植被，还会危害多种珍惜物种的生存，对于红河流域仅存的尚保存较为完整的干热河谷季雨林生态系统造成极大破坏。而水电站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存在重大问题，比如环境影响报告书并未提及绿孔雀等保护动物栖息地将被淹没，也未对淹没的季雨林和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苏铁做全面调查，对淹没的热带雨林只字未提。

张伯驹指出，这次诉讼挑战之一是在中国首次提起野生动物预防性公益诉讼，没有其他案件经验可供借鉴。得益于2015年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被确认。

预防性公益诉讼源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其中明确：社会组织可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

预防性公益诉讼适用对象是可能对环境造成的重大风险，危害尚未发生，但如不阻止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或不可逆的损害。与常见的事后救济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适用对象、举证方式上有很大不同。

“预防性公益诉讼面对的是不确定性，证明风险的确定性，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探索。”张伯驹表示。在起诉前，自然之友多次推演如何诉讼，并准备相应证据，“在内部也有争论，尤其是要不要赔偿，通常破坏生态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求包括停止侵害、赔偿、通过媒体赔礼道歉等，但绿孔雀的诉求比较简单，就是停止侵犯消除危险，这是我们讨论很久后的共识，专注核心目标。”

绿孔雀一案立案后，证据准备提上日程。立案前，自然之友曾作过绿孔雀的研究，并派出调查队前往红河流域调查，但对簿公堂还不够。自然之友希望深入嘎洒江水电站的淹没区深入调查，但大部分是无人区，道路不通，怎么才能进去？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自愿参与这类公益活动，与他从事漂流亲近大自然和亲眼见证生态变化有关。“特别是当年长江漂流，漂到通天河一带，两岸绿意葱葱，岸边还有野生动物跟着我们跑，7年以后再去已经沙漠化了，亲眼所见的生态恶化刺痛到我。”

所以，长江上游的烟瘴挂大峡谷要修水电站时，受环保组织邀请他漂流帮助取证，他积极参与。在西藏林芝尼洋河，一度有不少人到河里捕捞野生鱼，损害河流生态，他曾带着漂流队去阻止。

2017年8月21日，冯春和张伯驹等人到达新平县水塘镇，“水电站指挥部设在水塘镇，我们担心引起注意，每天一早出发，晚上悄悄回到镇上住宿，不敢声张。”

漂流第一天，小状况频出。河谷干热气温达40多度，有摄影师高温中暑。刚漂了一公里，因水流大，前面引导漂流艇的独木舟侧翻，所幸独木舟上的人抱着独木舟靠岸。冯春说，因为太危险，其他人基本没有漂流经验，一行人决定上岸回到镇上。

第二天早上6点，他醒来一看外面下雨，江面涨水，赶紧请求漂流界的朋友紧急驰援。丽江的朋友看到后，当天驱车500公里赶到水塘镇。“他来了我就不怕了，他在前面独木舟上开道，给我手势指引。遇到险滩，我就靠岸让取证人员、科技工作者上岸走一段，我们划着空船漂过险滩，再把他们接上。

这些证据呈现于2018年8月的庭审中。自然之友提交嘎洒江水电站淹没区绿孔雀和陈氏苏铁及其生境示意图，绿孔雀在红河中上游石洋江、小江河河谷栖息地活动的照片、视频，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绿孔雀栖息情况等。

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出庭作证，2017年和2018年他曾多次拍到绿孔雀沙滩觅食、求偶和沙浴，他认为当地绿孔雀种群密度大，比较典型。红河学院动物学专业副教授王剑，曾参与红河上游石洋江漂流考察，他出庭证明在水电站淹没区直接观察到8只绿孔雀在沙滩活动，还记录有绿孔雀影像和叫声，嘎洒江水电站建设会对绿孔雀的栖息地造成破坏性影响。

中科院助理研究员刘健研究苏铁多年，在绿孔雀栖息地发现大量陈氏苏铁（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刘健出庭指出，嘎洒江一级水电站截留蓄水势必对千余株苏铁造成灭顶之灾，而陈氏苏铁仅在中国红河流域分布，在水电站淹没区内，那次考察在淹没区内GPS打点定位的植株就有205株。

这些调查部分“颠覆”了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后者载明，野外调查未见绿孔雀活动，电站施工可能迫使绿孔雀放弃江边觅食，“但江边地段人为干扰强烈，其活动几率小。因此，不会影响该物种在当地生存繁衍。”该环评报告2014年获得审批，陈氏苏铁2015年才被正式描述并列入世界苏铁名录，当时的环评报告未包含陈氏苏铁的内容。但报告显示，在石洋江平掌至向阳河段难于到达的峭壁上，发现苏铁6株，水库蓄水后将被淹没。

法庭上，新平公司辩称，嘎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审批文件齐全、手续完备，是符合规划的合法建设项目。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对多种珍惜保护动植物、季雨林及其他生态因素开展了深入调查，并提出保护措施。另外，2017年8月水电站建设项目已经停工。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2018年6月正式发布，水电站建设项目大部分区域被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极有可能无法继续建设，起诉的前提将不复存在。昆明设计院认为，其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时，不存在依法应承担责任的法律情形。

3月20日，绿孔雀案一审判决出炉。但判决表明，对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后续处理，由新平公司按照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备案后，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视情况依法作出决定，也就是说这并非永久停建。

对此，3月25日，自然之友联合其他3家民间组织向生态环境部递交申请书，建议生态环境部依法撤销《关于云南省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并将《关于责成开展云南省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后评价的函》一并撤销。

但这起首例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案一审判决，仍然给野生动物保护者注入更多信心。

1月29日，最高检察院发布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结合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稳妥探索拓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随后，最高检察院发布6起检察机关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3件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3件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在立法层面，2月10日全国*****法工委负责人表示，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工作，拟将修法增加列入今年立法工作计划。对此，有多名专业人士呼吁将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明确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

对此，张伯驹指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存在一些障碍，尤其是取证难题。虽然当前逐渐完善环境生态体系建设，但仍有一些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威胁到野生动物的生存和栖息地。野生动物栖息地一旦被破坏，再去寻找证据就会耗费更多的社会成本，而很多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又地处偏远，取证困难。其次，取证需要专家证人的支持，但一些业内有权威的专家学者出于各种考虑，“面对研究多年的物种不断减少，还不愿意出来发声。”另外一方面的障碍来自于行政部门，即一些有重大失实、遗漏的环评报告是如何通过审批的？他认为，环评机构和有关的行政部门履职时应该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出发，更加尽职尽责。

湛中乐还表示，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权力机关难以全面覆盖，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应充分调动社会组织、专业人士、公众的积极性，让他们发挥监督作用。《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权，规定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希望能得到有效实施。

信息公开制度也是民间组织、专业人士发挥社会监督的一个工具。2011年1月，当时的环保部在网站发布1号公示，公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申请已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并公示调整前后的规划地图以及保护区面积的变化。

2011年自然之友分别向环保部、农业部申请有关的申报书和综合考察报告信息公开，但最终被拒；自然之友还曾申请行政复议，最终也没拿到申请的信息。“有一天实习生在网上花200元，买下了完整真实的文件，这个事挺让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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