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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家,《汉志》列于方技,与医经、经方、房中并列。今所传最古的医书《素问》中亦多载方士之言。可见方士与医药,关系甚密。想借修炼、服食、房中术等,以求长生,虽然误谬,要不能视为迷信。然此派在汉武时,就渐渐的和古代的宗教混合了。
汉武时,所谓方士,实分两派:一派讲炼丹药,求神仙,以求长生。一派则从事祠祭以求福。其事具见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郊祀志》所载各地方的山川,各有其当祭之神,即由献其说的方士主持。此乃古代各部族的宗教,遗留到后世的。《山海经》所载,某水某山有某神,当用何物祠祭,疑即此等方士所记载。此派至元帝后,多被废罢;求神仙一派,亦因其太无效验,不复为时主所信,乃转而诳惑人民。其中规模最大的,自然是张角。次之则是张鲁。他们也都讲祠祭。但因人民无求长生的奢望,亦无炼金丹等财力(依《抱朴子》讲,当时方士炼丹,所费甚巨。葛洪即自憾无此资财,未能从事),所以不讲求神仙,而变为以符咒治病了。
符咒治病,即是祝由之术,亦古代医术中的一科。其牵合道家之学,则自张鲁使其下诵习《老子》五千言始。张鲁之道,与老子毫无干涉,何以会使人诵习老子呢?依我推测,大约因汉时以黄老并称,神仙家自托于黄帝,而黄帝无书,所以牵率及于老子。张鲁等的宗教,有何理论可讲?不过有一部书,以资牵合附会就够了,管什么实际合不合呢?
然未几,玄学大兴,老子变为时髦之学,神仙家诳惑上流社会的,亦渐借其哲理以自文。老子和所谓方士,所谓神仙家,就都生出不可分离的关系来了。此等杂多的迷信,磅礴郁积,毕竟要汇合为一的。享其成的,则为北魏时的寇谦之。谦之学张鲁之术,因得崔浩的尊信,言于魏明元帝而迎之,尊之为天师,道教乃成为国家所承认的宗教,俨然与儒释并列了。此事在刘宋少帝景平元年,魏明元帝泰常八年。
后世谈起道教来,均奉张陵为始祖。陵乃鲁之祖父。据《后汉书》说:陵客蜀,学道于鹄鸣山中。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然其事并无证据。据《三国志注》引《典略》,则为五斗米道的,实系张修。修乃与鲁并受命于刘焉,侵据汉中,后来鲁又袭杀修而并其众的。鲁行五斗米道于汉中,一时颇收小效。疑其本出于修,鲁因其有治效而沿袭之,却又讳其所自出,而自托之于父祖。历史,照例所传的,是成功一方面的人的话,张陵就此成为道教的始祖了。
从外国输入的宗教,最有权威的,自然是佛教。佛教的输入,旧说都以为在后汉明帝之世。说明帝梦见金人,以问群臣,傅毅对以西方有圣人,乃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负经而至。因立白马寺于洛城西。此乃因其说见于《魏书·释老志》,以为出于正史之故。梁启超作佛教之初输入,考此说出于西晋道士王浮的《老子化胡经》,其意乃欲援释入道,殊为妖妄。然《魏书》实未以金人入梦,为佛教入中国之始。
据《魏书》之意,佛教输入,当分三期:(一)匈奴浑邪王降,中国得其金人,为佛教流通之渐。(二)张骞至大夏,知有身毒,行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乃及明帝金人之梦。金人实与佛教无涉。大月氏使口授浮屠经,事若确实,当可称为佛教输入之始。元寿元年,为公元前二年。然则佛教输入中国,实在基督诞生后两年了(基督降生,在纪元前四年。西人因纪年行用已久,遂未改正)。据《后汉书》所载,光武帝子楚王英业已信佛,可见其输入必不在明帝之世。秦景宪与秦景,当即一人。此等传说中的人物,有无尚不可知,何况确定其名姓年代?但大月氏为佛教盛行之地;汉与西域,交通亦极频繁;佛教自此输入,理有可能。梁启超以南方佛像涂金;《后汉书·陶谦传》,说谦使笮融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融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作黄金屠像;疑佛教本自南方输入。然此说太近臆测,即谓其系事实,亦不能断定其输入在北方之先。梁氏此文,破斥旧说之功甚大,其所建立之说,则尚待研究。柳诒徵《梁氏佛教史评》,可以参看。
佛教的特色在于(一)其说轮回,把人的生命延长了,足以救济中国旧说,(甲)限善报于今世及其子孙,及(乙)神仙家飞升尸解等说的太无征验,而满足人的欲望。(二)又其宗旨偏于出世,只想以个人的修养,解脱苦痛,全不参加政治斗争。在此点,佛教与张角、张鲁等,大不相同。所以不为政治势力所摧残,而反为其所扶植。(三)中国是时,尚缺乏统一全国的大宗教。一地方一部族之神,既因其性质偏狭而不适于用,天子所祭的天地等,亦因其和人民相去远了,而在若无若有之间。张角、张鲁等的宗教运动,又因其带有政治斗争性质;且其教义怕太浅,而不足以餍上中流社会之望;并只适于秘密的结合,而不宜于平和的传布,不能通行。只有佛教,既有哲理,又说福报,是对于上中下流社会都适宜的。物我无间,冤亲平等,国界种界尚且不分,何况一国之中,各地方各民族等小小界限?其能风行全国,自然无待于言了。至佛教的哲理方面,及其重要宗派,概不赘述。把一个中空的瓶抛在水中,水即滔滔注入,使其中本有水,外面的水就不容易进去了。这是先入为主之理,一人如是,一国亦然。
佛教输入时,中国的宗教界,尚觉贫乏,所以佛教能够盛行。佛教输入后,就不然了。所以其他外教,输入中国的虽多,都不能如佛教的风行无阻,其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亦较浅。佛教以外,外国输入的宗教,自以伊斯兰教为最大。此教缘起,人人知之,无待赘述。
宗教虽似专给人以精神上的慰安,实则仍和现实生活有关系。现实生活,经济问题为大。流行于贫苦社会中的宗教,有教人团结以和现社会相斗争的,如太平天国所创的上帝教,实行均田和共同生活之法。有教教徒自相救恤,对于现社会的组织,则取放任态度的,如张鲁在汉中,教人作义舍,置米肉其中,以便行人;令有小过者修路;禁酒,春夏禁杀;明教徒戒肉食,崇节俭,互相救恤。入其教的,生活上既有实益,所以宋时屡加禁断不能尽绝。
然社会秩序未能转变时,与之斗争的,固然不免灭亡;即欲自成一团体,独立于现社会组织之外的,亦必因其和广大的社会秩序不能兼容,而终遭覆灭。所以到元朝以后,明教也就默默无闻了。张鲁之治汉中,所以能经历数十年,乃因其政治尚有规模,人民能与之相安,并非由其教义,则明教的流行较久,亦未必和其教义有甚关系了。火教及摩尼教流行中国的历史,详见近人陈垣所撰《火祆入中国考》。
基督教入中国,事在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波斯人阿罗本(Olopen)始赉其经典来长安。太宗许其建寺,称为波斯,玄宗因其教本出大秦,改寺名为大秦寺。其教在当时,称为景教。德宗时,寺僧景净,立《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末出土,可以考见其事的始末。蒙古时,基督教又行输入。其徒谓之也里可温。陈垣亦有考。元时,信奉基督教的,多是蒙古人。所以元亡而复绝。直到明中叶后,才从海路复行输入。
近代基督教的输入,和中国冲突颇多。推其源,实出于政治上的误解。基督教的教义,如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等,固然和中国的风俗是冲突的。然前代的外教,教规亦何尝不和中国风俗有异同?况近代基督教初输入时,是并不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的。明末相信基督教的,如徐光启、李之藻辈,并非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假使基督教义和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实不兼容,他们岂肯因崇信科学之故,把民族国家,一齐牺牲了。
当时反对西教的,莫如杨光先。试看他所著的《不得已书》。他说他们“不婚不宦,则志不在小”。又说:“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又说:他们著书立说,谓中国人都是异教的子孙。万一他们蠢动起来,中国人和他相敌,岂非以子弟敌父兄?又说:“以数万里不朝不贡之人,来不稽其所从来,去不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止不关防。十三省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百余年后,将有知余言之不得已者。”因而断言:“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原来中国历代,军政或者废弛,至于军械,则总是在外国之上的。到近代,西人的船坚炮利,中国才自愧弗如。而中国人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西洋教士坚苦卓绝的精神,又非其所了解。自然要生出疑忌来了。这也是在当日情势之下,所不能免的,原不足以为怪,然攻击西教士的虽有,而主张优容的,亦不在少数。所以清圣祖初年,虽因光先的攻击,汤若望等一度获罪,然教禁旋复解除。康熙一朝,教士被任用者不少。于中国文化,裨益实非浅鲜。此亦可见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无甚冲突了。
教禁之起,实由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教皇听别派教士的话,以不禁中国教徒拜天,拜祖宗、拜孔子为不然,派多罗(Tourmon)到中国来禁止。此非但教义与中国相隔阂,亦且以在中国传教的教士,而受命于外国的教皇,亦非当时中国的见解所能容许。于是有康熙五十六年重申教禁之事。世宗即位后,遂将教徒一律安置澳门;各省的天主堂,尽行改为公廨了。自此以后,至五口通商后教禁解除之前,基督教在中国,遂变为秘密传播的宗教。
中国人既不知道他的真相,就把向来秘密教中的事情,附会到基督教身上。什么挖取死人的眼睛咧;聚集教堂中的妇女,本师投以药饵,使之雉鸣求牡咧,种种离奇怪诞之说,不一而足,都酿成于此时。
五口通商以后,(一)中国人既怀战败之忿,视外国的传教,为借兵力胁迫而成。(二)教民又恃教士的干涉词讼为护符,鱼肉乡里。(三)就是外国教士,也有倚势妄为,在中国实施其敲诈行为的(见严复译英人宓克所著《中国教案论》)。于是教案迭起,成为交涉上的大难题了。然自庚子事变以后,中国人悟盲目排外之无益,风气翻然一变,各省遂无甚教案。此亦可见中国人对于异教的宽容了。
基督教原出犹太。犹太教亦曾输入中国。谓之一赐乐业教,实即以色列的异译。中国谓之挑筋教。今存于河南的开封。据其教中典籍所记,其教当五代汉时(947至950年),始离本土,至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始在中国建寺。清圣祖康熙四十一年,有教徒二三千人。宣宗道光末,存者止三百余。宣统元年二百余。民国八年(1919年),只有一百二十余人。初来时凡十七姓,清初,存者止有七姓了。详见陈垣《一赐乐业教考》。
社会变乱之际,豪杰之士,想结合徒党,有所作为的,亦往往借宗教为工具。如前代的张角、孙恩,近代的太平天国等都是。此特其荦荦大者,其较小的,则不胜枚举。此等宗教,大率即系其人所创造,多借当时流行之说为资料。如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疑当作赤,为汉人所讳改),系利用当时五行生胜之说;白莲教依托佛教;上帝教依托基督教。然此实不过借为资料(利用其业已流行于社会),其教理,实与其所依附之说,大不相同。其支离灭裂,往往使稍有智识之人,闻之失笑。上帝教和义和团之说,因时代近,传者较多,稍一披览,便可见得。然非此不足以扇动下流社会中人。我们现在的社会,实截然分为两橛。一为上中流知识阶级,一为下流无知识阶级。我们所见,所闻,所想,实全与广大的为社会基础的下层阶级相隔绝。我们的工作,所以全是浮面的,没有真正的功效,不能改良社会,即由于此。不可不猛省。
中国社会,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此由孔教盛行,我人之所祈求,都在人间而不在别一世界之故。因此,教会之在中国,不能有很大的威权。因此,我们不以宗教问题和异族异国,起无谓的争执。此实中国文化的一个优点。
现今世界文化进步,一日千里。宗教因其性质固定之故,往往成为进化的障碍。若与之争斗,则又招致无谓的牺牲,欧洲的已事,即其殷鉴。这似乎是文化前途一个很大的难题。然实际生活,总是顽强的观念论的强敌。世界上任何宗教,其教义总有几分禁欲性的,事实上,却从没看见多数的教徒,真能脱离俗生活。文化愈进步,人的生活情形,变更得愈快。宗教阻碍进步之处,怕更不待以干戈口舌争之了。这也是史事无复演,不容以旧眼光推测新变局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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