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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伟大的语言哲学家保罗·格莱斯定义了这一领域,在他看来,人机对话秉承着不言而喻的合作规则。他把这些规则做了整理,总结起来就是诚实、简洁、切题、明确。这几点也同样体现了以礼相待。讲礼貌意味着双方要遵循对话规范,不加题,不跑题;了解自己的交谈对象,把握对方的认知内容。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误解对方的身份都是不礼貌的。这些规则恰好与唐纳德·诺曼提出的设计原则,以及布莱恩·莱斯罗普设计自动驾驶汽车奥迪A7的指导原则不谋而合。
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来看一看以往最差的软件之一:Clippy,一款具有动画效果的Office助手,每次你使用Word,它就会弹出来。Clippy不清楚自己的位置,也不知道你的意图。只要你打上“亲爱的”,它就会跳出来说:“你在写信,需要帮忙吗?”不管你之前回复多少次“no”,它还是会跳出来。如果你问它问题,它的回答也是风马牛不相及;就算你换个问法,它也只会重复同样的答案。Clippy从来不知道你是谁,你怎么工作,你有什么喜好。最糟糕的是,尽管Clippy一点用都没有,它却一直在扬扬得意地微笑,让你觉得自己受到了嘲弄。Clippy是非常不礼貌的,不礼貌的机器比不能用的机器更加令人讨厌。人要跟电脑对话,就要信任这台机器,那么其设计过程就要符合这样的逻辑:机器不光要迎合人的需求,还要纳入我们的社会结构。事物该如何表现,有一定的文化属性。正如克利福德·纳斯一直倡导的那样,“人们希望电脑的表现能够跟人一样,如果技术无法按照社会约定俗成的方式回应人们的要求,人们就会气愤不已”。
不管是对话原则还是界面设计原则,目标都是以容易遵守的方式来交流。所有互动都建立在反馈的基础上,这样双方才能知道达成了一致。有的时候,比如核反应堆的控制面板上,这种反馈就是一组指示灯,告诉我们刚刚完成的操作的确符合我们的意图;在社交活动中,我们的交流对象会无意识地通过肢体语言提醒我们交流是否顺畅,这就是反馈的形式。无论我们是与人交流还是与机器交流,我们的目标都是形成对世界的共同理解。这就是隐藏在礼貌对话原则和用户友好型机器运作原则背后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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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试驾奥迪自动驾驶汽车几个月后,在一个空旷的停车场上,大众汽车的用户体验研究人员想看一看,面对自动驾驶汽车,行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按照以往的判断,人们肯定会害怕。年轻的项目负责人埃里克·格拉泽指出:“除非你亲自站到有自动驾驶汽车的马路上,否则你体会不到他们的感受。”为了完成实验,他们连夜搭建了简易的十字路口,有停车标志、人行横道和行车道,外面还搭上了大大的帐篷,来控制光线。路口不远处停着一辆奥迪A7,车窗贴了深色车膜,没人能发现车里没有司机。参与实验者只要觉得安全,就可以过马路。
当时,在这群研究自动驾驶汽车的高手中,很少有人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极端情况下,你能想象到一些可怕的场景,比方说,汽车行驶很不稳定,人们屏住呼吸,一口气冲过十字路口。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以为人们会很保守,”格拉泽说,“可他们真的很大胆。”他们看到自动驾驶汽车以后,轻轻松松地走到前面。真不明白他们的心怎么这么大,可能是因为汽车上有很多外部显示区域,其中一个会告诉行人汽车在做什么。那是一个LED窗口,上面的图标会提示人们可以通过。一排LED灯会显示行人的通过情况,表明汽车能够看到他们,就像你可能会与司机对视,来确保对方看到了你。结果,尽管格拉泽花了数百小时精心设计所有细节,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相反,人们对这辆车很信任,因为汽车的表现,让人们感受到了尊重,被社会所认可。那一刹那,人们能够看到汽车会在适当的距离逐渐停下来,就像有人驾驶一样。汽车会在停车前减速,说明它看到了你,不会突然加速。不管谁在车里,那人一定不是个会开车撞人的疯子。“这辆车的驾驶行为实际上是自身的人机交互,”格拉泽说,“事实证明,汽车的个性要靠设计来实现。”
我们身边所有事物的行为方式都会遵循一种文化,这是普遍事实,而汽车恰好就是一个例子。这种观点提供了两个选项。一是不惧危险,忽视它的存在,就像特斯拉一再表现的那样。飞速前进、打破常规,意味着更容易取得技术进步,不过这种进步只是一种错觉,因为不管什么东西,第一次尝试就失败了,人们以后就再也不会选择它了,这是人的天性。二是,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能舒适地面对未来的关键在于将我们在不加思考的情况下使用各种设备的细微差别进行映射。比如,我们意识到,一辆汽车停靠路边的方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界面。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人类把东西做得更加人性化。仪表盘光是好用、易读还不行。虽然我们不需要仪表盘个性十足,但它也要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它可以是简洁的、信息丰富的,抑或是功能强大的,具体要视情况而定。“我们正在推进这项技术,”格拉泽告诉我,“我们会填补这项空白。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支持。”之后他给我举了个例子。
回到实验室,几位工程师和项目经理要展示一个新的理念。“现在我们要给你看一些特别的东西!”格拉泽宣布。他非常年轻,与很多其他面无表情的德国人相比,他看上去像个实习生:稚嫩、认真,穿着牛仔裤,下巴上的胡子有可能是从大学高年级开始蓄的,已经好几年没有剃过了。就像他的老板布莱恩·莱斯罗普一样,他似乎已经为这份事业规划了很多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书期间,他参与设计了一个带有日程安排功能的机器人:帮你拿零食的时候,它会检测你选的食物,并试图劝你做出更健康的选择——“又是饼干,嗯?”它有个LED显示屏,能够做出微微皱眉的表情来表示自己的判断。格拉泽面对的是同样的挑战:怎样才能制造出一个不会让人崩溃的智能机器人?
车库的一边有个大大的东西,体积跟长沙发差不多,上面蒙着黑布。一位助手轻轻地卷起黑布:哇!仪表盘和方向盘的模拟器。“这是我花了一整晚搞出来的设计原型。”格拉泽红着眼睛说,一副疲倦不堪的样子。这个方向盘历时一年半的时间才开发出来,几个小时前刚刚安装在模拟器上。这不仅是一款新设计,也是从全新的角度喻指了我们同汽车之间的关系。该隐喻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实验室。
20多年来,NASA的研究人员一直在酝酿一个想法,自动运行的机器和想要接管机器的人类,二者之间的交互类似于马背上的人拉着缰绳。缰绳拉紧,控制权就到了人的手里;缰绳放松,马就凭自己的感觉走。通过观察马的耳朵、姿态、行走动作,你能看出你在驾驭它。你很确定,不管你是否有控制权,马都有自我保护意识,不会让你陷入险境,比如掉落悬崖。问题在于人和飞机如何才能如此优雅地交接控制权呢?莱斯罗普想,能不能制造出不会被迫发生灾难的机器呢?换句话说,能像马一样运行的机器。你骑在马上,就算完全放开缰绳,马也能感觉到你做了什么,然后利用自己的眼睛和本能前进。莱斯罗普发现这个比喻不那么恰当,但它映射了我们需要发明的东西。马有眼睛、耳朵、触觉,车也同样需要:通过安装感应器来观察你的眼睛,看你是否精力集中,判断你是否手握方向盘,或者脚踩踏板。
经过多年研究,工程师们刚刚展示的方向盘终于诞生了。我坐在临时驾驶座上测试了一下。起初,感觉它跟普通方向盘没什么两样。不过当我把手拿开时,它向后退了七八英寸,刚好退到我能触及范围的边缘,这样我就知道驾驶汽车的不是我了。但有一个地方没退:方向盘的中间部分,大概是因为娱乐设备的控制按钮都在这里。它想表达的是:这些功能归你来管,但驾驶功能现在已经归汽车管了。当然,假如我想接管控制权,我仍然可以拉回方向盘,就像拉紧放松的缰绳一样。但是,这七八英寸的距离设计精准,足以让人明确知晓,目前掌握驾驶权的是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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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莱恩·莱斯罗普入职大众汽车集团时,多数人以为,让汽车开启自动驾驶,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我的看法很直接,这是不对的。”莱斯罗普说。当然,人们追求操作简单,恨不得一键完成,这本身含义深刻,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当中。像亨利·德雷夫斯和沃尔特·多温·提格这样的设计师群体,为我们带来了电动洗衣机和厨房电器,让我们觉得这种理想状态是有可能的。提格曾在埃德温·兰德手下工作,他设计了第一台宝丽来相机,将烦琐的胶片冲洗过程巧妙地进行压缩,任何人都能轻松完成,只需一键操作。今天,亚马逊一键购物、雀巢咖啡机,甚至还有姆拉登·巴巴里克的帮助按钮就继承了这种传统。我们希望人机交互力求简洁,通过按钮来实现。但这种想法正慢慢让位于别的东西。
当我们按下按钮时,我们向机器发出明确的指示,允许它们代替我们行事。但从机器的角度来看,指示器是它唯一知道该如何处理的东西,除此以外,一个按钮代表什么?能说明我们需要什么?如果机器像马一样,能感知你的行为,从而判断出你是否仍然掌握控制权呢?如果汽车能感知到你身体前倾或者没有注意某种情况,从而判断出需要它来接管呢?
莱斯罗普想要设计一个世界,一个机器不需要明确指令就能接管控制权的世界。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世界里,不会有像哈尔9000那样拥有自己的思想、会杀人的机器人。更确切地说,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是能感知你需求的计算机,而且其感知速度甚至会超越这个想法在你头脑中形成的速度。这是一种憧憬,触摸按钮就是我们的工作。说到底,按钮是什么,不过是一种近似于促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更加和谐的事物。未来,人机控制权的相互转换方式将融入我们的肢体语言,就如同几千年来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情况一样。莱斯罗普坚信,触摸按钮的世界即将终结。脸书能分析出我们喜欢读什么,亚马逊能预测我们会买什么,跟它们一样,我们操作起来总是很顺手的机器也会感知到我们需要什么。
不管是奥迪方向盘也好,还是马的隐喻也罢,都是人们假借我们已知如何使用的东西,对事物未来发展的设想。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毕竟,在西方,骑过马的人要比开过车的人少得多。但是,这个比喻的强大之处并不在于我们非得亲自去体验。利用缰绳来驾驭马儿,我们一想就能明白,而且我们看过无数电影和电视节目,这种情节也不止一次出现。所以,就算没骑过马,你也能知道缰绳啥样,怎么发挥作用,这足以证明这个隐喻是十分有效的。
对莱斯罗普来说,接下来就要搞清楚,如何赋予机器合理的直觉,了解你的意图,就像马一样。要判断你开车时精力是否集中,汽车就要观察你有没有目视前方、姿态是否保持警觉,感受你有没有手握方向盘,脚踩踏板。只有这些条件都确定以后,汽车才会将控制权给你。如果你的手拿开了、腿伸远了,或者你走神了,汽车就知道该由它来接管了。我们的汽车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接管一切。如今,许多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会在你睡着的时候自己停下来。它们一直在看着我们。
当我们知道一台机器能感知我们的需求时,我们会觉得很安全,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信任它。同时,我们还必须准确地预测这台机器能做什么。对此,我们得建立正确的心理模型。当我们的心理模型与现实不符时,即事情没有严格按照我们的想象推进、反馈回路无法帮助我们理解时,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我们看到,那些驾驶员不了解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功能,他们就录制一些负面视频,比如那条“特斯拉自动驾驶,险些让我丧命!”。或许最尴尬的就是特斯拉将这项新功能称为自动驾驶。通过这样做,特斯拉将自动驾驶汽车该做什么置于用户的头脑当中。他们邀请用户就“自动驾驶”提供自己的想法,然后将其付诸实践。因此当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功能与用户的想象存在差距时,悲剧发生了。
5月7日,约书亚·布朗坐在他心爱的特斯拉ModelS的方向盘前,汽车正在自动驾驶。他是一名退伍海军,曾经效力于海豹六队,负责拆除简易爆炸装置。他是个不怕死的技术狂人,是特斯拉的理想客户。他买这辆车,是因为他觉得特斯拉正在挑战人类的极限。迎面车道上驶来一辆卡车,在布朗前方左转,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而他的特斯拉也没有。这是在佛罗里达,天气温暖,万里无云,阳光照耀下的天空一片洁白,而对面的卡车也是白色,特斯拉没有分辨出来。布朗也没有。特斯拉根本没有刹车,直接向卡车撞去,冲进了卡车车底,车顶被剐掉,布朗当场死亡。(瑞秋·艾布拉姆斯,安娜琳·库尔茨,《测试特斯拉无人驾驶极限的约书亚·布朗不幸意外身亡》,《纽约时报》,2016.07.01,.nytimes.20160702businessjoshua-brown-technology-enthusiast-tested-the-limits-of-his-tesla.html;戴维·谢泼德森,《自动驾驶死亡事故中的特斯拉驾驶员收到美国政府的无数次警告》,路透社,2017.06.19,.reuters.articleus-tesla-crashtesla-driver-in-fatal-autopilot-crash-got-numerous-warnings-u-s-government-idUSKBN19A2XC;《特斯拉死亡事故说明交通安全缺乏规则保障》,《卫报》,2017.12.12,.theguardian.technology2017sep12tesla-crash-joshua-brown-safety-self-driving-cars。)
事故发生仅几周之后,我从大众公司的宣传车队借了一辆奥迪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该款车型采用了奥迪最新的驾驶辅助技术。这或许是市场上奥迪此类车的最后几代之一,类似于我之前看到的原型,之后奥迪就开始推出自动驾驶汽车。这辆SUV和约书亚·布朗开的特斯拉有着天壤之别。它采用了相同的基本配置,即用于识别车道标线和周围车辆的雷达和摄像头,这样在你启动巡航控制系统后,汽车就能保持在车道内行驶,如果是在公路上,它还会在必要时刹车,与其他车辆保持适当距离。与特斯拉不同的是,这辆奥迪不允许驾驶员的手离开方向盘太久,最多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否则汽车会持续发出响声,而且响声越来越大。不仅如此,虽然我能感觉到汽车自己在车道上行驶,但并不是一直处于无人驾驶状态。当我把车大约保持在车道中间位置的时候,它什么也不做,只有靠近分道线时,我才感觉到方向盘开始自动转向,慢慢把车拉回来。这次互动体验棒极了,从中我获取了很多信息。自动驾驶汽车能够随时行驶在车道标线中间位置,但它没有,而是让我始终处于专注驾驶的状态。我的心理模型与约书亚·布朗对他的ModelS所建立的心理模型大相径庭。我的奥迪SUV一直在提醒我,你在开车,你得集中精力。但我注意到,这辆车监控着周围的一切,它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在高速公路上,一辆拖挂卡车开始转向我的盲点,我的车立刻侧身让过,从而避免了剐擦,然后迅速刹车,让卡车先过。显然,这辆车能在多种环境下自动驾驶:它会看路,会看周围车辆,能应对危险状况。但它并没有把这些功能完全发挥出来。它没有让我手离方向盘,因为它并不能应对所有的情况。我们也是一样。
约书亚·布朗去世一年多以后,NTSB(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发布了事故报告。从报告上看,根据特斯拉的设计,其自动驾驶功能使用起来实际上有很大的余地,在行驶过程中,布朗应该始终保持专注。换句话说,问题出在驾驶员身上,有力回应了二战期间保罗·费茨调查的所有由“飞行员失误”导致的飞机失事,以及那些指责飞行员的工程师。情况跟原来一样,因为到最后我们都知道要指责用户,这是最令人欣慰的做法,因为这意味着至少我们需要做出改变。让我们来看看近期的两个例子:在亚利桑那州,一辆优步无人驾驶汽车在夜间驾驶时撞死了一名行人;在夏威夷,一次例行演习中,一名倒霉的员工向数万人发出了核导弹警报。
2018年3月18日晚,在亚利桑那州坦佩市,一辆优步无人驾驶汽车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撞死了过马路的伊莱恩·赫兹伯格,在这之前,优步曾花了几年时间在开阔路段测试其无人驾驶汽车。一周后,坦佩警察局局长表示,她怀疑责任不在优步。第二天,我从手机上看到了这样的新闻标题:无人驾驶车事故遇难女性有可能是个无家可归者。结论很明显:也许是死者的错,无家可归者就容易这样。这种说法本来或许还站得住脚,不过很快出现了视频。视频中清楚地显示赫兹伯格过马路时,汽车开了过来,车头灯的强光打在她身上,而车根本没有减速,直接撞向了她。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优步暂停了无人驾驶汽车服务,后来又悄悄恢复了。
在夏威夷,一个外泄的屏幕截图表明,员工只要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一项,就能在全州范围内发送核攻击警报。设计界一片哗然。唐纳德·诺曼曾在推文中指出,这个界面少了一项关键功能——确认指令是否真的符合用户意图。然而,它的提示语却异常温和:“确定发送警报?”该员工点了“是”。(想象一下,如果弹出的菜单能提示用户:“确定想要告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的家人将在几分钟内化为乌有吗?”或者其他有类似效果的语言,结果又会怎样呢?)后来有人说,发生这个错误只是因为涉事员工在演习过程中,误以为这只是一次测试。(埃里克·利维茨,《演习过于真实,造成夏威夷导弹恐慌》,《纽约》,2018.01.30,http:nymag.intelligencer201801the-hawaii-missile-scare-was-caused-by-too-realistic-drill.html;尼克·格鲁伯,《误发导弹警报者,十年来“备受关注”》,HonoluluCivilBeat,2018.01.30,.civilbeat.com201801hawaii-fires-man-who-sent-out-false-missile-alert-topadministrator-resigns;吉恩·帕克,《夏威夷无能者受到嘉奖,导弹机构员工酿成大错》,《华盛顿邮报》,2018.02.01,.washingtonpost.newsposteverythingwp20180201the-missile-employee-messed-up-be-cause-hawaii-rewards-inpetence。)这样的系统显然太可怕了,几天后,政府似乎只能被迫将其重新设计一下了。但是,由于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个说法也就不了了之。
每当出现问题,我们都会归咎于人,这样我们心里会舒服一些。NTSB调查约书亚·布朗的死亡事故之后,也持这样的观点:他的特斯拉发出过指令,而他一直在往前开。显然,他过于相信这辆车的性能,没有意识到它的局限性。但是为什么这辆特斯拉会让驾驶员的信任感超越其实际性能呢?我们要求新技术不仅要达到它们承诺的标准,还要具备我们想象的能力。就算我们以前从来没用过,我们也要求它们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式来运行。可是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我们必须对机器加以设计,以保证机器不会与我们的想象力相差太远。否则,一切将陷入混乱。
智能助手的出现,让这个问题得以及时解决,像亚马逊的Alexa、苹果的Siri,以及谷歌的Assistant。它们都具备理解和回应我们人类语言的功能,因此用户认为,确实可以利用它们来完成一些常识性的工作。然而,很多事情是超出它们能力范围的。跟朋友说,“明天6点老地方一起吃晚饭”,大家都明白你的意思。把同样的话告诉你的智能助手,它甚至不知道帮你在日程表上安排时间。虽然它们一直在模仿与人交流,但它们的能力根本达不到。这些小工具可以模仿语言,可是相比我们人类能用语言做的事情,它们还差得远。口头语言是我们最灵活的交流方式,能够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所思所想。与人类相比,无论机器理解语言的能力有多强,它们仍然要依赖一系列特性和功能的支持。因此,智能助手的能力范围就处于一个模糊的灰色地带。与之交流仍然要有一个奇怪的翻译过程,不管你想说什么,开口之前都得好好想一想:“嗯,这玩意儿能做什么?我怎么才能把话说清楚?”太烦人了。无奈之下,我们只能逆向组织语言来适应机器。
现在,这些机器常常会提前设置一些玩笑式的话语,巧妙地避免了直接告诉用户:“对不起,我不太明白;说实话,大部分内容我都听不懂。”不过,这些助手已经能做很多事了。比如,Alexa自称拥有5万多项“技能”,包括播放你喜欢的歌曲、帮你完成购物等。可我们如何发现并记住它们能做什么,仍然是设计中的突出问题。今天,唯一的方式就是……阅读每周发来的电子邮件。研究表明,所有购买语音助手的人中,只有3%会在两周后定期使用,这样看来也就不奇怪了。如果你有智能音箱,它可能是你买过的最贵的厨房定时器,而且以后你也不会用它干别的,因为不管它还能做什么,你都很难发现,也不可能记住。对于这一挑战,通常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以设计为主导,简单粗暴:不断强化这些助手的功能,使其最终做到有求必应。可是“等待产品完善”好像说不过去。如果用户没有建立良好的心理模型,了解这个工具能做什么、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智能助手就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承诺。
功能可见性元素是指产品的物理细节,它通过设计实现,提示我们该如何使用。例如门把手精美的曲线造型,提示你把手的拉动方向;按钮上的凹痕,提示你该按哪里。这个概念是由众多设计师推广开来的,其中最著名的或许就是唐纳德·诺曼了。阿尔方斯·查帕尼斯曾将飞机驾驶舱的旋钮和手柄根据功能设计成不同的形状,也预示了这一理念。如今,智能手机和计算机的按钮都通过屏幕来显示,功能可见性也就通过图标、斜面、提示窗口和菜单的形式来体现。未来世界里,机器感知我们的需求,由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隐喻支配,功能可见性必然会进入心理层面。当按钮从我们周围消失的时候,我们的心理模型会告诉我们机器能做什么。如果一辆车有自动驾驶功能,我们对自动驾驶又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就已经在期待它按照我们的想法去运行。同样,如果是智能助手,我们也会期待它能完成我们想象中人工智能该做的事情。但是,这些设备往往达不到要求,因为功能可见性元素以往都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按钮和图标,而现在却由我们对机器运行方式的设想来决定。未来几十年,创建这样的模式将是最大的设计挑战之一。
机器承担的越来越多:我们懒了,汽车让机器来开;我们有事,故事让机器给孩子讲;我们想躺在沙发上看网飞,购物让机器来做。可矛盾点在于,这些琐事原本是要我们亲自上手的,而现在全部由机器代劳,久而久之,我们的能力会不会退化?我们会不会丧失一些人类的基本技能?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我们将在第九章详细来谈。不过,我们或许能乐观一点。布莱恩·莱斯罗普和埃里克·格拉泽在研究无人驾驶汽车路遇行人的表现时了解到,汽车的刹车模式不能太过突兀,这比其他任何交互都重要得多。这个想法源于一次哥伦比亚大学之行,当时我坐在学校的研究实验室里,头上戴着虚拟现实头盔。带我来的是博士后研究员萨米尔·赛普鲁,一位印度移民,本科学习计算机程序专业,到美国进行人脑研究。他第一次离家是去孟买读大学,一路走到现在,每一步都深深影响着他。电影《黑客帝国》给了他灵感。他说:“我能感觉到胳膊上汗毛直竖。”在他看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了‘矩阵’所预测的世界,只不过没有那么可怕的幻想而已。有了这些新设备,好比我在实验室里戴的那个,我们似乎已经接受了无缝植入新世界的想法。“矩阵并不遥远,只是没有那个后脑插管而已。”赛普鲁笑着说。
这项模拟能够说明两件事情:一是人工智能可以学习驾驶;二是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它我们所希望的驾驶方式。赛普鲁认为,所有在硅谷试驾的无人驾驶汽车都有一个问题,虽然它们能学习驾驶,但学习的方式往往不尽如人意。也许它们会刹车过猛,或者变道太快;它们追求效率,但它们的反应、数据处理和警觉意识都远远超越我们,所以出现状况的时候,我们会从乘客席上弹起来,整个人陷入蒙圈,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当然,赛普鲁可能有些夸张了。那天傍晚,夕阳在旧金山湾洒下斑驳的光芒,我坐在奥迪车里,它的表现是那样冷静、礼貌,相当出色,没有任何突兀的感觉。汽车的驾驶技术很让人放心,在这方面,工程师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不过,让汽车彬彬有礼,只是赛普鲁的第一步。他希望汽车能够回应乘客的感受:当你心情烦躁或者赶时间的时候,它会加快速度;当你想要放松的时候,它会选择风景优美的路线。他比莱斯罗普“马”的隐喻更胜一筹。莱斯罗普关注的是,汽车如何感受到你是否精力集中,然后在你走神的时候接管控制权,而赛普鲁则希望汽车像一位礼貌有加的管家,你支付他高额报酬,他能猜到你的突发奇想,你连手指都不用动一下。“假如你有一台机器,事情比你做得好,但行为方式跟你不同,你会怎么样呢?”他问,“你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生物,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那我想问,假如从某种程度上讲,压力和不断改变环境的动力正是人类的本质,又如何呢?我们真的希望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摩擦的世界里吗?我们还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房间温度就已经调整好了。这样一来,我们就会越来越像漂浮的大脑,困在矩阵空间当中,不知道何为真实,不是吗?而且,到时候机器会支配我们的欲望,而不仅仅是揣度,对不对?
赛普鲁并不赞同。“十万年前,树枝间沙沙作响,我们就会紧张。”他说。这种声音有可能演变为悲惨的场景:我们成为老虎的美餐,或者临近部落的战利品。死亡和流血随时可能降临。赛普鲁说,现在,类似的恐惧更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当我们坐在办公桌前,和同事们谈论下一步的裁员问题时。“我们的生活会更加舒适,我们会从别的地方寻找动力。”
他拿出的证据是iPhone,以及改变世界的触屏。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的计算机专家们大约早在iPhone问世前30年,就已经想到要发明一种不带键盘的设备,你只要在上面点击,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其理念在于,假如我们更自然地使用双手,那么我们目标实现过程中的障碍就会更少。我们不需要去研究如何使用电脑,我们一上手,电脑就能了解我们的意图。
有了iPhone,赛普鲁说:“你更接近自己想做的事情,也更接近作为人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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