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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1页）

四、我的看法，几点结论上面我简略地叙述了提婆达多同释迦牟尼的矛盾与冲突。最后提一提我的看法。我的总看法是：这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一场剧烈的&ot;两条路线的斗争&ot;。

（一）公元前六世纪北印度思想界的情况。我们首先要把眼光放远，不要只看到佛教内部，而要环视当时整个北印度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矛盾与斗争。笼统说起来，当时的北印度，有点像差不多同时代的中国春秋和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思想活跃。大体言之，可以分为东西两大思想体系：西方婆罗门思想体系，东方沙门思想体系。前者以外来的雅利安人为基础，崇信吠陀天启，坚持种姓制度，婆罗门至上，提倡祭祀，信仰多神中的一神，哲学思想主张梵我一如（天人合一），没有悲观思想，不主张苦行，基本上是入世的。后者看重苦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是无神论的，否定自我，主张非暴力（ahi

&iddot;sā），相信轮回业报。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二者是根本对立的。

第87节：回到祖国（40）

（二）沙门思想体系内部的情况。佛教、耆那教都属于新兴的沙门体系，这个体系内部的、最激烈的矛盾是正统佛徒与外道六师的矛盾。佛典中许多地方都能找到攻击谩骂六师的十分恶毒的言辞。

（三）佛教内部的情况。佛教原始时期的情况，也有矛盾与冲突，最突出的就是我在本文中所讲到的提婆达多与释迦牟尼的矛盾。对于这个矛盾的真相的说法，佛典中可谓既众说纷纭，又破绽百出，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应该公允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1?提婆达多五法的分析。我在上面已经详细地叙述了提婆达多所立的&ot;五法&ot;，在这里不再列举。在五法中，有二法值得注意：一个是苦行，一个是不食肉。苦行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些规定实际上与苦行是相通的。不吃肉则是明确规定的。在印度宗教史上、在印度佛教史上，这两个问题都是重要的问题;而偏偏在这两个问题上，提婆达多是同释迦牟尼对着干的。

2?提婆达多思想的分析，苦行和吃肉属于律的范围。提婆达多与释迦牟尼的根本对立，不仅表现在律的方面，而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教义方面。关于这方面，我在上面已经谈了一些。我在这里只着重举出一点，提婆达多主张：&ot;但有此生，更无后世。&ot;提婆达多的好友，&ot;外道六师&ot;之一的晡剌拿，就是这样主张的。六师中另外一位名叫末加梨拘舍梨的&ot;外道&ot;也主张：&ot;无善恶报，无有今世，亦无后世。&ot;可见他们之间&ot;心有灵犀一点通&ot;。我们现在可以用一张现成的标签贴在他们身上：唯物主义者。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复杂的问题，详细分析请参阅我的原文。

3?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如果画龙点睛的话，&ot;两条路线的斗争&ot;是现成的说法。这个斗争，大概在释迦牟尼在世时确实发生过，以后为佛祖本人以及他的徒子徒孙们镇压了下去。但未能根本消灭，遂形成了佛教（或甚至不能称为&ot;佛教&ot;）的一股潜流，一千多年以后，此流还在潺潺地流动。如果真正写佛教史，不能忽视这一股潜流。中间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梁僧祐《释迦谱&iddot;释迦从弟调达出家缘记》卷十说：提婆达多（调达）由于害佛，入了地狱，受大苦难，便发悔心，说了声：&ot;南无佛。&ot;如来佛便说，他将来会成为辟支佛。在宗教斗争史上，不乏这种例子。印度教兴起以后，也把佛祖释迦牟尼请入自己的神殿，给他在印度教众神中安排了一个座位。

最后，我还要着重说一句：以后研究佛教史的学者，必须正视佛教开创时期这一场相当激烈的&ot;两条路线的斗争&ot;。

4?我的结论。福哇txt小说

略。

5?《ci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ci的意思是&ot;中国的&ot;，这一点明确无误，绝无可以怀疑的余地。可是偏有一位w?l?sith先生写文章否定印度许多语言中称白糖为ci这事同中国有关。他挖空心思，故弄玄虚，大绕弯子，&ot;拙&ot;言惑众，来证明他的观点，结果自然是削足适履，捉襟见肘，前后矛盾，闪烁其词，危言并不能耸听，白搭一支蜡。

学术探讨，空言无济于事。我们只能让历史事实来说话。历史事实是，根据马可&iddot;波罗的记述，元世祖时代，中国福建unguen（尤溪）地方已经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炼制白糖的技术。所谓&ot;白&ot;是一个颇为模糊的词，有种种等级不同的&ot;白&ot;。过去中国一些医书上已经有&ot;白糖&ot;一词，决不会是纯白，不过较之红糖，颜色显得稍稍淡黄而已。元代的白糖也不会是纯白。到了明代，根据刘献廷《广阳杂记》的记载：&ot;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ot;大概泥土中的碱性发生了作用，使糖色变白。在中外科技史上，由于偶然性而产生的新发明，并不稀见。总之，中国明代已能制白糖，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后来，我在我的《糖史》中有专章讨论此事。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第88节：回到祖国（41）

中国一旦能生产白糖，立即出口外洋。中国白糖运至日本，中国典籍和日本典籍中都有确切翔实的记载。中国白糖运至印度，也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这个事实，sith先生想否定是办不到的。传到了印度以后，印度人民无以名之，就名曰&ot;中国的&ot;（ci）。至于确定传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我仍然用我的老办法：从语言上下手，也就是从ci这个字下手。由于资料不足，我只能利用sith的现成的资料。他说ci这个字在印度孟加拉十六世纪时已经确立。他又推断，这个字十三世纪时已经出现。那么，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十三世纪中国从埃及学制的白糖已经从泉州由海路运往印度。明代生产的更白的白糖十六世纪后又通过同一途径运至印度。这样一来，传入的地点问题也就连带解决了：是东天竺孟加拉。

根据目前的资料，仅能作这样的结论。

6?《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传统文化代表文化的民族性，现代化代表文化的时代性。历史上的现代化（虽然当时还不会有这个名词），指当时的&ot;现代化&ot;，也可以叫时代化。现代化或&ot;时代化&ot;的目标是当时世界上文化发展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现代化总是同文化交流分不开的。一方面大力吸收外来的文化，一方面对传统文化又进行批判和继承的工作，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历史上任何正常发展的国家都努力去解决传统文化与时代化的矛盾。这个矛盾解决好了，文化就大大地前进一步;解决不好，则两败俱伤。只顾前者则僵化保守;只顾后者则邯郸学步。中国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汉武帝时期，一方面努力保存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能够放眼世界，大量吸收外来的东西。在其后一段时期，情况依然未变。佛教就于此时传入中国。文化交流使汉代和中国以外的广大地区蒙受其利。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时，对外文化交流就进行得虎虎有生气。反之，在国力衰微时，则顾忌很多，结果是阻碍了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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