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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结论 管理已经超乎人类的科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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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结论：管理已经超乎人类的科技

科技的潜力和希望，无限宽广

安妮·泰勒的少年时光是在肯塔基盲人学校度过的，那时她就已经将自己的热情投入某项事业。现在，安妮白天帮助我们的产品更加无障碍地便于残疾人使用。她说她热爱这份工作，但当安妮谈到她如何打发自己的空闲时间时，她整个人都会兴奋起来。“我是个黑客。”她说。

2016年，安妮成为第二名被招募的黑客，参加了一个需要使用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和智能手机摄像头的项目。她的任务之一是在微软的园区里四处闲逛，把手机绑在她的额头上，测试这款应用程序。发明家的生活有时不适合追求时尚的人士。但说到时尚，在微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这个团队的工作致力于一项新的突破，一款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应用程序，帮助盲人通过智能手机“看到”世界。安妮本人就是盲人，但有了SeeingAI这个人工智能应用，她现在可以独立阅读家人的手写便条了。就像她说的：“这事儿对你们这帮家伙来说很简单，因为长久以来你们一直都能这么干。但是过去，当有人给我写一些个人的或私密的东西时，我只能请别人读给我听。现在我不用麻烦别人了。它的意义真的非同寻常！”

识别文本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阅读现代的信件。在新泽西，人工智能改变了玛琳娜·罗斯托教授的研究工作。她是普林斯顿大学格尼扎实验室的近东研究教授，负责对来自开罗的本·埃兹拉犹太教堂的大约40万份文件进行解读和辨识。这批文件被称为“开罗格尼扎文书”，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犹太人手稿宝库。

研究这些文件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许多文件已成碎片，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里。仅仅是这些材料的体积和收藏地点就使得它们在物理上几乎不可能拼接在一起。但是，借助人工智能，罗斯托的团队能够对数字化残片进行梳理，把相隔数千英里异地收藏的片段拼在一起，让中世纪犹太人和穆斯林相处共存的画面，逐渐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1]普林斯顿大学的格尼扎实验室收藏了大量来自开罗本·埃兹拉犹太教堂的文件，包括个人信件、购物清单和用神圣希伯来文书写的法律文件，这些文件要求安放在一个专门的格尼扎（储藏室）里进行“体面的埋葬”。格尼扎文书是目前已知最大的犹太手稿收藏库。世界各地的学者从19世纪末就开始对这些文物进行研究，但这项工作仍然没有完成。通过将人工智能算法和计算机视觉结合起来，对成千上万的数字化片段进行梳理，罗斯托的团队成功地匹配了存储两地，相隔数千英里的同一文档的片段，无论是撕裂的形状、字迹，还是墨水的直径，都完全对应。当文件以这种方式“回家”时，描绘犹太人和穆斯林如何在10世纪的伊斯兰中东相处共存的画面，就经过罗斯托之手，逐渐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罗斯托和她的近东研究专家团队仅仅花费几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一项以前一直被认为是不可完成的任务。RobertSiegel，“OutofCairoTrove，‘GeniusGrant’WinnerMinesDetailsofAncientLife，”NPRsAllThingsConsidered，2015年9月29日，https:.npr.com20150929444527433out-of-cairo-trove-genius-grant-winner-minesdetails-of-olving-life。

如果一项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帮助罗斯托再现遥远的过去，它又能做些什么来保护当今世界的“活历史”呢？

在非洲，偷猎是一个始终难以根除的问题。它让濒危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甚至包括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知名度最高的一些动物。微软的“地球人工智能”团队正在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帮助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公园管理员抢在偷猎者前面制止偷猎。这款应用软件名叫“野生动物安全保护助手”（PAWS），使用一种算法对国家公园以往14年的巡逻数据进行筛查过滤，运用计算博弈论学习和预测偷猎行为，使当局能够主动识别偷猎热点，调整他们的巡逻行动。

这些事例告诉我们，科技的力量可以帮助盲人以新的方式看见世界，帮助历史学家发现过去，帮助科学家为一个生病的星球寻找新的出路。科技的潜力和希望，无限宽广。

人工智能不同于过去的单一发明，如汽车、电话甚至个人电脑。它的表现更像是电，因为它也为工具和设备提供动力，这些工具和设备几乎运行在社会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电一样，人工智能也会在后台运行，在很多方面，我们甚至会忘记它就在那里，直到停电的那一天。

萨提亚将这种新的现实称为“技术强度”（techintensity），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科技对我们周围世界的渗透。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为公司、组织甚至整个国家提供了机遇，不仅通过科技的应用，而且通过建立自己的科技能力来刺激增长。这就要求组织必须用新的技能和能力武装员工，使其能够发挥科技的力量。

新的挑战：工具和武器的两面性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但也面临新的挑战。数字技术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工具和武器两面性。它们让我们想起1932年爱因斯坦的话，他提醒人们机器时代会创造诸多收益，但同时呼吁人类要确保其组织能力与科技进步同步。在我们不断努力为人类带来更多科技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为科技注入更多的人性。

如前文所述，当今的科技对经济的影响极不平衡，令有些人尽享巨大的进步与财富，而将有些人甩在后面，夺去他们的工作，并止步于那些没有宽带接入能力的社区。它正在改变战争与和平的面貌，在网络空间创造新的战区，通过敌对国家支持的攻击和散布虚假信息，对民主构成新的威胁。同时，它也加剧了国内社会的两极分化，侵蚀了隐私，并为极权政体创造了一种新的能力，使其能够对公民进行前所未有的监视。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所有这些趋势也将加速发展。

我们看到这些动态关系正在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政治问题。人们对移民、贸易和针对富人和公司的税率争论不休，但我们很少看到政治家考虑，也很少看到科技部门承认科技在制造这些挑战中所起的作用。就好像我们都被由此产生的症状吸引，以致我们缺乏时间和精力关注一些重要的潜在原因。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影响继续加速，它有可能让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更加短视和浅薄。

积极应对：更广泛的协作

虽然指望科技变革放慢脚步是不现实的，但要求我们自己付出更多的心血来管理这一变革并不过分。与以前的技术时代和发明（如铁路、电话、汽车和电视）相比，几十年来，数字技术在几乎没有监管甚至自我监管的情况下取得了进步。现在应该认识到，这种放手的态度需要让位于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方法，以一种更加自信的方式应对不断变化的挑战。

更加积极主动的做法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应该留给政府和监管部门。这就像要求政府什么都不做一样，既短视又不成功。相反，这需要从每家公司的具体情况开始，在整个科技行业开展更加广泛的协作。

20年前，当微软处于困境时，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改变。我从我们的战斗中总结了三条教训，这三条教训我们一直还在学习和应用。在我们思考科技在当今世界发挥的作用时，这些教训似乎也适用于整个科技行业，就像当年适用于我们公司一样。

第一，我们要勇于接受政府、行业、客户和整个社会对我们寄予的更高期望。不管法律是否要求，我们都必须肩负起更多的责任。我们已经不再是什么突然发迹的行业新贵。我们需要努力树立榜样，而不是狡辩说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第二，我们需要广开言路，倾听别人的意见，多下功夫来帮助解决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此，我们首先要与更多的人建立建设性的工作关系。但这只是开始，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担忧。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等到它们恶化到失控。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频繁地与各国政府，甚至我们的竞争对手坐下来寻找共同点。我们认识到，我们肯定会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我们需要鼓足勇气，敢于妥协。

曾经很多次，一些工程师争辩说我们应该继续战斗。有时，我几乎觉得他们在质疑我的勇气。虽然有时候我们需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更多时候，我认为，妥协比继续战斗更需要勇气。它还需要坚持。寻求共同立场的过程往往十分曲折，我们可能首先在谈判中陷入僵局和失败，然后才能各退一步，并达成协议。我们需要培养一种能力，使我们可以优雅地面对失败，即使在事情破裂的时候也要赞美对方，这样我们才能在正确的时机到来之时有能力再次出发，最终克服困难。情况几乎总是这样。

第三，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更具原则性的工作方法。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创业文化，同时将其与我们可以在内部和外部讨论的原则结合起来。我们已经开始发展能力制定这样的原则，首先是针对反垄断问题，然后是针对互操作性和人权问题。如本书第二章所写，根据萨提亚在2015年针对监视问题提出的建议，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准则来指导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决策。由此产生的云承诺将继续成为我们在其他领域的效仿对象。这种方法有许多优点，包括它有助于，同时也迫使我们思考我们所承担的责任以及面对这些责任的最佳方法。

在许多方面，这些方法要求整个科技行业实行文化变革。出于种种原因，科技公司传统上会首先专注于开发令人兴奋的产品或服务，然后尽快吸引尽可能多的用户。除此之外，它们通常很少有时间或精力关注其他方面。正如领英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所创造的新词“闪电式扩张”所准确捕捉到的那样，如果想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市场领先的技术，那么速度优先于效率的“闪电式的快速路径”不啻为最佳途径。即使公司已经取得全球市场领导地位，也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可想而知，如果沉重的需求可能拖累创新，硅谷将会出现怎样巨大的担忧。

这些担忧固然重要，但鉴于目前科技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如果一家科技公司的发展速度超过其思考的速度，或者它根本不考虑其服务或产品的更普遍的影响，则同样十分危险。本书的论点之一是，公司尽其所能履行社会责任是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萨提亚明确指出，当这些问题出现时，我们需要快速行动，但应在我们的技术上安装保险杠。拥有能力预见问题并确定原则性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才更有可能在加速时确保“不会翻车”。这至少有助于避免公众争议和潜在的声誉损害，并因此迫使管理层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应对，而无法将精力集中在产品开发和用户增长上。

就算出发点再好，这也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选择。最自然的选择肯定是不断推广产品并将其卖给任何愿意购买的人。一旦讨论自我克制，几乎总是会有内部的反对意见（我这么说完全是经验之谈）。因此，对公司自身行为进行规范的承诺需要最高领导层具备领导力。公司的领导者需要广开思路，他们需要鼓励员工不能局限于给每一个潜在解决方案挑毛病，而应为每一个潜在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要做到这一点，要求科技公司在传统的产品开发、营销和销售之外的领域发展更大的能力。随着科技与世界问题不断碰撞，财务、法律和人力资源方面强有力领导者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过去，这些职务在科技行业的重要性更多被认为存在于筹集资金、出售公司或上市方面。但在今天，他们要面对的问题更为广泛。

这些领域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确定指导产品路径的总体原则并不容易。它需要深思熟虑，并且清楚洞悉公众期望、现实世界场景以及实际开发需求，所有这些都依赖与工程和销售团队的密切互动。在微软，我们的总法律顾问戴夫·斯托尔科普夫的一周工作内容经常包括花时间与项目团队的人员合作，以便提前规划，避开迫在眉睫的问题和争议。

另一个挑战是，新的原则被采纳并不意味着工作的完成。我们自己的内部审计团队就曾建议艾米·胡德和我，面对本书第十一章所讨论的人工智能的道德问题，我们不仅必须在辨别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制定新的原则，还要制定具体政策、治理结构和问责框架，并对员工进行培训，从而使这个道德承诺有效。这将是为全球数亿客户提供服务的大型和成熟的科技公司所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新的原则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实施，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讲，在全球范围实施GDPR所需的工程工作。此类工作需要各领域的广泛支持，因而这些领域对于运营今天的全球公司不可或缺。

[2]这也要求公司董事会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在这方面，许多科技公司同样有更加广泛的操作空间。一种情况是，董事会很有可能会对一个强势而成功的创始人百依百顺，以致董事会对公司内部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不知道疑难问题出在哪里，或者即使这些问题显而易见，董事会也缺乏揭示问题的勇气。另一种情况则是，董事会过于深入地纠缠于某些细节，可能会使人搞不清楚董事会在管理公司方面的作用与首席执行官领导和管理公司的责任之间的区别。

在微软，审计委员会主席查克·诺斯基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确保建立有针对性的严格流程，不但比财务控制覆盖的面更广，而且内部审计团队工作的联系也更紧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工作还受益于微软官司的影响。2002年，柯琳·科拉－科特利法官主动决定批准我们的反垄断和解，作为条件，公司董事会须承担一项额外义务：成立一个反垄断合规委员会。在这一义务到期10年后，董事会继续信赖由宝马前首席执行官赫尔穆特·潘克领导的监管和公共政策委员会，令微软保持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关注。除了在网络安全等问题上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密切合作外，该小组每年都会花上一天时间进行年度团建活动。我们的管理团队会利用这样的场合审查过去一年的社会和政治趋势，我们会一起评估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主动做的前瞻性工作。这是一种练习，迫使所有人退后一步，不能只见树木，也要看看森林，从而让我们未来一年的工作更上一层楼。

所有这些都要求董事们对公司的业务、组织、人事和问题有一些真正的了解。在微软，我们的董事会定期与负责不同工作的高管分组开会，参与其他会议，并参加我们高管人员的年度战略务虚会。在我担任董事会成员的网飞，首席执行官里德·黑斯廷斯也会安排董事们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员工会议。

归根结底，这需要科技行业见多识广、心胸开阔的领导层既能够在各自公司将这些原则转化为更积极主动的措施，又能够在整个科技行业开展更多的合作。与其他许多行业相比，今天的科技行业往往四分五裂，甚至在行业协会和自愿行动方面也分歧多多。鉴于科技多元化的特性和竞争的商业模式，这种局面实属意料之中。其实，即使歧见一直存在，科技行业也有空间在很多方面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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