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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塔林 科技之城（第3页）

不出所料，许多俄罗斯人似乎已经放弃了。一位友善的当地人带我来到维克-伊斯梅圆形社区中心的一个巨大池子，那里每天都聚集着一群五六十岁的男人。我的朋友说他们是“渔民”，他用手指做了个引号，还眨了眨眼睛，偷偷地指着藏在岩石下的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大量的烈性啤酒。现在是工作日上午10点，但是许多罐子已经空了。

一座新的桥梁

从国家开始

对科技的押注已经有25年了，爱沙尼亚的经济展示了数字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技术悲观主义者一定可以举出许多例子。X-Road数据交换系统现在被视为爱沙尼亚的“脊梁”，就像曾经的打谷机或珍妮机。政府服务的数字化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包括预约、旅行和排队等已经从这里的生活中消失了。研究表明，截至2014年，科技每年节省了6400个人工，而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令人担忧的是，这将影响6400个人的工作，该国2.5万名行政人员中超过14的人面临着失业的风险。作为受X-Road系统影响的核心群体，中央政府职位在2015—2018年就减少了2450个。

然而，乐观主义者也很容易举出例子。中央政府职位的流失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和日本一样，爱沙尼亚的劳动力趋向老龄化，除非政府找到每年削减750个人的工资的办法，否则其在劳动力中的就业份额将会上升。从这个角度看，自动化是一种需要而不是风险。在整个经济领域，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技术会导致经济萧条。失业率仅为4.4%，而劳动力市场参与率达到72%，这是20年来最高的，远远高于美国或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机器人和软件似乎也没有影响到爱沙尼亚人的平均工资，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近年来上涨了4%。2018年的一项官方研究显示，这里对护士、教师、计算机程序员以及公交车、卡车司机的需求很大。从提供的总体数据概况来看，事情似乎进展得很顺利。

作为发明家和《猎脑》节目的冠军的雷特·兰德认为，爱沙尼亚的经济复苏开始于政府。他说历届政府都采取了为发明家积极创造机会的政策。以失业救助制度为例，任何打算创业或从事发明的人，都可以在爱沙尼亚领取失业救济金，只要他们有一个明确的商业计划，并能证明他们正在朝着这方面努力。兰德说，这对他自己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才有勇气冒险放弃他之前稳定的工作。

在兰德40岁出头的时候，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设计小发明上。在学习了电子设计和物理学之后，他成为大型企业的内部发明人，为通用汽车公司设计转向锁，为可再生能源企业ABB集团设计风力涡轮机，为电信公司爱立信设计电子产品。2017年初，他受邀在母校塔尔图大学的教学医院就电子传感器发表演讲。当在医院四处参观时，他注意到护士花了大量时间记录观察结果，而不是照顾病人。最常见的体温测量，每天要进行四次，而需要护理的新生儿测量的次数则更多。演讲结束时，兰德问听众如果他将这一过程自动化是否会有所帮助。听众的反应非常积极，因此他在2017年3月辞掉了工作，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想法中来。他在几个月内就想出了解决方案，并将其称为“临时身份证”（TempID）。

雷特·兰德笑着从裤兜里拿出了这个小玩意说：“这是一项伟大的产品，我以前的大部分发明都要用拖拉机才能拉动。”“临时身份证”是一个薄薄的粉红色的圆片，在病人接受治疗时要贴在他们的皮肤上。兰德在他的手机上刷了一下圆片后，出现了一张分钟图，上面记录着他在过去四周的体温。虽然也有竞争对手，但现有的美国制造的传感器在24小时后就没电了，只能通过蓝牙传输数据，这正是医院所担心的，而“临时身份证”会直接连接到用户的手机上，电池可以续航一年。在赢得由爱沙尼亚政府赞助的《猎脑》的冠军数周后，兰德签署了向三大制药连锁企业供应这种设备的协议。

爱沙尼亚的数字民主有助于以间接的方式支持发明者。“临时身份证”所生成的数据（比如一个人的体温记录）是高度私人化的，但是在与临床医生共享和讨论时是非常有价值的。然而在2018年，出于对数据安全的关注，即便在与此相关的患者和临床医生之间，通过电子邮件分享患者个人信息都是非法的行为。相应地，“临时身份证”团队正在研究一个安全的渠道，可以让患者和临床医生直接进行交流。这一新途径比电子邮件更为安全，它将使用获得政府支持的“移动身份证”（Mobile-ID），这是爱沙尼亚人实体身份证的手机版本。兰德解释说：“政府渠道是我们安全渠道的基础，这反映了搭载国家的好处，对爱沙尼亚的技术开发人员来说，基础往往已经准备好了。”

数字化公民

爱沙尼亚的首席信息官西姆·西库特回忆道，数字身份证的成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爱沙尼亚经济的改善逐渐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外国人也开始进入爱沙尼亚企业的董事会。身份证系统的高效率意味着许多大公司已经开始使用数字签名并通过数字化共享所有的董事会文件，但外国的董事会成员却无法提供所需的经政府验证的电子签名。爱沙尼亚的公司不得不回到过去的方式，西库特说：“公司不得不重新使用纸质文件，这很麻烦。”

最初的解决办法是，向在爱沙尼亚的主要外国投资者提供临时身份证，以便他们也能以数字化的方式签署董事会文件。后来，这个团队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如果国家向投资者开放其身份识别系统，为什么不让所有人都能使用呢？他们有一种这可能会带来益处的预感，或许新型的“电子居民”（e-Residents）最终会成为爱沙尼亚公司的客户，他们会花钱购买会计或网站设计等专业服务。因为这个想法是全新的，没有案例可以评估，所以他们又尝试了一次。西库特回忆道：“我们只是把它推了出来，看看是否有吸引力，24小时后，它的表现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某种程度上市场在告诉我们，‘去试试吧’。”今天的爱沙尼亚有来自138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名电子居民。他们都是政府在宣传广告中所称的，一个“新数字国家”中的成员。

成为爱沙尼亚的电子居民的条件很简单，在政府网站上输入一些基本信息，上传一张照片和一份护照的扫描件，支付100欧元的费用，最后选择一个要领取电子居民证的爱沙尼亚大使馆，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真正的问题在于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29岁的奥特·沃特现在运营着电子居住这个项目，他表示存在各种各样的用户，有一些人只是喜欢这个主意，把获取这张卡片当作乐趣，并且将其作为一种跨境团结的象征；还有一些人则是出于商业考虑，因为电子居民可以远程开立银行账户，并被允许用欧元进行交易；另外一些人似乎是出于焦虑，以及在一个稳定的国家站稳脚跟的渴望，尽管这只是电子的。在欧盟资助的研究项目中工作的英国人一直对该计划很感兴趣，他们担心英国退出欧盟可能会对他们的资金支持造成压力，并将电子居民视为应对这种情况的保险。

赌注和就业

哈里·塔林是当地的企业家，他协助举办了《猎脑》大赛，他认为爱沙尼亚刺激创新的政策似乎正在创造就业机会。通过追踪最近五位节目中获奖者的财富情况，塔林了解到，他们在2017年上半年共计雇用了250名员工，缴纳了100万欧元的税款。近年来与《猎脑》大赛有关的初创公司已经从投资者那里筹集了超过3000万欧元的资金，这些数字将来还会上升。当他们花掉这些资金时，供应商的收入、员工的工资和政府的税收都会增加。

爱沙尼亚新型公民的分类似乎也在创造就业机会，截至2017年底，海外电子居民已经在爱沙尼亚建立了近3000家公司，这一计划有望在未来四年里使GDP提高超过3000万欧元。沃特指出，主要的挑战不在于对电子居民证的需求，而是在于电子居民证的供给。由于电子居民证是政府的官方文件，只能从爱沙尼亚大使馆领取，而爱沙尼亚在全世界只有34个大使馆。当我见到沃特的团队时，他们正在探索与有信誉的海外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以确保每个国家至少有一个领取点。爱沙尼亚政府的目标看起来雄心勃勃，到2025年要吸引1000万个电子居民。如果能达到一半，那么对经济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

从爱沙尼亚的成功中得到的经验是做出一个大胆承诺的重要性，从国家共享数据的方式到用来激励发明的失业救济金，这一承诺在整个经济体中进展顺利。核心在于X-Road系统，这是塔林政府建立的数字化基础，私营企业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展服务。对时间和公共财政的节省，以及私营部门新的工作前景，都说明了为什么来自爱沙尼亚的这些想法正在迅速推广开来。一些邻国与塔林政府直接开展了合作，芬兰在2017年开始使用X-Road系统，法罗群岛和冰岛已经宣布也将使用这一系统。其他国家正在派遣官员访问爱沙尼亚以了解数字身份证、X-Road系统、网络投票和电子居民的运作方式。为了方便起见，爱沙尼亚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爱沙尼亚电子简报中心（e-EstoniaBriefingCentre），该中心在2018年接待了800个官方代表团。

技术从来没有造成经济领域的大规模失业，但是引起了现有就业的巨大变化。我们可以在爱沙尼亚看到工人只是发生了流动，而不是被替代。这里许多企业的商业计划虽然会减少一些就业机会，但是同时也在创造其他工作。“智能盆栽”和“智能农场”就是很好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对人力的需求，一个成年人每周只需不到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来监督机器，就能生产出数千株植物。与此同时，这项技术正在创造就业机会，比如设计、制造、市场和销售以及提供售后服务等。与以前的技术一样，结果只是工作类型的改变，而不是工作数量的改变。莱普也阐述了自己的事例，即“智能盆栽”最近已经开始进入美国市场，在美国将近40%的食物都是在运输和储存的过程当中丢失或浪费掉的。在家里种植食物所需要的水分比在农田种植所需要的要少40倍，而且不需要用杀虫剂。在轮作制度和打谷机问世几百年后，正确的耕作显然仍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

对未来经济的一个相关担忧是，尽管工作的数量可能保持不变，但工作的质量将有所下降，机器人将从事所有有价值的工作，留给人类的只是一些枯燥和廉价的工作。爱沙尼亚对此也进行了应对，在与机器人一同工作的科技公司里，公司为拥有各种技能的人才提供了职位，这令他们看起来很开心。在离开星舰科技的路上，我参观了监督送货机器人工作的楼层。在一个大房间里，一群年轻人坐在那里观察着一排排的电脑屏幕。每一个人负责监控一个机器人。屏幕上显示着机器人通过摄像头和雷达拿起的所有东西，并且屏幕上显示出了一条路线，指示机器人下一步要到达的地方。当到达一个十字路口时，机器人会停下来等待，机器人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必须获得作为管理者的人类的允许才能通过路口。团队监测着计划的路线，并给予机器人反馈从而对机器大脑做出改进。

控制室里的工作看上去就像是拿钱玩电脑游戏，虽然这相当无聊。当我走到大楼正门时，一个拥有六个轮子的机器人滑了过来，它在等待进入主接待处。因为机器人还处于“训练”阶段，除了控制室的一名监督员外，机器人还由一名看门人陪同。他看起来就像年轻的詹姆斯·邦德，20岁出头，穿着公司统一的皮制短夹克，戴着深色太阳镜。由于爱沙尼亚劳动力短缺，人们可以找到其他工作，比如，卡车和公共汽车司机。这里的工作人员虽然没有成为司机，但在教机器人开车。他们的工作包括与机器人玩游戏，以及戴着墨镜穿着酷酷的夹克在塔林走来走去。很显然，新工作比旧工作更有吸引力。

一种新语言

虽然数字技术没有消除就业，但如果技术加重了新的经济分化或扩大了现有的数字鸿沟，也可能造成破坏。作为塔林的科技中心之一，乌莱米斯特市是民族和语言断层线的标志，这些断层的存在意味着爱沙尼亚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试验案例。最近竣工的商业公园靠近拉斯纳麦埃地区，该地区以俄语居民为主，也是塔林过去和未来共存的一个地方。园区被重新命名为“北欧硅谷”，位于列宁国家联合工厂，这是一家国有火车制造厂，在1991年之前一直在这里运营。乌莱米斯特市有数百家科技公司，这些公司集中在苏联建造的大型仓库旁边的新办公大楼里。大型停车场里停满了员工们闪亮的新车，角落里有一个法式风格的报刊亭在出售时尚杂志，后面是一座纪念碑，上面为列宁国家联合工厂的铁路工人们写了长长的挽歌。如果你对社会中新出现的数字鸿沟感兴趣，那么在这里就能看到了。

乌莱米斯特市的企业雇佣记录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线索，那就是虽然技术可能会导致分裂，但也可以帮助愈合它们。这里有很多俄罗斯的创新者和企业家，很多人担任着高管职务。Playtech是一家为博彩和游戏网站编写软件的公司，于1999年在爱沙尼亚成立，现在有来自17个国家或地区的5000名员工。塔林办公室里有很多讲俄语的人——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数百名程序员在更东部的乌克兰分部工作。另一家软件公司Parallels为Mac（苹果计算机）和PC（个人计算机）用户搭建了一座桥梁以确保他们的工作总是兼容的，公司在塔林总部有800名员工，在莫斯科还有一个分部。隔壁的软件公司Helmes在当地和白俄罗斯的明斯克雇用员工。AstrecData是一家存储机器学习企业所需大量数据的公司，其在塔林和圣彼得堡都有服务器，公司主标志下方的标语是“连接东西方”。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科技公司的工作岗位似乎对那些来自俄罗斯以及其他苏联体制下的国家或与之有关联的人们略有偏见。我问过那些领先的技术创新企业这是为什么，被边缘化的群体一定会在新行业中遭遇困境吗？部分原因在于教育，阿提·海因拉提到在苏联体制下人们非常重视数学和技术技能，他对与俄罗斯学校进行物理竞赛的场景记忆犹新。俄罗斯人以擅长计算而闻名，随着20世纪90年代科技行业的蓬勃发展，对俄罗斯人作为程序员和开发人员的需求量很大。这与今天的情况相呼应，讲俄语的爱沙尼亚家长高度重视技术教育并强调其在国内的重要性。

有人说关键在于沟通能力。语言在塔林是争论的主要话题，也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国家的两种语言根本不相容，它们甚至不是远亲，连字母都不相同，也几乎没有共同的单词。政治问题在于这里有两种并行的学校系统，一种讲爱沙尼亚语，另一种讲俄语，这意味着孩子之间的融合相对较少。塔林的一位教授说，单一的大学体系迫使这两个群体融合，但是在课前和课后学生们还是按照语言的界限划分成两个独立的群体。按照塔林的一位发明家的说法，科技公司则是不同的，因为它们采用的是“三种国际语言”——数学、计算机代码和英语，这便彻底消除了当地的语言障碍。

虽然政府的教育政策——双轨制学校体系在这里依然是分裂的状态，但对创新的支持政策似乎有助于弥合分歧。哈里·塔林说近年来在国家支持的《猎脑》节目里出现了很多支俄语队伍。2017年，选手们用爱沙尼亚语、俄语和英语展示了他们的发明，在竞赛中有一支队伍来自莫斯科，他们是一群来自波罗系统公司的说俄语的爱沙尼亚人，他们在决赛中输给了雷特·兰德的“临时身份证”。（这些年轻人做过调酒师，他们发明了一种可以自动控制库存的小装置，订购补给品以确保鸡尾酒吧永远不会缺货。）与X-Road系统和电子公民一样，关于《猎脑》的新闻已经传开，塔林正在帮助摩尔多瓦政府运营一个类似的项目。纳尔瓦作为爱沙尼亚远东地区的一座讲俄语的城市，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举办TEDx（由非营利机构TED推出的演讲项目）品牌研讨会。2017年的活动主题是“无国界”，参加者包括来自爱沙尼亚、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技术发明家与科学家。

这并不是说爱沙尼亚在技术上的“盲目押注”消除了分歧。独立近30年后，爱沙尼亚的劳动力市场仍存在严重的种族隔离，许多行业几乎与俄罗斯人绝缘，比如法律、公共行政和艺术。这一观点得到了行业就业统计数据的支持，这些行业都偏爱爱沙尼亚本地人。2018年，不懂爱沙尼亚语的人的失业率是母语为爱沙尼亚语的人的两倍多。对于被边缘化的俄罗斯人，最近的担心是海洛因和芬太尼成瘾，以及相应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上升和药物过量。

然而，在塔林这个40%的人口讲俄语的城市，科技所起的作用还是为分裂的社会带来了希望。一个乐观的例子是，工作场所是爱沙尼亚消除前期已经存在的语言和种族派系的最好选择。在所有行业中，那些有俄罗斯和爱沙尼亚血统的人更有可能在工作中建立联系，而非在业余时间。科技行业是以数学、计算机代码和英语等“国际语言”为基础的，是相对公平的，在这一行业的俄罗斯人很多。当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这个工作，一般来说，只有110的大学生能够进入科技公司工作。但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对人才的巨大需求尚未得到满足。与法律或公共行政领域不同，这些行业对所有人开放而无论他们的种族是什么。对一个如此分裂的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增加一个部门，在这个部门里工作是根据能力而不是种族或语言分配的。

打破技术变革的神话

期待在未来几年能听到更多关于爱沙尼亚经济模式的消息：来自塔林的思想——它对于节约成本和增加就业的承诺正在迅速推广开来。塔林电子政务学院的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上面点缀着数百个小LED（发光二极管）灯，这些灯标示的是正在与爱沙尼亚开展合作的城市。团队下一步将与尼日利亚政府在拉各斯开展一个项目，在拉各斯地区每天有2000名新移民。这个项目通过追踪智能手机的使用情况来监测人口增长，从而对能源供应、卫生设施、交通和治安做出相应调整。

雷特·兰德摸着手上的“临时身份证”，说：“发明最终是关乎自由的，如果你有了新想法然后成立了公司，那么你就是决策人。”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个国家的重要决策都是由莫斯科做出的，这意味着很多。很多人将技术视为保护和加强民主的重要途径。投票箱已经过时了，爱沙尼亚的电子民主吸引了年轻人参与投票，由于政客的资产都可以通过系统进行追踪，所以减少了贪污的可能性。正如政府的首席信息官西姆·西库特所说：“你无法去贿赂一台电脑。”

送货机器人的发明者阿提·海因拉表示，对许多寻求破解人工智能“圣杯”的人来说，他们的目标还包括利用计算机来加强民主制度。世界各地的团队都在竞相创造一种被称为通用人工智能（AGI）的东西。这将是一个强大的电脑化思维，它可以进行推理、规划学习内容，并以一种战略性的方式构建自己的数字大脑，而不需要人类教导它去做什么。从事这类研究的人认为通用人工智能可能有助于人类解决棘手问题，比如政治上的核裁军或经济上的贸易协议问题。

对技术专家来说，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功能更好的民主，而且是更加平等的经济。海因拉描绘了这样一种未来：蓝领工人急需的用品可以在网上订购，比如一盒牛奶或一把牙刷，并在回家时收到货。过去存在一种平衡，国王总是能雇得起仆人，但普通人却不能，而且这一平衡不会改变。毕竟雇用人力来运送商品则意味着要向他们支付工资，这使得送货成本无法降低，雇用一名私人快递员则意味着在一天内快递一个小包裹要花费5美元或10美元。但是阿提·海因拉说：“这太贵了！用机器人就可以了。”机器人没有工资，时间成本很低。在阿提·海因拉对未来的展望中，送货机器人成了普通人的仆人，机器人使我们成为国王。

神话般的海浪，想象中的暴风雨

对于技术很快将影响经济的预测可能会让人非常担忧。我们将在十年内看到一种新型的，专门用来代替人类劳动力的智能机器。数百万的人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将被自动化所取代，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这一点可以用科技“巨浪”的冲击和自动化的“完美风暴”来阐述。庞大的数字和充满灾难的词语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当自动化袭来时将是突然的，会造成广泛的破坏而且完全不受我们控制。

我在爱沙尼亚的旅行，以及本书中我与生活在其他极端经济体中的人们对于压力的讨论，使我确信以这种方式讲述科技故事是在以错误的方式看待挑战和风险。首先是时机问题。在塔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想法——将耕种转移到食用这些食物的人们家中，是有些激进的，但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环境效益。与此同时，作为数百年前的播种机和打谷机的直接后裔，马蒂亚斯·莱普发明的“智能农场”是另一个农业机器。自动化机器在工业上的应用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而目前的技术、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也已经有70年历史了。技术的发明、传播和应用是缓慢的，而不是突然的。几个世纪以来，技术一直在改变着人类工作的方式。自动化机器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工作场所的技术化是未来的趋势，我们对它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我们对它的理解。

精通科技的爱沙尼亚以其独特的方式提醒着我们可能存在技术压力的那些地方。一项工作或工作中一项重要任务的自动化改变了人类的职责，随之而来的是角色性质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是，技术并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而是引起了工作质量的改变，不管是农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在处于技术前沿的爱沙尼亚，历史正在重演。根据本书前几部分的警示，这种经济冲击是很重要的，是对人们的角色、责任和地位的冲击。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解释，满足这些更高需求的成本可能与自然灾害对经济造成的原始破坏一样高。即使在经济增长强劲、劳动力短缺的国家，经济波动、工作变化也会带来破坏。

对于那些决心打破过去做事方式的技术专家来说，这是一个盲点。穿过讲俄语的塔林郊区以及欧盟东部边境的全俄语城市纳尔瓦，你会清楚地意识到被新的经济范式甩在后面意味着什么。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技术正在吸引高技能的俄罗斯年轻人，但在25年“盲目押注”的技术驱动型增长模式下，仍然有许多人被甩在了后面，人工智能将以某种方式解决所有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假设令人感到不安。爱沙尼亚是一个公民可以在地球上任何地方进行投票的国家，并且只需要100欧元和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向外国人出售电子居住权。然而，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民主数字化的国家，也是一个8万人没有国籍的地方。那些持有灰色“外国人护照”的俄罗斯人是纳税人，但他们不能投票，这种处境从根本上违反了民主。即使最快、最强大的人工智能，也无法解决这类问题。

爱沙尼亚打破了技术变革的最后一个神话，即技术变革来自某种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在塔林，技术并不是来自一个派出机器人大军来吞噬我们工作的默默无闻的公司。相反，这是政府主导产业战略的产物，旨在解决预算紧张、劳动力短缺的根本问题。人们最感兴趣的许多自动化机器被用于劳动力短缺行业而非过剩的行业，比如从农业和水果采摘到配送与护理。以谨慎的方式面对未来意味着要认真对待自动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威胁，那就是失业率可能会飙升。但是，技术确实可以解决今天已经发生，以及我们可以肯定还将继续发生的许多问题，机器人可以帮助应对老龄化经济、环境恶化和国家预算短缺等挑战。谨慎也意味着要认真对待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的自动化速度可能还不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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