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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澳大利亚 我们是谁（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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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澳大利亚：我们是谁

探访澳大利亚

1964年，我头一次去到澳大利亚，在此之前我刚在英国度过了4年光阴。那时，澳大利亚给我的印象是，它比英国本身更像英国——仿佛穿越时间，回到好几十年前的英国的感觉。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是悉尼，那里的街景让人不禁联想到英国的一景一物：跟伦敦一样，悉尼也有海德公园、国王十字车站和牛津街。当时，澳大利亚人的祖先不仅大部分是白人，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英国的白人。澳大利亚人吃的也是单调的传统英式食物：循例出现的“星期日烤肉”、比比皆是的鱼薯快餐店，还有早餐必备的维吉麦酵母酱——这是在效仿英国人常吃的马麦酵母酱。那些年，澳大利亚有很多英式酒馆，效仿英国人的习惯，这些酒馆里有男士独享的酒吧间和男女共处的沙龙间，它们和英国本地的酒馆一样有固定的营业时间。除了英式食品，人们当时在澳大利亚能吃到的只有意大利菜和希腊菜，偶尔有几家中餐馆。

自这次的游历后，我又先后十多次前往澳大利亚，见证了这个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对我来说，在亲身经历的澳大利亚的诸多变化之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在2008年，当时我带着儿子乔舒亚前往澳大利亚，在布里斯班的昆士兰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当我俩走在校园中时，我感到自己所处的不再是我曾经认识的那个澳大利亚，而仿佛是我任教的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园里，因为现在这里竟然有那么多的亚洲学生。澳大利亚不再是那个以英裔为主的“白澳”了。

在1964年，澳大利亚社会的根本现实依然是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与其人口构成、国民情感和文化纽带之间的矛盾。英裔在澳大利亚的总人口中占非常大的比重，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国家认同（见插图7.1）。可是，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几乎隔着半个地球：澳大利亚地处南半球而英国位于北半球，两地之间相差8~10个时区。在人类宜居的所有大洲中，同时拥有袋鼠、卵生哺乳动物、笑翠鸟、巨蜥、尤加利树和沙漠的澳大利亚当之无愧是最特别的（也是最不像英国的）（见插图7.2）。从地理位置上看，澳大利亚距离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比距离欧洲要近得多，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的距离是它和印度尼西亚之间距离的50倍。然而，走在1964年的澳大利亚街头，我丝毫感受不到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亲近。

44年后，当我带着乔舒亚到布里斯班时，从这里亚洲人的数量之多（见插图7.3），还有鳞次栉比的日本餐厅、泰国餐厅和越南餐厅来看，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亲近关系已变得显而易见。曾以官方明令的形式将亚洲移民挡在门外的“白澳政策”，还有设法打消非英裔欧洲白人移民澳洲的念头的非官方政策，均已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澳大利亚的官方语言依然是英语，英国女王依然被奉为澳大利亚象征性的元首，澳大利亚的国旗中也依然能看到英国国旗的元素。澳大利亚是一个很棒的国家，连续被评选为全球最理想居住地之一，还是居民满意度最高和居民寿命预期最长的国家之一。我曾认真考虑过移民到两个国家，澳大利亚便是其中之一。它与英国若即若离。在我断断续续探访澳大利亚的这几十年间，是什么让它出现了这些选择性变化？

接下来，我们将快速回顾澳大利亚的历史。与此同时，请思考，在我们讨论过的5个经历危机的国家中，澳大利亚与哪个国家最为相似。同上一章谈到的德国相似，但与第二章至第五章中的4个国家不同的是，澳大利亚经历的并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不过，在1941—1942年的71天里，澳大利亚遭受了三场军事袭击，这件事影响深远。）相较而言，澳大利亚所面临的危机就像德国曾面临的那样，部分是对二战时期的经历所做的回应。对这两个国家来说，二战证明了国家传统的解决方法已不再适用，可是，饱受战争摧残的德国证明这个结论的方式比澳大利亚要更为悲壮，也更有说服力。比起本书中其他国家的国民，澳大利亚人更关注有关国家认同的问题：我们是谁？自二战之后，澳大利亚人开始意识到，一直以来把自己的国家看作与英国相隔半个地球的“第二个英国”这种自我认知已经过时，已与周边变化的环境格格不入。可是，对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单单来自二战的影响并不足以让他们抛弃原来的自我认知。

即使是对个人而言，要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时间的。那么，对于一个由数百万人组成、且不同群体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持不同看法的国家来说，要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因此，澳大利亚人至今还在与这个问题苦苦纠缠，便不足为奇了。颇为矛盾的一点是，虽然澳大利亚解决危机的进展极为缓慢——慢得让许多澳大利亚人压根儿就没觉得这是场危机，但在目前本书所涉及的6个国家中，澳大利亚曾在最短的时间内（在1972年12月的19天中），提出并执行了一套最具广度的变革方案。这些变革，还有尚未提及的其他情况，让我感受到了澳大利亚近代历史的迷人之处，这也正是接下来我们将要了解的内容。

第一舰队与澳大利亚原住民

最先在澳大利亚的土地上定居的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祖先，他们在此生活了大约5万年后，在1788年1月，第一批来自欧洲的殖民者搭乘由11艘船组成的舰队，从英国出发，到达澳大利亚。英国政府并不认为澳大利亚是个适合移居的绝佳选址，之所以派出这支舰队，是因为当时英国面临囚犯过多、无处安置的难题，只好将其中一部分人流放至远方。当时有人提议将囚犯流放至澳大利亚，也有人提议流放至地处热带的西非，但人们很快发现，对欧洲人来说，热带疾病肆虐的西非不是一个安全的选址。看上去，澳大利亚有好些优点：它比西非更加远离英国本土，未有证据表明居住在这里会影响欧洲人的健康（事实证明确实没有太大影响），这里还能为英国的海军船只、商人、捕鲸者、木材和亚麻供应商提供一个潜在的太平洋基地。于是，英国政府最终选定了澳大利亚——具体来说，英国选定的位置位于今悉尼市的近郊。

第一舰队载着730名罪犯、看守人员、长官、杂役和一名被任命为总督的英国海军军官到达澳大利亚。随后，英国派遣了更多的舰队和船只，陆续将更多的罪犯运至悉尼，后来还运往另外4个散布在这片大陆上的地点。很快，这些罪犯和他们的看守迎来了新的伙伴——没有犯罪记录的英国自由移民。然而，32年之后，也就是在1820年，澳大利亚的欧洲裔人口中，罪犯和曾有犯罪记录的人所占的比重仍高达84%。直到1868年，英国才停止向澳大利亚输送罪犯。在当时尚未开荒的澳大利亚，人们的生存和繁衍都是极其困难的，因此，那些祖先是流放罪犯的现代澳大利亚人并不会因自己的家族历史而感到羞耻——他们把这看作一种自豪的勋章，正如现代美国人为自己的祖先在1620年搭乘“五月花号”轮船到达美洲大陆而自豪万分一样。

人们觉得，这批罪犯和其他的移民得花上相当长时间才能学会如何通过种植作物来养活自己（他们预料得没错）。因此，第一舰队为移民提供了食物储备，并且直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才停止向新移民提供所需补给。过了好几十年，澳大利亚人才有能力开始真正往英国出口产品：一开始仅仅是那些通过猎杀鲸和海豹得到的产物；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有了羊毛；1851年开始因为“淘金热”的浪潮出现了黄金；直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可应用于长途海运的冷藏船的出现，澳大利亚人开始往英国输送肉制品和黄油。今天，世界上13的羊毛都产自羊群充足的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人均拥有5只羊。不过，自二战以来，矿业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主导力量，因为这片大陆蕴藏着各种丰富的矿产，它是铝、煤、铜、金、铁、铅、镁、银、钨、钛和铀的主要出口国。

以上便是对1788年以来欧洲人在澳大利亚殖民定居过程的简单描述，其中没有谈及在更早的时候便扎根在这片大陆上的原住民群体。在其他的英属殖民地，比如美国、加拿大、印度、斐济和西非，英国殖民者或是以和平谈判的方式与当地的酋长或首领达成协议，或是以军事手段与当地军队或者部落势力决出胜负。可这些办法在澳大利亚并不管用，因为当地原住民的聚集形式多为小型群居，他们没有军队，没有酋长，也没有首领。当地原住民过着游牧式的生活，没有形成固定的村落。在欧洲殖民者看来，这便意味着当地原住民不享有这片土地的“所有权”。

所以，欧洲殖民者就这么霸占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土地，既没有同他们商量，也没有给他们报酬。殖民者也没有跟原住民势力开战：他们只同小部分的原住民之间发生过冲突，引发冲突的原因有时候是原住民猎杀了几只羊，因为在原住民的眼里，这些羊跟自己平常猎杀的袋鼠或者其他的野生动物并无区别。面对此类冲突，欧洲殖民者的回应方式是屠杀原住民，最近的一场大屠杀（遇害者共32名原住民）发生在离现在不久的1928年。当一名英国长官下令开庭审判，并对那些杀害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欧洲人判以绞刑时，澳大利亚舆论的天平却倒向了凶犯殖民者那一边。远在伦敦的英国殖民当局意识到，自己已然无法阻止大英帝国的子民在遥远的澳大利亚为所欲为——譬如夺走当地原住民的性命。

由于以狩猎和采集食物为生，澳大利亚原住民跟有固定居所的农耕民不一样，澳大利亚的白人很是瞧不起自己眼中的这些“原始人”。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直到现在，在受过教育的澳大利亚人当中，藐视原住民的观念依然很普遍。一名澳大利亚议员曾表示：“没有科学证据表明，他们（指原住民）属于人类。”当原住民因患病、被屠杀和被剥夺土地而日渐减少时，澳大利亚的白人开始相信，原住民要走向灭亡了。一名澳大利亚主教曾写道：“原住民正在消失。在最多两个代际之后，澳大利亚的最后一个黑家伙（即原住民）将面朝黄土，回归大地……到那一天，我们传教的任务将变得简单，那就是送这个即将灭亡的种族走完最后一程。”

后来，当地原住民在未经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严禁与非原住民通婚。在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出台了一项颇具争议的政策：强制要求将白人与原住民所生的混血儿童，甚至包括原住民儿童从他们的家人身边带走，放在寄养机构或寄养家庭中（声称是为他们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兴起了一项白人向当地原住民道歉的运动，但遭到强烈抵制。在2008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公开发表了正式的道歉言论，但其前任约翰·霍华德辩驳道：“这一代的澳大利亚人无须为国家的过去行为和政策感到愧疚或承担责任，他们控制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情。”

简而言之，英属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不只针对那些潜在的海外非白人移民，还针对那些土生土长的非白种澳大利亚人。对于后者而言，他们的土地被英国殖民者占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被否认，他们还可能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许多白人殖民者希望如此）。

早期移民

在澳大利亚被殖民的前几十年，自由移民和被流放的罪犯都来自英国（包括当时还属于英国的爱尔兰）。1836年，第一批大规模的非英国移民开始出现在南澳大利亚。不同的是，南澳殖民地不再被作为囚犯流放地，而是由地产开发公司建立，并且它对来自欧洲的移民进行了一番精心挑选。在这批移民中有德国路德教的教徒，他们到此是为寻求信仰自由，这一动机在美国早期的移民中更为常见。这批德国移民是受过技能训练的白人，他们开发了园艺农业和葡萄园种植业，迅速适应了澳大利亚的生活，并未引发先来者太多的反感。而引起较多争议的是，在19世纪50年代，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还有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在第一波“淘金热”中接踵而至。这次移民浪潮带来的后果是，心怀不满的当地群众殴打、抢劫华人，甚至剥掉他们的头皮，最后不得不靠英国军队出动才平息了这场暴乱，这也是英国军队在澳大利亚土地上最后一次动用武力。

19世纪60年代，随着糖料作物种植园在昆士兰地区的发展，第三批非英裔移民到达澳大利亚。这些人均为太平洋岛民，来自新几内亚岛、马拉尼西亚群岛屿和波利尼西亚，来到澳大利亚后成了种植园工人。虽然其中部分人是自愿被招募来的，但还有许多人是从自己的家乡被绑架而来的，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突袭和随之而来的经常性杀戮，后来被称为“打黑鸟”（因为太平洋岛民一般拥有深色皮肤）。当德属新几内亚和澳属新几内亚都相应地发展起种植园（尤其是椰子种植园）时，这种手法则再次被运用，目的是将太平洋岛民带到新几内亚的种植园。在新几内亚，这种“招募”劳工的手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1966年，我曾在澳属新几内亚遇到过一名澳大利亚人，他告诉我他是一名招工者，并不遗余力地解释自己只招募那些自愿前来的人，而且还会向他们支付现金报酬。他自豪地说，自己不是那种使用绑架的手段“打黑鸟”的人（他依然在用这个词），而有一些跟他存在竞争关系的招工者还在用着老一套。无论如何，这些在澳大利亚糖料作物种植园工作的深色皮肤劳工，不管是自愿前来还是被迫加入的，都未曾影响澳大利亚常住人口的结构，因为他们签订的是定期合约，在劳动期结束后，他们便会被赶出澳大利亚。

此外，一小批来自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非英裔移民也到了澳大利亚。二战结束前，除了上述这几批总数并不可观的德国人、中国人、来自太平洋岛国的合同工人和印度人之外，澳大利亚通过相关政策保持了以英裔白人为主导的人口结构。

走向自治

熟知本国历史的美国人会发现，虽然美国和澳大利亚同为英国殖民地，但二者试图与英国脱离关系的过程是有所区别的。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北美的各大殖民地纷纷宣告独立，组成联邦，面对英军的强烈抵制，毅然斩断所有与英国之间的政治纽带。每年的7月4日，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周年纪念日，被定为美国的“独立日”，这是美国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相较之下，澳大利亚人不会庆祝独立日，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这样的纪念日。在英国政府没有提出反对的情况下，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获得了自治权，但它从未完全斩断与英国之间的联系。澳大利亚仍然是英联邦国家之一，也仍然承认英国君主为本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为什么在处理与英国的关系方面，澳大利亚和美国会出现如此不同的操作呢？

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而从中吸取了教训，从此改变了对其白人殖民地的政策，爽快地将自治权下放给自己在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事实上，在澳大利亚人提出请求之前，英国便已主动将许多的自治权赋予他们。其二，比起到美国东海岸，英国到澳大利亚的航行距离要远得多。第一舰队花了8个月才到达澳大利亚，19世纪初期，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航行几乎要花费半年到一整年的时间。由于远距离导致的沟通延滞，远在伦敦的英国殖民当局无法对澳大利亚实行严密的管控，任何来自英国的决定和法律只能先到达殖民地总督处，再由总督将命令下达至澳大利亚各处。举个例子，在1809—1819年的整整10年间，英国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长官甚至没有向伦敦报告过自己采用的新法律。

其三，澳美两国历史存在差异还有一个原因，英国殖民政府不得不在其美洲殖民地上驻扎军队，因而就需要养活这支军队。这支殖民地军队要与驻扎在北部加拿大的法国军队对抗，以争夺对北美大陆的控制权，还要和武器装备稍弱但人多势众的印第安人部落作战，这些部落人口众多，由酋长统领，实行集权管理。相较之下，在澳大利亚大陆上，没有其他的欧洲国家与英国争夺控制权，当地原住民人口稀少，未形成武装势力，且未实行集权管理。因此，英国不需要在澳大利亚驻扎大量军队，自然也不需要对澳大利亚人强征不得人心的税金以维持军队的开支。英国政府在未征得美国人同意的情况下向美国人征收税款，正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英军驻扎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支小小的派遣队伍于1870年由英国主动撤回，而并非出于澳大利亚的施压。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和英属北美殖民地相比，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收益甚少，英国没有那么重视，而英属北美殖民地则是不列颠人眼中的富庶之地，是一个重要的税收来源。对英国来说，比起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其在加拿大、印度、南非和新加坡的殖民地获利更多，因此更受重视。最后一个原因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主要的英属殖民区域之间保持各自为政的习惯，对此我将在下一节做出解释。

澳大利亚殖民地获得自治权的过程如下。1828年，也就是第一舰队登陆澳大利亚的40年后，英国在其最早于澳大利亚建立的两个殖民地——新南威尔士和塔斯马尼亚设立了立法委员会，并任命其成员（而不是由选举产生）。立法委员会成员获得任命后，1842年，（在新南威尔士）出现了第一个由部分选举产生的澳大利亚代议制殖民政府。1850年，英国起草了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宪法，不过后来各殖民地可根据自身情况自由地修订这些宪法，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各殖民地能够随心所欲地规划自己的政府。诚然，1850年制定的宪法和随后经修订形成的各殖民地宪法“保留”了英国政府对部分澳大利亚事务——比如防务、叛国罪的论处和入籍等问题的决策权，还在理论上赋予了英国驳回任何殖民地法律的权利。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英国鲜少使用这部分保留权利。到19世纪末期，英国保留的唯一一项重要权利，便是对澳大利亚外交事务的控制权。

在这些保留权利之外，整个19世纪，英国持续为澳大利亚提供重要事务方面的帮助，而这些都是澳大利亚应该独立解决的。其中一项帮助便是由英国战舰对澳大利亚提供军事保护，其背景是，在19世纪后期，其他欧洲国家还有日本、美国在太平洋事务上呈现出越来越独断的姿态。另一项帮助与英国向澳大利亚殖民地派驻的官员有关。这些官员并不是强势的宗主国派去镇压殖民地反抗者的角色。相反，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在走向自治的过程中时常会陷入政治僵局，而这些官员扮演了必不可少的沟通者角色。被任命的英国官员不得不频频为殖民地议会机构中意见不一的上下两院做调解工作，为议会联盟的组建充当掮客，更要肩负决定何时解散议会、何时进行选举的重任。

澳大利亚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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