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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朝的经济与现代化（第1页）

“中国通史（..）”！

四、清朝的经济与现代化

闭关政策

乾隆前期，清政府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形成了所谓闭关政策。一、限定一口通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规定凡外国商船只准在广州一地通商贸易。二、严格约束外商活动。规定凡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只能同行商打交道。行商是清政府特许的商人，这些商人设立洋行，专门经营对外贸易。行商的职权和责任至重，凡外国商人买卖货物、交纳商税，皆由行商代为办理；凡外国商人一切居住行动，皆由行商负责管束、担保；凡清政府有所宣示或外国商人有所陈请，皆由行商居间传达。此外，还有许多条例和章程。三、限制中国商民出海。规定凡出海商船装载不得超过500石，又规定船上一切人员都必须详细登记姓名、年貌、履历、籍贯等，以供官府稽查。

民田典卖

土地典当，即内入者取得土地使用权和收租权，出典者若干年后可以原价收回。这类典当类似活卖。土地买卖称绝卖，即买者取得土地所有权。顺治至嘉庆朝刑部档案中所辑录的753件土地典卖案件中，典当事件有182件。出典者主要是占地较少的自耕农，因经济困难出典土地，希望以后有机会回赎。和绝卖相比，典当的地价要低得多，一般出典农民，仍将土地租回耕种，而向典当地主交租。对典当地主来说，是以低价典地而获致高额地租，具有某种高利贷性质。

旗地

旗地是指清代八旗成员所占有的田地。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七月，努尔哈赤在辽沈地区实行“计丁授田”，每一成年旗人授田6垧（一垧约为5亩）。入关后从顺治初年到康熙中期（1644年～1684年），清朝统治者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圈地，共圈占了畿辅官民田地16万余顷。各地驻防八旗也进行了圈地。畿辅旗地、驻防旗地和入关以前早已圈占的盛京旗地共同构成了清代“八旗旗地”。

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清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资本主义萌芽也在缓慢地发展起来。

此时，江宁、苏州等地出现一些很富有的机户，经营着较大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场。一些大的包买商还开设“账房”或“行号”。这种“账房”或“行号”拥有大量的织机和原料，或自行设机督织，或将织机、原料分给小机户为其生产。它的周围有众多的小机户及织工受其支配，从账房到小机户到织工，结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棉织业中，资本主义萌芽最为明显。此外，在广东的冶铁业、铸铁业中，云南的采铜业中，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中，四川的制盐业中，陕西的木材采伐业中，也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清代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有所发展，但仍非常微弱，发展缓慢。

商业市镇的繁荣

清朝，商业市镇随着商品性农业经营的发展，在集市的基础上，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商业市镇多出现于交通干线附近或经济发达地区。在商业和金融方面也有突破性进展。清代商业市镇最兴盛的地带当属江浙一带。另外，民间手工业的兴盛也推动了市镇的发展。清朝的江南地区是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带。一些有名的商业性市镇，构成一个联系紧密的区域城市网，成为一个有机的经济整体，促进了经济领域的“传统内变迁”的进程。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加强了商业化进程，在全国市场网中发挥着极大作用。

制瓷业的发展

清朝的制瓷业有了新的发展。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其范围极大，除官窑外，还有民窑两三百个。这里的瓷器供应全国各地，并大量地输出国外。除景德镇外，瓷器的产地还有几十处，分布于数十个省。清代制瓷技术突出地表现在彩色瓷器的工艺水平大有提高。青花、五彩、素三彩和粉彩、珐琅彩等都很有名，其中粉彩和珐琅最为精美，驰名中外。

冶铁业的发展

清朝乾隆时期，政府鼓励开矿，矿冶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最突出的部门是云南的铜矿开采业和广东佛山镇的冶铁业。云南的铜矿开采，既有官督商办，也有私营。全省铜矿的年开采量最多可达500多万千克，主要作为北京及各省官府铸钱之用。佛山镇是铁器制造业的中心，有铸铁炉上百，所铸造铁器既多又好，其中以铁锅最有名，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大量输出国外。

纺织业的发展

清朝，棉纺织业随着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而兴盛。以苏州、松江为典型，棉纺织业已逐渐发展为商品性生产。

丝织中心在苏州、杭州等地，到雍正、乾隆时期更是空前繁荣。并建立了机工和机户之间比较固定的雇佣关系。此外，广州和佛山两地的丝织业也迅速崛起，丝织规模发展很快。

与此同时，清代宫廷丝织工艺也快速发展，它不仅继承了古代丝织工艺的传统，还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丝织工艺精华，丝织花色品种多，织造技术完善成熟。其中以织锦、刺绣和缂丝最为突出。清代宫廷丝织工艺是我国丝织技术的一个高峰。

江南三织造

清代在江宁、苏州和杭州3处设立的、专办宫廷御用和官用各类纺织品的织造局。顺治二年（1645年）恢复江宁织造局；杭州局和苏州局均于顺治四年（1647年）重建。顺治八年（1651年）确立了“买丝招匠”制的经营体制，并成为清代江南三织造局的定制。江南织造通常分为两部分。织造衙门是织造官吏驻扎及管理织造行政事务的官署；织造局是经营管理生产的官局工场。苏州织造局分设有织染局和总织局。局内织造单位分为若干堂或号，每局设头目3人管理，名为所官。所官之下有总高手、高手、管工等技术和事务管理人员，负责督率工匠，从事织造。江宁织造局之下设3个机房，即供应机房、倭缎机房和诰帛机房，技术分工较细，按工序由染色和刷纱经匠、摇纺匠、牵经匠、打线匠和织挽匠等各类工匠操作。

茶商

茶商是指清政府特许经营茶叶的专卖商人。清初茶叶为政府实行专卖的商品，一般商人不能随意贩运。茶商因在茶叶运销中的职能不同，大致可分为收购商、茶行商和运销茶商。茶叶收购商人，深入茶山，向零星茶户（茶叶生产者）收购毛茶，然后卖与茶行商人。有的地方没有这类收购商，由茶户直接卖与茶行商人。茶行商人的业务，主要是代运销茶商收购茶叶，他们一般为经纪人，亦有兼营毛茶加工业务者。运销茶商至产茶区贩茶，必投茶行，给验茶引，预付货款。茶行商人代为收购，抽取佣金。开设茶行，要经过官府批准，领取照帖。官府禁止私自开设茶行。运销茶商有两种：运销“官茶”的称“引商”，运销“商茶”的称“客贩”。“引商”请引于部，每运一引（100斤）茶叶到陕甘等地的茶马司，50斤“交官中马”，50斤“听商自卖”，另外还允许带销“附茶”14斤，作为“官茶”运脚之费。“客贩”请引于地方政府，专门运销“商茶”，除缴纳引课之外，凡遇税关，需验引抽税。产茶区生产的茶叶，要先尽“引商”收买，然后方给“客贩”运销。

盐商

盐商指清政府特许的具有垄断食盐运销经营特权的食盐专卖商人。清代盐商主要有窝商、运商、场商、总商等名目。窝商，亦称业商。清初，无窝商、运商之分。有引窝的盐商都是自己运销食盐。以后，有引窝的盐商，因资本短缺，无力贩运，遂将引窝租予无窝之商运销食盐，便有了窝商、运商之分。窝商不经营盐业，靠垄断引窝，坐收巨利。运商，亦称租商。运商认引贩盐，先向窝商租取引窝，缴付“窝价”。然后，凭盐引到指定产盐区向场商买进食盐，贩往指定的销盐区销售。场商，是在指定的盐场向灶户收购食盐转卖给运商的中间商人。场商具有收购盐场全部产盐的垄断特权，并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手法，残酷剥削食盐生产者而攫取商业利润。总商，又名商总。清政府盐运使衙门在运商中选择家道殷实、资本雄厚者指名为总商，其主要任务是为盐运使衙门向盐商征收盐课。总商经济实力雄厚，与官府的关系最为密切，是盐商中的巨头。

商埠

商埠是一个国家和外国通商的地点，又称通商口岸。政府在商埠设置税务机关，对合法贸易征收关税。清代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后，曾设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4税关，进行对外贸易。实行闭关政策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限定广州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并对来华贸易的海路外商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鸦片战争后，在东南沿海地区开辟了5个通商口岸。依据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先后开放了广州、厦门、上海、宁波和福州；撤废行商制度，制定“协定关税”，征收值百抽五的进出口税，并规定以后税率的变动必须征得通商国家的同意。从此商埠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机制商品、鸦片毒物的倾销市场，以及中国丝茶农副原料和手工业产品贩运出国的征集地点。

外国在华航运企业

外国在华航运企业指清代外商在中国创办的航运企业。19世纪初期，外商专用于鸦片贸易的快艇就已在中国沿海出现。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旗昌洋行都各自拥有一支类似的船队在中国和印度间及中国沿海从事鸦片贸易。道光元年（1821年）外商便有引进轮船的活动。“福士”号是最早出现在中国澳门的161吨的明轮小轮。1844年至1845年间，美商的“伊迪丝”号开到中国。这是美国开到远东的第一艘轮船。与此同时，外国商用轮船续有来华，开展香港、广州间定期航班业务。1848年在广州创办的“省港小轮公司”，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外国专业轮船公司。省港澳地区迅速兴起的外商小轮，采用各种方式争揽沿海土货贩运业务，或拖带华商木船，或揽载华商货运，或为华商所包租。同时，上海逐渐成为外商船运贸易的中心。1850年大英火轮公司首先开辟了香港上海间轮船定期航班。此外还有怡和、旗昌、禅臣、利名等多家洋行经营中国的沿海航线。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进一步开放，从而刺激了外商远洋轮运航线的建立。1862年，法国开辟了中国航线。其后，至少有英、美、日等国8家轮船公司开辟了中国航线。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西方远洋轮船公司再度增辟中国航线。除原有大英、法兰西、蓝烟筒及万昌轮船公司外，德、俄、法、英等国航运公司亦纷纷开辟通行中国的航线。其中英国的葛连轮船公司，曾经一度以其15艘远洋轮船全部投入中国茶叶及其他土产的贸易运输。由此，中国市场进一步与西方市场联系起来。

外国在华银行

外国在华银行指近代资本主义各国为便于向中国输出商品及资本，在中国设立的金融机构。从1845年起，外国纷纷在华开设银行。19世纪40年代英国在华开设银行只有1家，50年代增为4家，60年代初期又增加4家，即汇川银行、利华银行、利生银行和利升银行。但它们在1866年的一次金融危机中全都倒闭。其后，汇丰银行于1864年8月6日在香港创立，1865年4月3日在上海开设分行，总行设在香港，表明它一开始就以中国为其榨取利润的对象。60年代在福州、汉口、宁波、汕头设立机构，70年代又在厦门、芝罘（今山东烟台）、九江设立分行，80年代扩展到天津和澳门、海口、打狗（今台湾省高雄）等地。到19世纪80年代末，4家著名的英国银行在中国各地设的分支机构计有丽如银行6个、有利银行8个、麦加利银行5个、汇丰银行14个，合计33个。其时中国自办银行尚未出现。90年代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来华设立银行。德国几个垄断资本集团投资的德华银行设总行于上海；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在上海设立分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在1894年和1899年分别于香港和上海设立分行；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1895年在牛庄设行，1896年在上海设行。美国的花旗银行于1902年在上海设立分行。外国在华银行的业务活动，最初是以中外贸易中的汇兑业务包括买卖远期汇票为主，同时吸收存款，办理放款和发行钞票。1894年至1913年的20年间，各国向中国输出资本中以借款方式提供的银数为10.9246亿两（不包括庚子赔款转作借款）。

外国在华铁路投资

19世纪末至1911年外国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兴建铁路的活动。鸦片战争结束至甲午战争前，外国势力一直企图在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以开拓中国市场。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提出由其提供贷款2000万两，让其在中国建筑铁路，作为讲和条件之一。1895年，法国首先迫使中国同意越南铁路可接至中国界内，次年又取得建筑龙州铁路的权益。1898年、1899年，取得承办从北海造路至南宁、让予建筑从广州湾向雷州半岛内地延伸的铁路的权益。其次是俄国于1896年取得让予建筑横穿东北北部（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铁路的权益，1898年又取得纵贯东北南部（哈尔滨—长春—大连）铁路的让予建筑权益。1899年，对从北京向北或东北俄界的铁路也取得了优先承办权。其三是德国于公元1898年一举囊括了在山东全省建筑铁路的让予建筑权益。其四是英国于同年迫使清政府给予承办津镇等5条铁路的让予建筑权益。同时，各国财政资本组织配合该国侵略中国政策，或应清政府要求提供铁路贷款，或强使清廷举借路债而取得投资权益。比利时的比国铁路公司对芦汉（即后来的“京汉”），英国的中英公司对关内外（即后来的“京奉”），美国的合兴公司对粤汉各路，都取得了投资权益。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投资建筑柳太（即后之“正太”）铁路，则与清政府基本上达成协议。1902年至1911年间，帝国主义列强攫取了开兖、正德、汴洛、安奉、新奉、吉长、吉会、新法、粤汉川等9条铁路的“借款优先”、“独享建筑权”或“借款”的权益。他们从中国攫取的铁路建筑权益，在中国人民的抵制、列强之间的矛盾冲突等因素制约下，实际上并没有全部实现。截至公元1911年止，列强投资建成的铁路，有京奉（979公里）、中东（2554公里）、京汉（1308公里）、胶济（433公里）、广三（50公里）、道清（166公里）、正太（243公里）、滇越（469公里）、安奉（260公里）、沪宁（327公里）、汴洛（184公里）、广九（143公里）、津浦（1066公里）、吉长（100公里）14条铁路，总长为8282公里。

清政府举借外债

甲午战争后，到1911年间，清政府大举外债。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无力偿还巨额的对日赔款，帝国主义列强乘虚而入，竞相贷放巨款给清政府。这些借款95%由债权国直接转付给日本，中国分文未得。1900年八国联军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其中赔款一项达白银9.8亿余两，即著名的“庚子赔款”，亦由列强贷款赔付。1910年，列强在争夺中国路矿利权过程中，各国财团联合组成国际银行团，共同垄断国际市场上中国债券的发行。从1894年～1911年，清政府共举借外债110笔，累计债额折合银元为16.72亿元，中国实收仅9.17亿元，其他全被债权国以折扣形式侵吞。所借债额，75.3%属政治、军需和财政借款，其他用于铁路和实业借款。债权国中，英国占29.8%，德国与奥地利占21.7%，法国比利时占18.94%，俄国占15.5%。

官银钱号

清代官办的金融机构。初名“官钱局”“官钱铺”。主要职能为兑换银钱，调节钱价和倾熔银锭，以后逐步扩及经理货币兑换，代理省库，从事存款、放款、汇款、贴现、购买生金银等业务。1841年，内务府设立“天元”等5家官银钱号，俗称“五天官号”，开始发行银钱各票。1853年，户部在北京招商设立乾豫、乾恒、乾盖、乾丰4所官银钱号，经营八旗兵饷。次年又设立宇升等“五宇”官钱铺发行钱票。除京城外，全国约有17省相继在省城及重要府县设立了110余所官银总号或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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