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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人才鸿沟 科技发展的人本因素（第3页）

于是，我们照此提出了建议，而最终立法机关在立法时参照了这一原则。我们在《西雅图时报》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启动了我们的公众宣传活动，文章提议对州内的服务业企业加征营业和职业税。正如我们在专栏文章中所写：“让我们要求科技行业中最大的公司，也是高技能人才的最大雇主，做得更多一点。”虽然提案最初遭遇其他一些公司的反对，但立法者最终找到达成妥协的方法，为每家公司每年需缴纳的加征税款设立了700万美元的上限。仅仅6周后，立法机关就批准了一项新的预算并设立了一个专项基金，每年可为高等教育筹集大约2.5亿美元。

华盛顿州新的《劳动力教育投资法》获得了本地和全国的一致赞扬，因为它承诺“自2020年起，将为就读社区学院和公立学院的中低收入学生提供学费减免，为经济困难的社区学院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并使学费补助候补名单上的所有学生获得援助”。正如坦普尔大学的一位教授所描述的那样，这“几乎是近年来颁布的最进步的州高等教育资助法案”。对我来说，这证明了如果科技行业能够采取更加以社区为中心的行为方式，并且付出可能比它应承担的份额稍稍多一点的金钱，我们就能带来切实的积极影响。

不幸的是，此类进展仍然像是沙漠中的绿洲一样稀少。在美国，获得技术技能的机会远远不是均匀分布的。如同宽带接入方面存在的差距，获得技术技能方面的差距对特定群体的打击远远大于其他群体，而这加深了困扰美国的几乎每一条鸿沟。

如果观察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学生构成，你会清楚地看到这种差异。一方面，目前科技行业面临女性雇员短缺的困境；另一方面，2018年参加AP计算机科学考试的学生中女生只占28%。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少数民族学生中，这一群体仅占参加此类考试学生的21%，而他们占全国学生的比例为43%。同时，当全国都在担心农村社区的经济机会时，2018年参加AP计算机科学考试的学生中，只有10%来自农村社区。

简而言之，与全国相关人口的比例相比，学习AP计算机科学课程的学生更多为白人男性，同时更加富裕和更城市化。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但科技行业也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对于妇女或少数民族人士来说，在科技行业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不总是一件易事。

长期以来，科技界一直不乏杰出的女性先驱者，其中包括玛丽·居里，迄今为止，她仍然是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几个人之一，还有伯莎·本茨，第一个向全世界展示汽车潜力的人。但是，尽管男性愿意承认这些女性作为个体所做出的贡献，但科技界在更普遍地认识到女性的贡献和为女性创造机会方面，一直行动迟缓。在大多数科技公司，女性员工仍然仅占劳动力的不到30%，在纯技术岗位这一比例甚至更低。同样，与这些群体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相比，非裔、拉美裔和拉丁裔人口所占的劳动力比例通常不到人们预期的一半。

[3]1888年8月5日上午，伯莎·本茨和她两个十几岁的儿子理查德和尤金离开他们位于德国曼海姆的家，将第一辆获得专利的“无马马车”（德语为FahrzeugmitGasmotorenbetrieb，大意是“使用燃气发动机的车辆”）开上环绕他们家的马路。伯莎准备瞒着丈夫卡尔，驾驶他那三个轮子的古怪装置前往普福尔济姆她母亲家。这段60英里的旅程后来被称为汽车的第一次公路旅行。这次旅行可不容易。伯莎和她的儿子们穿过陡峭崎岖的地形。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冒烟的怪物”推上泥泞的山丘，穿过海德堡到达威斯洛克，并不断地往引擎里装满在当地药店购买的溶剂。那天晚上，伯莎和她的孩子们又脏又累地到了她母亲家，给卡尔发电报宣布他们取得了成功。他们的公路之旅成为头条新闻，为机动交通的新时代和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公司的未来成功奠定了基础。BradSmithandCarolAnnBrowne，“TheWomanWhoShowedtheWorldHowtoDrive，”TodayinTechnology（blog），LinkedIn，2017年8月5日，https:.linkedin.pulseaugust-5-automobiles-first-road-trip-great-inventionsbrad-smith。

谢天谢地，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观点终于开始改变。在整个行业，科技公司都推出了新的项目，以寻求更多元化的招聘，并在工作场所培养更具包容性的文化。一些新的进展来自应用其他行业已长期采纳的一些基本商业惯例。例如将高管的薪酬与公司推进多元化方面是否取得了真正的进展，而不仅仅是简单地谈论问题相挂钩，或是部署专门的招聘人员以发现富有竞争力的多元化候选人，并加大对传统上以黑人学生为主和拥有大量成功拉美裔人口的大学的校访。

这不是尖端火箭科学，甚至不是计算机科学，它从根本上讲是常识。好消息是，轮子终于开始转动了。但毫无疑问，谈到包容问题，科技行业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外界环境：科技公司与社区

也许加强对外界环境的关注有助于科技公司更全面地思考“以人为本”问题的最后一个要素。这就是科技公司可以对社区带来怎样的影响，而社区正是它们迅速成长所依赖的外部环境。

快速发展的科技公司可以为社区带来高薪工作。哪个地区不希望它们入驻呢？吸引亚马逊第二总部（HQ2）的激烈竞争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点。一个又一个城市拜倒在这家公司的石榴裙下，并奉上它所要求的税收优惠和其他激励措施。

增长也会带来相应的挑战。虽然这是一个所谓“高级”问题，但它无疑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在许多地区，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

这个问题最先显现在公路上。交通运行变缓，通勤时间变长，科技公司开始为员工提供班车服务。在硅谷，大多数工作日的下午，公路就像一个停车场，区别只在于你在停车场可以开得快一点。道路上的压力只是冰山的可见部分。这是最容易被看到的部分，实际上，经济增长对一个地区基础设施的每个部分，从交通系统到学校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在过去几年里，这个问题已经蔓延到更深的层次。虽然就业机会增加了，但住房供应却没有跟上。于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开始发挥作用。人们为了高收入的工作岗位搬入一个地区，但由于住房建设未能跟上步伐，导致房价上涨，许多中低收入者被迫搬出。社区的教师、护士和应急响应人员，以及科技公司的支持人员，经常被挤到更偏远的地区，并不得不忍受更长的通勤时间。

2018年6月，萨提亚和我在西雅图举行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鼓励当地商界领袖关注教育和交通问题，并将其作为整个地区的根基性问题来看待。那一天，我们正在与其他10位本地领袖共进早餐。这是“挑战西雅图”组织的一个活动，后者是我们帮助创建的一个本地公民和企业团体，由华盛顿州前州长克里斯汀·葛瑞格尔领导。当天上午的议题是讨论这个团体未来的优先关注事项。

那天的共进早餐让我们茅塞顿开。随着大家围坐桌旁畅所欲言，每位与会者都谈到了该地区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在西雅图，我们一直为成功避免了严重困扰旧金山和北加州的住房问题而感到自豪。直到我们意识到情况已经发生变化。随着像亚马逊和微软这样的公司持续成长，总部位于硅谷的80多家欣欣向荣的科技公司加入我们，在西雅图开设分支机构。一夜之间，西雅图地区就从绿树成荫的翡翠之城变成一座“云端之城”。2011—2018年，当地的房价中位数上涨了96%，而同期家庭收入中位数仅上涨了34%。

当年早些时候，这个问题在西雅图市中心直击要害。由于无家可归现象不断增多，西雅图市议会做出回应，建议每年通过对就业人口征收人头税的方式筹集7500万美元，以解决这个问题。企业界对此纷纷公开表达了不满之情，亚马逊停止了新西雅图大厦的建设计划，并威胁说如果不改变这一决定，将减缓增加工作岗位。我们从华盛顿湖的另一边目睹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华盛顿湖将西雅图与该地区其他许多城市分隔开，其中就包括微软总部所在的雷德蒙德。虽然我们没有卷入西雅图的辩论，但我们在观看形势发展时心情复杂。我们对征收工作岗位人头税同样持怀疑态度，但认为企业界需要做的不应仅是批评这项法规，而是需要采取更大的行动。西雅图市长和市议会最终取消了人头税，但同时并未找到什么有效的替代方案。

微软启动新计划

在早餐会上，萨提亚提出了对住房问题的担忧，并得到其他人的迅速应和。我提到最近一个周六的早上，我曾经和贝尔维尤市的警察局长史蒂夫·米勒特一起喝咖啡，该市是西雅图附近最大的城市。我要求和他见面，是想反映我们一些员工对于在社区中有时面临的种族挑战的担心，包括他们对当地警察的一些看法。他很开放，乐于听取我的观点，同时他也告诉了一个我原来并不知道的事实：房价上涨意味着贝尔维尤的新警察在他们巡逻的城市里再也买不起住房了。甚至连警察局长都要忍受单程一小时的通勤时间。我们两个人的观点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联系：如果地方官连社区附近的房子都住不起，那么社区和警察队伍之间就很难建立牢固的关系。

我向来自“挑战西雅图”组织的那些人讲了这件事，并提到我已经要求微软的团队开动脑筋制订一项新的计划。在萨提亚和我一起走出早餐厅的时候，我更详细地向他讲述了我们的想法。我们在走到电梯时已经决定把这项计划作为优先事项。

回到雷德蒙德后，我们组建了一个数据科学团队，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该团队与Zillow（美国房地产信息查询网站）合作，将房地产数据纳入研究，创建了比以前掌握的更大的数据集。研究成果令人很受启发，不仅对我们，而且最终对整个地区都是如此。数据显示，我们不仅面临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并且在提供经济适用房方面也面临迅速扩大的危机。当地的就业增长了21%，但住房建设的增长却只有13%，大大落后于就业增长。在西雅图以外的较小城市，这种差距更大，面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的住房建设停滞不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被迫搬去离工作岗位更远的城镇和郊区。目前，区内每天通勤时间超过90分钟的人数比例在全国的总体排名中也名列前茅。

我们认为，必须采取行动增加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量。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与本地区的个人和团体进行磋商，并广泛学习了全国乃至全球的各种经验。在萨提亚的支持下，艾米·胡德和我决定在内部赞助一个更大的项目，并让她的财务团队开始努力制定替代性方案。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与其他一些大型科技公司一样，微软也处在一个幸运的位置上，拥有强劲的资产负债表，有大量流动资产可以投入使用。2019年1月，我和艾米宣布，微软将承诺投入5亿美元，以贷款、投资和慈善捐款的形式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努力带来两个特别重要的洞见。首先，毋庸置疑，单靠金钱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通过研究全球各地面临的同样问题，我们发现，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显然是将更多的资金投入与公共政策相结合。因此，与我们的资金投入同样重要的是，9个本地城市的市长同时宣布将考虑进行改革，以增加中低收入住房供应。在我们宣布决定之前，克里斯汀·葛瑞格尔已经与市长们探讨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捐赠公共土地、调整分区要求以及进行其他改变，以便加快新房建设。这些问题非常棘手，推进改革措施也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我们希望，像很多时候一样，我们的资金能够成为催化剂，推动社区团结所需的更广泛的努力。

[4]在西雅图地区扩大针对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数量需要长期努力，其中不乏政治和经济挑战。住房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用了很多年的时间，而西雅图地区要找到一条出路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我们在微软内部做出介入决定时就认识到，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克服某种程度的争议，而且这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事。但我们感到，重要的是参与其中，而不是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局势继续恶化。

我们准备参与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有华盛顿州前州长克里斯汀·葛瑞格尔的领导。在担任三届州检察长和两届州长后，她在2013年有机会决定下一步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和大量精力。我们说服她帮助我们找到并随后担任“挑战西雅图”的首席执行官，将本地区最大的公司团结在一起，做出更大的公民贡献。她对住房问题的承诺以及她在整个地区和政界享有的信誉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说服我们这是一项我们可以通过意义非凡的方式帮助应对的挑战。有关“挑战西雅图”的信息请浏览https:.challenge-seattle.。

其次，各方对我们承诺的反应为我们带来了第二个洞见。我们迅速看到，这个问题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不仅在本地，而且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都是如此。2016年的总统选举结果已经反映了广大农村社区的一个担忧，即在一个由科技推动的繁荣界定的时代，农村地区的人们已被甩在后面。现在，这种担忧以新的方式蔓延到城市地区。人们可能走在城市街道上，身旁新建的高楼大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但这些大厦本来是为了让科技公司的雇员居住，但其实他们已无法负担在此居住的成本。

这种局面将造成可以理解的挫败感，并很可能给美国政治增添一个新的维度。我们很快在纽约市见识到了这一点。当地政府本来已通过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成功地吸引亚马逊入驻并带来大量就业机会，但一些本地政客对此做出激烈反应，远远超出普通买家的懊恼，他们的极力反对迫使亚马逊放弃了在纽约设立新总部的计划。考虑到公司的增长对我们所在地区的住房需求造成的影响，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在某些方面，经济适用房问题凸显了科技行业所面临的以人为本问题相互交织的性质。要建立一个健康的企业，拥有多元化的员工队伍并身处一个蓬勃发展的社区至关重要。虽然科技公司要求其所在社区为它们服务合情合理，但目前整个行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需要我们扪心自问一个更大的问题。成功带来的不仅仅是规模，还有责任。科技行业越来越需要问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来支持其所在的社区。我们当然不能只从附近的街区吸引人才，还需要从世界各地网罗优秀的人才，但我们仍然需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为生活在同一个社区中的人创造机会。

所有这些挑战都需要采取行动。就像我在微软启动新项目时喜欢说的那样，一等奖给做成大事的人，二等奖给做成事的人。

成功极少眷顾那些什么事都做不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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