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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20年宏观经济走势判断与十年展望（第3页）

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取了有效劳动力模式的生产函数，有效劳动力的增长可以通过代数变换表示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长期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本文在模型中设定了外生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效劳动力）增长。

图1.71980—2018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腾景数研。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尽管自2008年以来处于下降态势，但近期企稳微升的态势明显，未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优化空间支撑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定增长。一是目前国内的要素配置和流动还受到许多限制，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全要素生产率仍具有相当大的提升潜力。二是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国目前具有全世界最全的工业体系与门类，PCT（专利合作条约）专利申请目前仅次于美国，是排名世界第二的PCT申请国。随着城镇化持续推进和大都市圈的建设，人口的聚集也将为创新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三是人才后备力量持续补给。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逐年增加、高校科研水平和教学能力的提升以及政府逐步完善以提升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制度条件和公共服务，劳动力的质量将得以显著提升。

模型结果

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居民的跨期优化行为，即居民会通过调整储蓄来避免消费波动过大，同时居民也会避免过多的储蓄与过高的资本存量。

从表1.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波动的三个特点：一是我国GDP增速波动幅度最小，居民消费增速波动幅度次之，其他总需求分项波动幅度相对较大。二是GDP和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相关性较强，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增加和净出口增长与居民消费增长基本不存在相关性。三是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增加和净出口均具有一定的正周期性，即它们的波动方向基本和GDP保持一致。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基本可以判断，中国居民存在消费平滑行为，经济运行中存在理性预期和跨期优化的现象。

表1.1中国经济波动的特点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腾景数研。

本章沿用了本系列书常用的预测方法，对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进行预测，并与一般均衡模型预测结果加以比较得到最终预测值。具体方法为，使用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面板数据，确定投资增速与汽车存量增速、房屋建设增速、城镇人口增速、出口增速的相关关系，再通过外生设定以上变量的增速来确定投资增速，进而使用生产函数法确定总产出增速。回归方程为：

回归结果显示，汽车存量增速每提升1%，投资增速提升0.7%；房屋开工增速每增加1%，投资增速提升0.15%；出口增速每提升1%，投资增速提升0.24%；城镇人口增速每提升1%，投资增速提升0.6%。

表1.2中、日、韩面板数据分析结果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腾景数研。

结论

以2020年为起点的十年展望结果和过去基本一致，中国经济将在疫情震荡调整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2020年全年经济增速预计在2.9%，2021年全年经济增速预计在6%以上。随着人口红利退潮和资本积累放缓，要素增长带来的“赶超型”增长效应将逐渐消失。预计未来十年资本存量增速将由近8%下降至5%。

随着新技术新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深化改革带来的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预计中国未来十年潜在增长率将低于6%，经济增速基本稳定在5%~6%。预计到2029年，中国GDP总量将达到200万亿元，按美元计价约为美国的96.3%；人均GDP按美元计价约为2.1万美元，大致相当于美国的14。

表1.3中、日、韩面板数据分析结果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腾景数研。

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改革相结合，争取两三年内使经济回到正常增长轨道

这次疫情对经济增长冲击很大，有些方面可能无法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未伤筋动骨，从长远和大局看，中国仍然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变；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都市圈城市群发展没有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世界上最大内需市场没有变；立足科技进步、推动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没有变；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深化改革激发活力和竞争力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进没有变。依托这些基本面因素，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改革有效组合，中国经济有可能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回到正常增长轨道。

短期宏观政策要重点救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

在国内疫情逐渐平息但国外疫情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短期宏观政策应重点救助陷入困境的中小微企业、出口导向型企业和餐饮住宿、旅游、电影等受疫情冲击严重的服务行业企业，防止中小企业破产潮出现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对于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可发放一定数量无太多限制的消费券，在条件具备的地方，也可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把保就业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

一季度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在海外疫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外贸对中国经济仍会有持续且较大的负面影响。在一季度负增长的背景下，如果经济增速预期目标保持不变，二三四季度的增长压力巨大，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建议不再提出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代之以就业增长指标。如果能稳住就业，居民有持续收入，企业不破产，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就是一次性的。这样一方面保住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疫情影响消散后生产能力和需求能力仍在，经济可逐步自发修复到正常状态，另一方面也可有效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出现。

发挥大数据优势，实质性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目前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融资难等问题犹存。为了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除了通过精准的货币政策降低成本外，还要解决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建议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数据来源渠道，深度发挥大数据的优势，搭建更大范围的信息共享平台，构建精准的信用评级体系，为金融机构营造“敢贷、能贷、愿贷”的条件和机制，提升金融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内在积极性。

着力提升服务业供给水平，发掘长期经济增长点

当前我国服务消费和服务业占比远不及OECD高收入经济体水平，这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重要的潜能所在。虽然我国服务业需求强劲、市场规模庞大，但总体发展层次较低、服务功能有限、开放程度不高，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此，应坚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伴随着5G等新基建的成长，继续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进程，从供给侧有效黏合多方产业链条，加快能够带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进一步放宽放开准入，释放扩大内需、提升效率的结构性潜能

中国经济的疫后恢复和持续增长，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是短期和相对次要的，着眼点、立足点还是要放到结构性潜能上，这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但释放结构性潜能要靠深化改革，一个重要方面是进一步放开放宽市场准入，促进生产要素特别是中高级生产要素的流动和有效利用。一是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促进土地、人员、资金等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为都市圈、城市群发展注入活力、创造条件。二是放宽仍然存在行政性垄断的基础产业的市场准入。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开放市场、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这样的改革既能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三是深化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领域改革。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若干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推动原始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相互融合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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