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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只有良法是不够的（第3页）

蓬勃的市场带来良好的制度

在我们与欠发达制度地区的人们讨论这些想法时，最常听到的反对意见是，对于贫困国家而言，创新并不是不容易做到的，而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变成了老生常谈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想要培育创新，进而创造经济繁荣，应该先从哪里入手？很多人坚定地认为，必须制度先行。他们一再强调：“在一个连起码的良好政治经济制度都不具备的环境里，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到创新？”我们当然理解这一观点。

[5]关于创新、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已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廉·鲍莫尔（WilliamBaumol）的著述极丰。鲍莫尔认为，企业家追求哪种类型创新的决定主要取决于实际情况。鲍莫尔写道：“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环境里，企业家如何行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占据主流的游戏规则，也就是他所在的经济体的酬偿结构（RewardStructure）。”总体而言，我们同意鲍莫尔的说法，游戏规则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要提出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些游戏规则是怎样形成的？如何改变这些规则？”通过审视这些规则形成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驱动力量来自创新，尤其是开辟新市场的创新。

威廉·鲍莫尔（WilliamJ.Baumol），《企业家精神：生产性、非生产性、破坏性》（Entrepreneurship:Productive，Unproductive，andDestructive），《政治经济学期刊98》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8，no.5，1990年10月，http:.jstor.comstable2937617?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

但是，这个说法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良好制度的建立和维持是极为昂贵的，不仅如此，如果把某些良好的制度放入一个社会，而这个社会不具备相关的市场来吸收这些制度带来的力量，那么，再好的制度也无法发挥效用。以马里为例，这个贫穷国家的人口约为1500万，人均GDP约为900美元。它怎么可能承担得起法国式的司法体系？要知道，法国的人口是6600万，人均GDP高达4.4万美元。不仅如此，法国的制度是经过几百年的沉淀演化形成的，因此能够在日益增长的繁荣中发挥效力。马里怎么可能轻松地适应一套如此昂贵，又无法解决自身问题的外国制度呢？沙因的文化理论可以预言，这样的做法将是举步维艰的。

沙因的理论同样可以预言：还有更好的选择。它也许是与直觉背道而驰的，甚至有可能是令人不舒服的，但是，我们相信，只要能够帮助人们在所处的经济中取得进步，文化和制度的改变就会随之而来。历史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被创造出来的。

作为黏合剂的创新

养个孩子是一回事，把孩子培养成社会栋梁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同样的道理，建立制度是一回事，维系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如前所述，繁荣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制度也是一样。制度的标志不是建立或者实施，而主要在于过程。威尼斯的例子告诉我们，创新的枢纽作用不仅在于制度的创立，更在于制度的维系。

一些有利于经济繁荣的制度在威尼斯甫一建立，立即遭到了商人集团的摧毁，他们极为富有、影响力极大，他们想要的是只手遮天、消弭竞争。一些富有的商人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修改了当时的法律。例如，他们寻求“议会席位的世袭制，为远途贸易中利润最高的部分设置了重重进入壁垒”。久而久之，有机会参与远途贸易的商人越来越少。威尼斯的市场就这样被扼杀了。这座城市最终变得日渐萧条。17世纪和18世纪，当其他欧洲国家迅猛发展的时候，威尼斯的人口和财富却在衰落。

威尼斯的制度曾经极为发达，遗憾的是，这些制度没能延续下来，部分原因是一些富有的商人在法律方面开了倒车。既然这些法律是对威尼斯有利的，他们为什么要背道而驰呢？这是因为，这些法律对威尼斯也许是好的，但是，对这些一心追求中饱私囊、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商人来说，这些法律糟糕透了。因此，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地位，这些人不惜修法自肥。制度是文化的镜子，而不是文化的起因。所以，如果威尼斯的文化是允许改变的，就像容忍那些富商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样，那么，威尼斯的制度就是允许改变的。从长远来看，这种容忍让威尼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使得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同辈。

顺便提一句，这种做法算不上反常。在许多社会中，它甚至算得上常态。历史告诉我们，只要人们有机会操纵法律为自己牟利，他们一定会这么做。但是，当法律为一小撮人滥用，成为欺凌他人的工具时，比赛就没有公平可言了。以美国为例，2017年，全美用于游说活动的总开支达到了34亿美元。这些行为一定会带来长期性后果。

假如那些威尼斯富商可以通过别的、更加令人激动的办法（新的创新）提高财富和社会地位，他们还会开倒车吗？我们认为，他们应该不会那么急切地为了一己之私而修改法律。因此可以说，创新能够发挥巨大的均衡器作用。创新者为民众带来的解决方案的民主化程度越高（创造经济增长的潜力越高），制度就会变得越坚强有力。

[6]类似中国、智利或者韩国这些国家都曾推出为经济增长助力的制度。这些国家的情况如何？它们都把制度的发展同开辟新市场的创新的投入结合起来。这些新市场最终为制度的创立和维系带来了很好的回报。即使如此，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牛津大学的马修斯·麦克科特尼（MatthewMcCartney）教授指出，20世纪80年代，飞速发展的东亚各国的腐败指数与许多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居高不下。以韩国为例，韩国当时的制度质量指标相当于现在的科特迪瓦。麦克科特尼最后得出结论：这一点的启示在于，“制度的提升并不是东亚各国快速发展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

马修斯·麦克科特尼（MatthewMcCartney），《经济增长与发展：比较概论》EconomicGrowthandDevelopment:AComparativeIntroduction，第217页。

从灰色市场到正规经济

在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里，数以亿计的老百姓选择留在“地下经济”中，也就是平常说的灰色市场和黑市中。这是为什么？即使人们知道这是非法的，却依然这么做。这又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在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中，进入正规市场是一种没有意义的选择。人们共同的经历决定了如何在经商过程中解决问题。这里提到的共同经历，通常与成本和困难有关。只要企业的这些体验没有得到改善，它们依然会怡然自得地留在非正式经济中不做改变。这一情况的改善将带来极为深远的转变。

2013年，马蒂亚斯·瑞奇亚（MatiasRecchia）结束了多年的海外学习和工作，回到故乡阿根廷。他期盼着在新购置的公寓里安身，把那里变成自己的家。瑞奇亚毕业于哈佛商学院，曾在麦肯锡工作，在此前的几年里，他一直忙于处理各种复杂的事务，还帮助建立了一家拉丁美洲最大的线上博彩公司。他当时正在计划公寓的搬家事宜，与他此前的工作比起来，搬家看起来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其实不然，这成了他成年以来遇到的最大的挑战。瑞奇亚回忆说：“对我来说，那段经历简直糟糕透顶。在阿根廷找一家搬家公司本来就是折磨人的苦差事。还要加上找水管工、电工和粉刷匠……这简直令人崩溃。”这不仅是因为价格不透明：瑞奇亚事先根本不清楚这些人会收他多少钱，还因为这些人不会按照最初达成的任何一条协议办事，此外，他们基本上永远不会在约好的时间露面。

这让瑞奇亚充满了挫败感，他用了好几个小时联系这些工人，当工人把账单递给他时，不厚道的收费让他强烈抗议了一番，瑞奇亚还向朋友抱怨，他觉得这种一边得利的做法太不公平了。实际上，瑞奇亚雇用的每一个承包商几乎都来自阿根廷的“非正式经济”；这些人建立起一两个人的小买卖，主要靠口碑营销，每次服务的收费几乎是随机的，他们懒得用规则的条条框框束缚自己，比如公布盈利、纳税、遵守健康与劳保条例等等，他们绝不会让自己因为糟糕的服务而被追究责任。即使法律条文清楚地规定了开办和运营企业的各项要求，他们也认为根本不需要照章办事。这不仅仅是阿根廷的问题。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里，高达70%的劳动力处于非正式经济中。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处于非正式经济的劳动力更是达到了90%左右。

本该简单的家务成了令人头疼的难题，这不只是瑞奇亚的难题，也是很多人的难题。在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难题的过程中，瑞奇亚发现了一个“未达成的用户目标”。拉丁美洲共有1.2亿户家庭需要家居服务，类似瑞奇亚的遭遇使得一半的家庭选择了不要服务。

结果表明，希望改善这种情况的人不仅包括心怀不满的业主。瑞奇亚和承包商谈话，分享自己为服务双方建立正规市场的想法。这时他才发现，承包商的痛苦丝毫不逊于服务接受方。瑞奇亚解释说：“他们有着充足的理由不加入‘正规经济’。他们的生活极其困难，很难获得新客户。他们过着一种勉强糊口，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子。因为他们不属于正规经济，所以无法获得资金来建立或者发展一家真正的企业。他们是一群被降到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只要有机会，就会尽可能往高开价。很多事情，他们只能选择往好处想。”瑞奇亚思考的是，如果这些承包商遵守正规经济的各项规则，认真负责地完成工作，他们能得到什么？“诚实守时、提供最好的服务、只收最公道的费用，对承包商来说，这样做绝对没有任何好处。”相反，对于每个承包商来说，最有利可图的做法是通过对自己有利的任何方式，从每一单买卖中赚到尽可能多的钱。假如一位承包商在下午3点完成了一件工作，那么他当天可能无法赶到下一份工作所在的地方。因为阿根廷，尤其是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堵车是远近闻名的。所以，为了让这一天没有白忙活，他会尽可能多地收第一家客户的钱。这样的做法当然不会带来什么好口碑，也不会带来更多的生意。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身处其中的工人们无法真正地指望自己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他们只希望尽可能多地干活和挣钱，以勉强度日。瑞奇亚发现：“出生于阿根廷贫困地区的人根本没有机会提高自己在社会链条中的地位。他们甚至不会去尝试提高。这已经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无论有多少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这一点都不会改变。

在长达几年令人沮丧的经历之后，瑞奇亚希望能改变这一切。他和生意伙伴安德列斯·贝尔纳斯科尼（AndrésBernasconi）创办了IguanaFix这家线上服务平台，把消费者和可靠的、透明度高的供应商结合起来。在成立的前3年，IguanaFix创造了2500万美元的收入，直接雇用了140人。更有意义的是，这家公司将4个国家（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和乌拉圭）的25000多家供应商吸引进了正规经济，此外，还有数千家供应商在候补名单里等待加入。IguanaFix的供应商开始公布盈利和纳税状况（这两项工作都是IguanaFix要求的，IguanaFix为之提供服务），供应商中的一些人扩张了业务，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这在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这是面向正规的、纳税的、守法的经济的一次跃进，它并非来自公民责任感的突然觉醒，也不是来自对于毁灭性惩罚的畏惧。说到底，对勉强糊口的承包商来说，有什么惩罚能让他们如实申报收入呢？政府会因此而减免他们的一部分税赋吗？瑞奇亚说：“我们绝大多数的供应商都不认为纳税有什么直接的好处，对惩罚的恐惧也不足以成为他们改变的原因。想要改变几代人传下来的积习是极为困难的。”但是，IguanaFix让人们走进了正规经济，这是许多政府和大型发展组织努力了几十年却没能办到的。IguanaFix是怎样做到的？瑞奇亚的做法是，立足对于消费者和承包商双方面困境的理解，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让诚实和透明变得有利可图。瑞奇亚这样总结自己的做法：“通过进入正规市场，服务提供者有机会接触到企业客户，获得健康和失业保险，他们第一次开立了银行账户并且获得了金融服务。我们刻意强调了进入正规经济带来的种种积极结果。我们并没有强迫谁这样做，也没有刻意渲染不这样做的负面结果。”

IguanaFix的承包商们切实感受到，加入正规经济之后，他们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工作排期、生活和收入。越来越多的类似IguanaFix的创新型企业向市场证明了，加入正规经济实际上对所有人都有利，正规经济正在因此变得越来越强大和成功。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提醒我们的，程序不是一种道德工具，它们纯属经济工具。它们从来不会决定应该做什么，它们只决定怎样做才能更快地完成任务。

IguanaFix正在创造的新市场帮助了数以万计的家政服务供应商，包括电工、水管工、木工等等。IguanaFix帮助他们将法律、经济和政治制度拉进自己的生活。很多拉美国家政府为此努力了多年，一心想要把这些制度推动到公民的生活中，但一直没能办到。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或者任何一项创新能够单枪匹马地改变一个国家的根本文化或者民众对制度的看法，即使像IguanaFix那样前景远大的企业，或者像墨西哥的宾堡集团一样根基深厚的企业，也一样做不到。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但是，在通往繁荣的道路上，是什么创造和维系了健康的制度？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回答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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