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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两汉哲学（第2页）

在《淮南子》看来，宇宙并非混沌和紊乱的，而是一个逐步从混沌到有序的自然过程，这一过程是决定论的和不可逆的。《淮南子》还沿着阴阳家的思路，对世界的自然秩序和宇宙结构作了探索。《淮南子。诠言训》中说：“阳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阴气起于西南，尽于东北。阴阳之始，皆调适相似，日长其类，以浸相远，或热或沙，或寒凝冰。”这种以阴阳消长解释四季变化的思想和秦汉之际阴阳家的说法是一致的，只是更细致了。

改造后的“无为”思想

《淮南子》对老子的“自然无为”的思想作了改造。老子的“无为”包含着“不为而成”“不行而知”的消极方面，所以庄子把它推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绝对无为和宿命论。《淮南子》则把“无为”改造为“不先物为”，即反对盲目作为；“无不为”改造为“因物之所为”。《原道训》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淮南子》一面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同时又强调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人虽然要积极作为，但又不能违背规律，必须“循理举事”，即符合客观规律，“推自然之势”，即顺应客观趋势，尤其反对以自己的主观成见代替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这是对荀子“天行有常”和“制天命而用之”思想的正向发展。

董仲舒（前7前0），西汉广川（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镇）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中。《春秋繁露》有7卷，8篇，是西汉今文经学的重要著作。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怀疑其不全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是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

天人感应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如果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汉代曾占据了统治地位，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谶纬之学盛极一时，并在中国封建社会流传。在封建社会，天人感应说一方面对无限的君权进行了限制，同时也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性三品”的人性论

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个品级：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为纯粹的仁和善，圣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万民的。“斗筲之性”是只有贪和恶的广大劳动人民，这些人即使经过圣人的教化也不会成为性善者，对他们只能加以严格防范。“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质，经过君主的教化便可以达到善。这三个品级的人性，都是天所赋予的。这一套性三品的人性论，是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人性论的发展。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这是董仲舒的一个哲学命题。其中的“道”是封建社会据以存在的根本原理，其核心是三纲五常。“天”主要是指自然界的最高主宰或天意。董仲舒认为，封建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由天决定的，天是永恒不变的，因而按天意建立的封建社会之“道”，也是永恒不变的。一个新朝代的君王，受天命统治人民，必须改制，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等制度的具体形式作一些改变，但治理封建社会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大道，是不能改变的。在董仲舒看来，“王道之三纲”取诸阴阳之道。阳为主，阴为从，“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臣子妻受君父夫的统治之道也是不能变的。董仲舒以“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论证封建制度和君主统治的合理性和稳定性，后来成了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把其他的思想学问全部废除，只留下儒家的学问供世人学习。这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来的。董仲舒明确地主张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所谓一统，就是一切统一于天子朝廷的专制统治。要达此目的，首先必须统一人们的思想，具体办法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这个建议受到汉武帝的采纳，从此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在最初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国家的作用，但后来却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禁锢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个性思想。

扬雄（前前8），字子云，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

扬雄在汉赋写作方面成就尤为突出，与司马相如并称为“扬马”，辞赋代表作有《甘泉赋》《羽猎赋》；语言学代表作为《方言》等；历史学代表作为《蜀王本纪》。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是《太玄》和《法言》。

概括起来，扬雄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扬雄学说的最高范畴玄

《太玄》是他表达自己宇宙论本体论哲学思想的著作。就《太玄》的结构和形式而言，是一部模仿《周易》而作的书，既有《经》也有《传》。但扬雄还是有所创新，如《周易》用奇偶二分法，《太玄》则用奇偶和三分法；《周易》注重以卦象判吉凶，《太玄》则主要以数来断否泰等。《太玄》核心思想是建立了一个以“玄”为宇宙万物的本源的哲学体系。

扬雄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玄”。“玄”的观念来源于《老子》和《易传》，他用来概括天道地道人道的最高的道，天的高远幽隐为“天玄”，地的广阔无垠为“地玄”，人的内脏深藏为“人玄”。“玄”是超越感觉无所不在的最高原理，只要懂得“玄”，就懂了万物的奥秘。

因革改变的历史发展观

扬雄具有新旧交替的辩证思想，认为新生事物能够发展壮大，旧事物则将衰败以至灭亡。因而，历史必将进化，不断向高级阶段进展，尧舜时代必然开明于伏羲时代，因革是历史进展的普遍规律，新事物对旧事物来说必有改变，即“不革不生”。他的结论是，“可则因，否则革”，“新则袭之，敝则益损之”。

善恶相混的人性理论

扬雄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也就是说性善性恶混于一人之身，人的一身就有善恶这两个成分。但是，无论人之初为善为恶，通过修习，都可以改变其质地和状态。所以，他又说：“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杨雄还以孔子和颜回的关系为例，说明修“性”不仅是成善成君子，而且也是人生的“至乐”。

《法言》中的儒学倾向

《法言》是扬雄晚年之作，成书于王莽称帝前夕。扬雄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捍卫和发挥正统的儒家学说。在形式上，《法言》模仿《论语》，采用了问答体。就其内容而言，扬雄在书中确立了尊儒尊孔的思想，认为“通天地人曰儒”。

在《法言》中，扬雄对于先秦诸子，都是加以批判吸收的，而对于孔孟和儒家学派却是极力赞美的。最重要的是，扬雄与当时流行的今文经学家和谶纬学以孔子为“素王”或“圣王”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孟子和孔子无异，并以孟子自况。

谶纬之学是流行于中国两汉时期的一种把经学神学混杂在一起的宗教迷信学说。谶纬之学的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论。谶纬中的“天”是最高的神，有意志思想感情，能赏罚。天的意志通过阴阳五行和天象的变化表现出来。按阴阳五行和天象的变化，可以占卜吉凶祸福，了解“天意”。谶纬中，天人感应论被广泛应用，比附得十分细密，也极为烦琐。

“谶”的概念与起源

“谶”，是方士把一些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作为天命的征兆编造出来的隐语或预言，即一种神秘的预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谶有谶言图谶等形式，最古的谶书是《河图》《洛书》。

“谶”起源于西周或周以前，《左传》中有关于谶语的记载，现在留存最早的有姜子牙的《乾坤万年歌》。也有学者认为，以《史记。赵世家》所载秦穆公时的“秦谶”为最早。还有一说认为应当以《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卢生奏录图书之语为最早，如“亡秦者胡也”，就是秦代的一句谶言。

“纬”的概念与纬书

“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以迷信方术预言附会儒家经典，是方士假托孔子用诡秘的语言解释经义的著作。

汉武帝之后出现了托名于经书的纬书。东汉时流传的“七纬”有：《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和《春秋纬》，以方术预言等附会儒家经典，总称为《七经纬》。又与《论语谶》《河图》《洛书》等合称为“谶纬”，共有八十一篇。

谶纬之学的发展

汉朝是谶纬之学最兴盛的时期。因为谶纬之学以“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依据，适应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东汉初年，谶纬大盛。东汉光武帝刘秀，曾以符瑞图谶起兵，即位后，崇信谶纬，“宣布图谶于天下”，使之合法化。儒生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称“七经纬”为“内学”，而原来的经书反称为“外学”，谶纬的地位实际上凌驾于经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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