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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章（第1页）

那时苏俄问题已成中国士林思想言说的热点，胡适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争论，但他随后对新俄的赞颂甫出，北方即有人认为胡适“表同情于共产”，而在南方胡适的主张则“常称道于人口”。[2]重要的是胡适曾把“反赤”讨论的两造区分为“少年人”和“学者们”，他后来的大赞苏俄以行动确认了他倾向和认同于“少年人”一边，因为这些少年多少也代表着加入国民革命（含国共两党）的五四青年。方向确定之后，一般视为自由主义知识人代表的胡适，在1926—1927年间对国民革命主动呼应、多有表彰，然而他在1928—1929年间又曾与新执政的国民党有过一段尖锐的冲突。

两者之间显然有直接的关联，对前一段的“表彰”认识不足，对后一段的“批判”就不易充分理解；而前后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怎样转换过渡这一进程本身，也非常值得考察分析。由主动呼应国民革命到尖锐批判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这一前恭后倨的变化，充分反映出既希望超越政治，又不能超越政治的民初知识精英在面临实际政治运动时的两难局面。对一向最能自圆其说的胡适而言，这背后还有着某种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他一生中多次论及的中国文艺复兴。

一走向政治解决的文艺复兴

关于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曾著有英文的专书《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3]中文也曾以各种文字和讲演进行阐述，可以说这是胡适一生思想和事业的主题。但他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述，也是有变化的，有时变化还较大，这方面尚未引起学者足够的注意。

总的来说，中国的文艺复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当自宋起。宋人大胆的疑古，小心的考证，实在是一种新的精神。印书术之发达，学校之广设，皆前此所无有”。而宋儒提倡的格物致知和怀疑，也“皆前古所不敢道”。朱熹既是这种精神的集大成者，后来也因朱学的定于一尊，以前“从疑古而求光明的学者，后来皆被推崇到一个无人敢疑的高位！一线生机，几乎因此断绝”。明代王学之兴，是第二期。戏曲小说，“山人”“才子”，“皆可代表一种新精神与新趋势。肉体的生活之尊严，是这个时期的一点特别色彩”。清学之兴是第三期。“中间太平天国之乱，几乎又把这条线完全割断。黑暗之气，至清末而极盛，竟至弥漫全国”。而一般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第四期，也就是狭义的“中国文艺复兴”。[4]

上面的论述是胡适在1923年的看法，那时他主要是看有无“新精神”，对于他早年和晚年都强调的“再生”一层意义，不是十分强调。胡适在留学结束归国的船上，曾再读西人的《文艺复兴史》。关于英文的renaissance一字的字义，他那时以为“文艺复兴不足以尽之，不如直译原意”，即所谓“再生时代”。1958年5月4日，胡适曾有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他自称说的是“四十多年来的运动”，其实具体只侧重在五四前后那一段。胡适在演说里面明确说到，所有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称中，他觉得还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最合适。胡适并再次解释说，英文renaissance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再生”，就是“一个人害病死了再重新更生”。可知胡适到老强调“再生”一点不变，但后来已从众将那个字译为“文艺复兴”，而不再坚持译为“再生时代”了。[5]

但是胡适在1958年那次演讲中说，他讲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是“四十多年来的运动”。这就提示着那前述的第四期“中国文艺复兴”，也并不止于新文化运动，还包括以后的国民革命直至国民党到台湾后的活动，或者可说是一种介乎于广狭二义之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是一般人较少注意到的，其中最不含混的部分就是胡适对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认知。

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具体地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及此后的政治运动之关系，胡适的认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变。他晚年颇爱说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后者因前者的干扰而“夭折”。当年为胡适做《口述自传》的唐德刚先生颇不以为然，曾就此面质胡适。唐先生认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的政治运动，而所谓‘新文化运动’，则是近百年来中国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阶段’。”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论述此事。[6]其实如果把“中国现代化运动”改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再去掉“必然”那类字眼，则唐先生所说，正是胡适自己的见解，而且他早年还有清楚的界说。据说唐先生每次录音之前，都要先做准备的“功课”。这一次要么是他的功课做得不够好，要么就是胡适又和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怪不得唐先生曾深有体会地说胡适“并不就那样老实”。

按照前引胡适1933年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分期，1923年以前“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以后则是“集团主义时期”。胡适将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那几年列入第一期意味甚长，两段间的关系若从字面看，正好是第二段反第一段，胡适岂不是自认他参与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已经结束或过时，则胡适又将认同于何处呢？

其实，至少按胡适二三十年代的观点，这两阶段都同属更大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在此大运动中，第二段恰是第一段的继续。而中国文艺复兴又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新阶段（唐先生看了恐要吐血）。总的来说，胡适也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历经鸦片战争之后的技术引进阶段，甲午战争之后的政治改革阶段，和以文学革命为开端的文艺复兴阶段。在胡适更系统的论述中，从重视维多利亚时代个人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向集团主义的过渡，正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向重视民主特别是科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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