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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章（第1页）

蔡元培首次明确把“兼容并包”与北大改革相联系，可追溯至1918年11月10日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北京大学月刊》创刊的目的之一即为“释校外学者之怀疑”，以《北京大学月刊》“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此处，蔡元培提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并引用《礼记·中庸》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一句来形容。[73]次年3月，在与林纾的论战中，蔡元培再次解释了“兼容并包”，即“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74]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蔡元培也曾表示：“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75]从中不难发现，蔡元培对“兼容并包”的理解是基于“兼收并蓄”的本义。此后他对大学的体认也是由此而来。他认为，“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自然为教授、学生而设，然演讲既深，已成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之机关。所以一种讲义，听者或数百人以至千余人；而别有一种讲义，听者或仅数人。在学术上之价值，初不以是为轩轾也。如讲座及研究所之设备，既已成立，则虽无一学生，而教员自行研究，以其所得，贡献于世界，不必以学生之有无为作辍也”。[76]从上述蔡元培的种种诠释可知，“兼容并包”的重点在于通过容纳不同学术派别对高深学问的追求来营造北大学风，由此带给北大学术自由争鸣的学院氛围。

梁漱溟后来回忆说：“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的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77]论者对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理解，可谓汗牛充栋，但梁漱溟能从性格入手，以“天性上喜欢如此”作为“兼容并包”的注脚可以说抓住了根本。蔡元培自认“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78]尽管他一生亦学亦政，最终也未能真正如愿以偿，归于学术，但学术无疑仍是他心灵的最终归宿。

不过，蔡元培有此等学术气度和修养，固然可以做到接纳不同学术偏好的教师，但并不表示在北大的实际运行中教师聘任问题没有受到任何质疑。1917年8月13日的《晨钟报》就以《蔡元培辞职之内幕》为题，公开谈论北大的教师聘任问题。报道说：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君自客岁任事以来与该校学生感情颇欠融洽，加以主张变更校制，同校管教各员除由蔡援引者外，亦多不以蔡为然。因此校中反对蔡氏之暗潮无时或已近乃愈闹愈大。探闻前日该校学生暨反对蔡氏之诸职员联名上书于段总理，历叙蔡不克胜任并喜任用私人多方弊端，请另简贤员以重校务等语。段总理接禀后即请蔡到，将原禀交阅。蔡阅毕向段总理云，外间既谓我任用私人，我只好辞职不干，由我敦请之职员亦当随我而去，云云。段总理当下未置可否，闻已有允意，曾托人邀严范孙出而担任。严辞不就。以故继任人物刻下政治物色中，大约物色定后蔡当去职。惟闻蔡亏欠该校款项有三万元之多，将来不知何以了结也。[79]

事件缘起于8月1日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据8月17日、22日《申报》接连刊登的《北京大学改制与蔡元培》一文称，北大师生对改制的具体方案颇为不满。蔡元培遂将议案提交教育部，经部批准照办。但是“学生反对蔡之声浪乃愈高”，且以全体名义在院部两处控诉蔡元培。段祺瑞不得不将学生呈文交予教育部处理。所以，外间才会传出蔡元培意欲辞职的谣言。[80]不过，这期间确有被裁汰之失职人员广为联络尚未定资格之职员，鼓动起反对蔡元培的风潮。若再联想到此前蔡元培曾因辞退不合格的教员，与外籍教习对簿公堂之事，[81]《晨钟报》的报道本身不妨视为“虚中有实”，即报道描述的具体事件可能存在不实之处，但是事件背后所反映出的学校内外对蔡元培用人的质疑却是一直都存在的。此段报道提供的可说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社会语境之一面。

蔡元培后来曾不断地提及“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书华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以渐充实”。[82]此段话一般被认为是蔡元培的自谦之词，但若与当时社会环境的种种状态相联系，不妨视作他对自己充分而深刻的体认，因为他深知北大的改革是不可能仅靠一己之力而可为的。所以，胡适认为，这正是蔡元培“做领袖的绝大本领”：“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迹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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