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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3日（第1页）

“地矿手记II（..）”！

●2012年10月13日

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因其作品将民间传说、历史和当代相融合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得知这个消息后，我非常高兴，在台历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莫言获奖实至名归，并发短信向他表示最诚挚的祝贺。

自不必说，莫言获得诺奖，在世界各国引起强烈反响是必然的。《参考消息》连续两天在一版头条以“莫言荣获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和“世界热议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通栏醒目标题，报道了世界各国各大新闻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热烈反响。《参考消息》对这样一个奖项如此隆重地报道是极为少见的。《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作家莫言的获奖一举打破批评家所指出的诺贝尔文学奖被欧洲所垄断的格局，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奖标准有所变化的一个标志；西班牙《消息报》网站10月11时报道说，当一个几乎是陌生的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我们需要为他贴上标签，即他是中国的“新卡夫卡”；日本《朝日新闻》网站10月12日报道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世界上古典文学传统最悠久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完成了“夙愿”。共产党不仅想推进政治和经济发展，还想在软实力方面通过建设“文化强国”来扩大国际影响力。莫言实现了鲁迅等历代中国作家都没有实现的壮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迅即致电中国作家协会，对莫言获诺奖表示祝贺。他在贺信中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中国文学迸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广大中国作家根植于人民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壤，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莫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表现。

著名作家、文化部原部长王蒙先生也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和认知对莫言荣获诺奖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评价。他说：“莫言获奖当然不是偶然。他的细腻的艺术感觉，超勇的想象力，对于本土人民，特别是农村生活的熟悉，他的沉重感、荒诞感、幽默感与同情心，他的犀利与审丑，他的井喷一般的创作激情与对小说创作的坚守，都使他脱颖而出。早在11年前，日本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就在北京预见了莫言将获此奖。”他还说：“莫言获奖的最大积极意义在于，他使中国堂而皇之地走向了牛气十足的‘诺贝尔’，也使‘诺贝尔’大大方方地走进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所谓诺贝尔文学奖出现了真正的中国元素，也就是中国文学中出现了认真的诺贝尔元素。这与主观动机、与一厢情愿的解读无干，莫言获奖意味着互相的承认。”王蒙就是王蒙，王蒙总是一语见的。莫言确实是以他的作品证明了他确实具备获得诺奖的实力和条件，他笔下的那个“高密东北乡”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足以和文学大师马尔克斯笔下的那个“马孔多小镇”相媲美。

说起来，我和莫言是老朋友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潍坊担任市委宣传部长时，和市电视台的同志商量拍一部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长篇电视剧。当时，莫言恰在高密老家闭门谢客搞创作，我们把他请到潍坊，想让他为我们的长篇电视剧做文学顾问，原来还担心莫言会谢绝，谁知他异常痛快地说，只要你们搞出本子，我一定会拜读的，需要我做什么工作，我一定会尽力而为。剧本搞出来后，作者们拿着本子到北京找莫言，莫言认真地看了本子，给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还建议把剧本《山里人》的名字改为《娘要嫁人》，作者们向我汇报时，极为兴奋地说，剧本易名是历史性的改动。后来剧本拍摄后，由全国多家电视台播放，连续获得省里两个重要奖项。自此，就和莫言由相识，到相知相熟，话也投缘。只要是他的作品，我一般都会拜读的。特别是他早期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至今还有深刻的印象，作品中那个让人爱怜的“黑孩子”的形象一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后来，我担任了潍坊市委副书记，分管农业，见缝插针抽时间搞了一本反映潍坊农业产业化和“三农”问题的《三农手记》，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反响还不错。著名作家张炜先生和省作家协会牵头在我的老家青州为此书开了一次研讨会，当时邀请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潘凯雄老师、《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王必胜老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何西来老师，著名评论家施占军老师等参加。给莫言也发了邀请函，但他有事脱不开身，就寄来了“听父母官拉家乡事”的书面发言，让我十分感动。我真的没想到莫言老师会在百忙中写下那样精彩感人的文字。他说：“近年来，无论多么精彩的书，我都没有从头至尾读完过，但我读了郑金兰的《三农手记》，而且读得津津有味，读得浮想联翩，读得感慨万千。”“郑书记没把《三农手记》当文学作品写，但《三农手记》具有了很高的文学价值。郑书记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人物写，但读完了《三农手记》，即便是不认识她的人，也感受到了她的风采、她的品格。”再后来，这篇让我感动的美文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

2006年年底，我由潍坊市委调山东省地矿局工作后，一直被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和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找矿场面感动着，并且继续像《三农手记》那样，用手记的形式将其记录了下来。已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潘凯雄老师知道这件事后，鼓励我将其加以整理，再出一本《地矿手记》，并建议由莫言写序。当时我真的是十分感动，心下又很是不安。不安的是时值流炎播火的7月，莫言正在高密挥汗赶写作品，无端地占用他宝贵的时间，实在是不应该！但我找到他后，他出人意料很痛快地答应给书写序，并且很快就写出来了，我读过之后，再次感受到大家就是大家，出手就是不凡！在序言中他上来就是一段别开生面的顺口溜：“辛卯七月，流炎播火。我在高密，挥汗写作。金兰大姐，落驾寒舍。多年不见，音容如昨。握手寒暄，坐下便说。言必找矿，滔滔不绝。天南海北，中国外国。提到队伍，更为激越……”接着说：“这次再见到金兰大姐，通过闲聊得知她是全国地矿系统唯一的一名女局长，在就任新职后，带领万余人的队伍创造了前人不敢想的奇迹，在不到五年的时间中，完成了过去五十年的工作量，干了过去五十年的活。一个又一个大型金矿、铁矿、煤矿及其他矿种被发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对山东深部找矿实现重大突破做出批示嘉奖。”“我还翻看了她在四年多的时间里积累的厚厚一摞‘地矿手记’，在惊奇之余，不时地陷入沉思。一个原本对地矿工作几乎是完全外行的女子，为什么能在短短的时间内，赢得信任，并很快打开局面？书中都有了生动明确的答案。然而她和我谈得最多的是他们那个富有思路，善抓机遇，能以大局为重，互相理解支持的好班子；和我谈得最多的是他们那支不畏艰难、勇于拼搏、追求卓越的好队伍。言谈之中，她的自豪之情、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其实，说她的这部《地矿手记》书稿就是一部厚重的地矿英雄谱名副其实！”他还热切地希望我能继续“手记”下去，为了故乡，为了祖国，也为了那帮地矿汉子和读者。

这次再搞《地矿手记》第二部，不能不说是因为受到莫言老师支持和鼓励的缘故。

和莫言二十多年的交往，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睿智、真诚、坦率、朴实，没有云山雾罩，没有言不由衷，没有居高临下，没有自命不凡，而且极重情谊。除了作家这个身份和职业之外，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很达标的山东汉子。他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是尤为难能可贵的。

我衷心希望莫言老师获得诺奖、成为世界级名人之后，仍然是个“很达标的山东汉子”。

我更希望莫言能够避开热闹，潜心写作，拿出更优秀的作品奉献给对他有着更高期待的读者和朋友。

莫言老师曾说他不称我为“书记”“局长”，而愿更生活化地称我为大姐，那我就以大姐的称谓，在他获诺奖时，给他以最诚挚的祝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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