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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成都粉子（12）

下班时间到了，王建南还没有来。

每到大周末快下班的时候，所有人都蠢蠢欲动，老板临走前吩咐：万一她老婆打我手机查号，就说他和客户去花水湾打麻将去了。

我想起了周家梅，以前这时候她也会打电话来，告诉我她正在路上，等会儿就到。

女人说等会儿，通常是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她是这条街上的常客，一朵璀灿的“购物狂花”，为装点成都“粉子一条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家梅来的时候，总是提着大包小包的衣服，告诉我这衣服多少钱，那件衣服打了多少折，恋爱时完全不一样，她从来不说买衣服的价钱，一件件拿出来在身上比划，脸上春光明媚，不停地问我好不好看？你说好不好看嘛？

我说好看好看，看得我都雄起了，要不要就在办公桌上搞一搞？

——这就是爱情！

实际上自从同居以来，我和周家梅就没在床上以外的地方耍过一回爱情，想起来实在无趣。

初恋的时候我们无法无天、无恶不作，在望江公司的竹林里，在学校礼堂的雕像背后，在电影院，在火车上，甚至在长途汽车里。尤其是成渝线的列车上，美丽的成渝线啊，每一个停靠的站名都充满了性的暗示：资阳、简阳、江津、内江…多好的名字，滋阴壮阳，男欢女爱。

不得不说，自从开始谈婚论嫁以来，周家梅就变得矜持了，变得只会买衣服赶时髦。女人都会买衣服，但很少有女人会穿衣服，穿衣服是一种天赋，就像做爱，有些人生下来就会，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有些人结婚之前会，结婚以后就不会了。

周家梅就属于前者。王建南曾经对我说：你老婆越来越风情万钟了。

这瓜婆娘穿得那么妖艳，究竟想勾引谁？最初我以为这和她从事的工作有关，周家梅大学毕业不久，一直在《华西日报》文化新闻部做记者，认识很多文化艺术界的名人，有大量的社交活动。

一个美女成天在这些圈子里混，我本该有绿帽之虞，其实我不担心，我一直觉得周家梅是很传统保守的女人，除非遇到了非常重大的事件和刺激，她绝不至于红杏出墙。

也许她爱上了别的男人？半年多来我常常这样怀疑，不过，我至今还没找到实实在在的证据。另外，做为她的男朋友，我是完全称职的，基本上没有外遇，也没有“包二奶”的打算，主要是因为她把我挣的钱卖了衣服。至于找“三陪”，我做为一个公司的副总，一个雪白的高级白领，有这方面的应酬当然很难免。我相信女人都能理解这一点，男人必须以事业为重。就算广告公司应酬比较多，但我还没有让周家梅和别的那些怨妇们一样抱怨：“上半夜守寡，下半夜守尸”

但是，周家梅仍然像很多女人一样喜欢强调：“我是怨妇！”

当一个女人说自已是怨妇的时候，显得特别有情调，让周围的男人们感到自己有事可干，于是她们的性感指数就像牛市的股票一样往上提升，所以1999年的时候，我和王建南把这一年定义为“国际怨妇年”，没想2000年才是“国际大怨妇年”，周家梅终于在这一年和我分手，她经常说：“其实，我们女人更需要精神上的交流。”

当时我就说：“是啊，我们既要精交，也要神交，我们现在先进行一下精交。”

周家梅马上就生气了，说：“你和自己精交去吧！”

为什么有些女人更喜欢神交？周家梅当年就喜欢和王建南“神交”。

其实，周家梅正是王建南发出来的粉子，他是我们这段感情不可缺少的见证人。如果不是因为他，周家梅甚至有可能不会爱上我。

成都粉子（13）

王建南没有敲门就溜进了我的办公室。

长期以来，王建南在我们这群朋友中就承担了“发粉子”的义务，我们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在聚会中“发粉子”的人不用买单。换句话说，王建南的买单能力有限。的确比较遗憾，大学毕业这么多年了，王建南的思想和作派还停留在80年代，事业上并无起色，就像他的外表，还是以前的老样子，身材瘦削像一个愤青，衣着随便像一个滚清（摇滚青年），面容

清秀像一个艺青。当年我们就把这种青年称之为“三青团”操哥，不过现在这种“操哥”早就不吃香了。当然，王建南也没有操成艺术家，他缺少我们常见的艺术家那种成熟气质。

王建南一进来我就说：“你娃很会编故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绿。”

“应该改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粉’，街上的粉子越来越多了。”

他一边坐下一边回答说。

我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接着说：

“前几天我认识一个粉子，今天把她约出来。”王建南坐在我的老板椅上，拿出一张名片，拨通了电话：

“喂，是林小姐吗？我是王建南，王八蛋的王，建设祖国的建，南方的南。前天到过你们售楼处，今晚有空吗？一起出来吃饭好不好？不行啊，那下半场怎么样？一起喝水嘛…太遗憾了，我正好和新跨越的胡总在一起，他对你们楼盘很感兴趣…好吧，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好，再见！”

我提醒王建南，我是副总，不是胡总，说我是美术总监更好。

“这林美女长得倒是挺漂亮，就是满口台普，她刚才说我今天晚上比较没有空的啦。”王建南学她的腔调说。

“只要她叫床不是台普就行，她总不至于说我今天晚上比较没有高潮啦”我说。“台普”就是以前的“二奶话”，自90年代以来，很多台湾人在成都“包二奶”，所以一些成都女青年开始说起了台湾普通话，这是一种带翻译腔的国语，俗称“二奶话。”后来随着她们数量的增加以及台湾电视剧的影响，说“二奶话”的人越来越多，并成为一个女人有姿色、有品味、有消费能力的象征。所以最近几年，成都很多时髦的白领丽人都流行说台普，当然也就再没人说这是“二奶话”了。

“林小姐说她饭后再联系。”王建南放下电话。他继续说：“这粉子叫林未艳，名字很好听，曼哈顿花园的售楼小姐，你可以把她搞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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