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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首次救助（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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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首次救助

我能够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无法度量人类的疯狂。

——艾萨克·牛顿爵士（SirIssacNewton），1721年

同法国人一样，17世纪的英国人也在努力推动政府核算体制改革。即使在这样一个议会监督之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财务问责制的发展依然十分缓慢，并遭到了十分激烈的抵制，这仍作为一个脆弱无比的政治传统保存了下来。君主立宪制的主要思路就是要向议会负责，但直到150多年之后，英国才真正建立起对皇家财务的监督管理制度。

早在1644年，社会对政府税收管理的质疑声就四起，为了回应这种质疑，议会设立了账务管理委员会。威廉·普林（WilliamPrynne）是一位长老会（Presbyterian）领袖，十分关注政府的公共责任，他所著的政治手册对君主权力进行了批判，因而他被查理一世（CharlesI）砍掉了耳朵。在威廉·普林的领导下，账务管理委员会从来没有得到过政府的支持。手握大权的克拉伦登伯爵（EarlofClarendon）是皇室的盟友，他担心该委员会将使议会的权力范围超过自己。对于这样的机构来说，质询权非常宽泛，对此，克拉伦登担心其并不具备相应的专业金融知识。尽管在英国内战期间，君主立宪制曾于1649年短暂中止，于1660年查理二世（CharlesII）上台时又得以恢复，但英国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财务问责制度。1675年，议会要求皇室公开其收入和支出的全部账户信息，作为回应，皇室答复说：“议会要查看国王的金库，这不符合惯例。”

国内一直缺乏合格的会计人员，这让议会议员和英王大臣都十分担心。海军上将塞缪尔·佩皮斯（SamuelPepys，1633—1703）因查理二世政府运行过程中会计核算经验的缺乏而叹息。在其著名的《日记》（Diary）中，佩皮斯不时提到英国政府的会计核算问题，对他本人来说，需要在财政部办公室“敲定”自己的“账目数据”，随后回到家还是如此，最后在临睡之前，要与其他官员一起，搞清楚更多的账户信息，这让他感到“极为不便”。佩皮斯担心，不管是他的上级，主管着英国海军的海军上将委员会的桑威奇伯爵（EarlofSandwich），还是国王查理二世本人，都不了解基本的会计知识。更糟糕的是，佩皮斯认为海军财政大臣乔治·卡特莱特爵士（SirGeorgeCarteret）是一个“疯子”，因为他既不知道如何进行会计核算，也不知道谁可以胜任这项工作。英国海军根本就没有一个财务掌舵人。

但无论如何，查理二世终于意识到，改革政府核算体制是符合自身利益的。1667年，他在财政部内部设置了会计核算办公室。尽管佩皮斯怀疑其是否有用，但这一全新的政府管理机构还是为财政部成功招募到了能干的文秘，后者在会计做账方面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成绩。这下轮到议会成员担心了，他们觉得良好的会计核算加上健全的财务管理，将给国王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使其权力更大。因此，君主立宪政权和议会都希望使用会计工具并实施财务问责制，以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

1668年，在议会的要求下，荷兰前总督、奥兰治家族的威廉王与其共同主政者玛丽女王二世（QueenMaryII）一起，通过一场被称作光荣革命（GloriousRevolution）的没有流血的政变，夺取了查理的兄弟和继承人、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JamesII）的王位。威廉和玛丽遵从议会制的统治模式，奉行宗教宽容政策，保护新教徒和商人阶层的利益，皇室所有重大决策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在许多情况下，新政权的支持者都是来自大城市、具有商业背景的辉格党（Whig）成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君王也要依靠这些新的城市精英，来与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托利党（Tory）成员对抗，后者通常会对具有专制倾向的斯图亚特（Stuart）王室成员保持同情。

1689年的《权利法案》（BillofRights）规定，如果没有议会授权，君主不能任意征税，从最理想的情形来看，君主和议会都需要接受财务问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约翰·洛克政治自由著作的推动，随着议会对出版业管制的逐渐放松，新闻行业迎来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但即使在这种全新的开明政治氛围下，要让政府接受财务问责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698年，经济学家对政府税收进行了批评和施压，议会托利党成员查尔斯·戴维南特（CharlesDavenant，1656—1714）试图计算出政府税收的收入情况，但是，在其《政府收入解密》（DiscoursesonthePublickRevenues）一书中，他抱怨“在获取有关政府收入的账簿资料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遭到了极端的抵制”。政府的财务账簿之门对他是封闭的，他的请求毫无例外地被全部拒绝。戴维南特认为，要想管理好一个繁荣成功的商业社会，对政府收入的公共问责属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见不得阳光的问责是不值得信任的，而且这种举动会对健全的政府治理和贸易活动造成破坏。

1702年，在玛丽王后的统治下，成熟的政党之争已经登上议会大厅的舞台，信奉自由的城市辉格党人与传统的乡村托利党人针锋相对，通过时评手册和政治辩论的形式，针对新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性质展开了较量。随着有关公共债务、与法国的贸易差额、与苏格兰联盟的经济得失等的辩论的日趋白热化，托利派的报纸《重商者》（TheMercator）劝诫自己的批评者，去“把会计账簿翻出来”以证明他们的论断。对于一名精于会计核算的政治家来说，时机已经成熟，他可以利用公众对政府财政状况的不满。

罗伯特·沃波尔（RobertWalpole，1676—1745）承担起这项使命。沃波尔未来将成为第一财政大臣以及英国的第一位首相，手握大权长达创纪录的21年。他不仅知道会计核算在政府管理中的威力，还能够熟练运用这门技巧。但是，同路易十四一样，沃波尔也将发现，政治问责只是良好政府核算过程中一个不怎么受欢迎的副产品。

沃波尔成长于独特的英国社会背景下，当时的会计核算和数学计算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也是经验归纳法（empiricalmethod）的创始人，他开创了通过科学思考和精打细算来进行政府治理的传统。培根和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认为，会计核算作为一种手段，既可以用于商业经营，也可以用于政治决策。在《利维坦》（Leviathan，1651）一书中，霍布斯认为，正是会计核算的出现才导致逻辑推理的诞生。霍布斯在著作中声称，如果没有加减法，要想在政治活动中找到道德上的正确举动，将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会计核算、道德行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此前从未有人如此强调过。

正是在这些政治哲学家营造的学术氛围中，沃波尔得到了锻炼。尽管其道德水准一直受到质疑，但作为一名优秀的会计师，他名副其实。他在剑桥大学读书，他的父亲是培根哲学的公开追随者，并积极管理自己的财产，沃波尔的成长背景打上了深深的会计烙印。他代表新一代英国政治家的形象，这些人精通实用金融核算知识，十分推崇荷兰领导者德·维特的管理之道。但是，关于数字的争议不见得总是正确的。审计工作，或者说公开声称的审计工作，往往出于政治的需要，且没有切实的依据。1710年，沃波尔就任海军财政大臣，但仅一年后，在对马尔堡公爵（DukeofMarlborough）军队管理腐败的一系列指控中，他被罗伯特·哈利（RobertHarley）的新托利内阁“扫地出门”。沃波尔进行反击，通过为亚瑟·梅林沃林（ArthurMaynwaring）的手册撰写财务计算的内容，来为马尔堡进行辩护。手册的名字是《写给朋友有关政府债务特别是海军费用问题的一封信》（ALettertoaFriendConcerningthePublickDebts，particularlythatoftheNavy，1711），在这本手册中，他对与政府债务相关的海军成本进行了核算，得出结论，称尽管与法国进行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ofSpanishSuccession）耗时很长且成本高昂，增加了不少费用支出，但在其主政期间，政府费用并没有大幅增加。沃波尔对战时费用的计算，使梅林沃林可以把公众对政府债务的职责推到沃波尔继任者的头上。

1711年4月，英国和法国卷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两个国家都欠下了巨额债务。英国民众担心，政府无力偿还其借下的5000万英镑债务。债务的额度达到英国财政收入的60%。许多人认为，债务将摧毁这个国家，并导致财务困境和政治灾难。公众大声疾呼，要求议会采取行动。

埃德蒙·哈利（EdmundHarley）是国库皇家账户的审计长，他负责核对政府各部门的收支情况，他指控沃波尔没有如实记录3000万英镑的海军军费，因此需要对绝大部分政府债务承担责任。这次，沃波尔为自己辩护的手册的名字是《给众议院报告中关于3500万英镑的说明》（AStateoftheFiveandThirtyMillionsmentiondintheReportofaCommitteeoftheHouseofCommons，1712）。手册详细阐述了政府账户是如何运作的，并解释了账户上那些资金之所以会消失不见，是由于众多的会计核算人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善账户信息并呈递给政府审计人员。对于实施会计记录过程中自己所负责账户出现的数据缺失，沃波尔归咎于保存皇家账簿的过程。只有当账簿的“流出”和“流入”栏“已经结平且经皇家备用金审计师签字确认”后，账簿记录才算齐全。乡村党（CountryParty）是由占有大量土地的所谓贵族人士组成的一个党派，其反对城市金融家和首相权力的不断扩张，沃波尔抱怨说，如果自己那些投身于乡村党的对手知道“基本的加减法”，他们就不难理解下议院（HouseofCommons）的报告。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一位政府高层通过指责其对手不懂基本的复式记账法而为自己进行辩护。

在手册中，沃波尔公开呼吁，要对政府账户的运作模式进行改革。国库管理的陈旧规定必须进行调整，只有通过各项检查核对和限制要求，才能确保政府账户资料的清晰准确和及时发布。但是托利党人对“臭名昭著的腐败”的指控切中了要害，新的托利党政府判决沃波尔有罪并将其关入伦敦塔（TowerofLondon）7个月。但是，沃波尔作为老谋深算的政府金融家的名声算是建立起来了。有人称他为林恩·鲍勃（LynnBob）、诺福克郡的罗宾（theNorfolkRobin）、罗宾汉（RobinHood）、诺福克的赌棍（NorfolkGamester）、诺福克冲压机（NorfolkPunch）、诺福克毒刺（NorfolkSting）、贵格会教徒（Quaker）或者诺福克犹太人（JewofNorfolk），极尽嘲讽之能事，这同时也体现了他的权势和嗜好。

就在人们对政府债务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1715年9月，在路易十四去世一个月后，沃波尔重掌大权。这次，他出任第一财政大臣，真正大权在握。此时，政府债务已经不在他个人的管辖范围之内了。随着1714年8月1日乔治一世（GeorgeI）的上位，政府债务总额已经超过4000万英镑，每年仅利息支出就超过200万英镑。这已经成了政治纷争的焦点：如何在降低国家债务负担的同时，在军事上保持对法国的防御？沃波尔开始了对债务问题的研究，并制订应对方案呈交给议会，就如何减少政府债务6%的利息支出进行说明。

1717年，沃波尔经过议会认可通过了减债方案，将债务利率降为5%。由此节省下来的部分将被放入偿债基金，通过一种十分复杂的方式将债务还清。偿债基金的设置，主要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通过偿还债务本金的方式，停止复利计息，由此避免未来出现螺旋式的利息支付。这就意味着，政府既需要支付债务利息，也需要通过基金来支付债务的本金。未来节省下来的利息部分，将会再投资于该基金。借助对金融知识的把握，沃波尔成功地找到了一条降低债务的渠道，而无须全额偿清债务。

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似乎是以投资计划的形式呈现的。1720年，隶属托利党的第一财政大臣、财政部大臣罗伯特·哈利创立了一家股份公司，公司的收益可以用于偿还政府债务。他在法国密西西比方案（FrenchMississippischeme）的基础上对该计划进行了修订，并为全欧洲的投资者带来了巨额回报。有谣言称，西班牙将放弃其在南美的贸易权，还有旧的传闻称，德雷克（Drake）以及罗利（Raleigh）在新大陆发现了传说中的金库，这些说法让公众和政客的想象力无限放飞，在这个背景下，哈利和约翰·布朗（JohnBlunt）一起设立了南海公司（SouthSeaCompany），布朗是另一家股份公司和银行的董事。皇室将会授予南海公司在南美洲东海岸专营贸易权，其范围涵盖了从奥里诺科河（OrinocoRiver）到火地岛（TierradelFuego）的广阔区域，还包括整个西海岸。作为交换，公司将为全体股东提供以政府债务为载体的股份。也就是说，通过创造性的会计处理，政府债务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全都变成南海公司的股份。公司将承担约3100万英镑的政府债务，利率为4%，此外还有100万英镑的现金（持有现金以备经营之需）。一旦股票出售，公司就立即向政府支付400万英镑，以换取贸易专营权。作为对这种贸易专营权的交换，政府找到一种利用个人投资者来偿还债务的方式。这简直是现代金融史上的奇迹。

但这仅仅是昙花一现。18世纪20年代早期，当出现公司收入达不到公众预期的情形时，公司就只能依靠捏造的利润数据来维持这种投机性的繁荣景象了。在如今可以被视为庞氏骗局（Ponzischeme）的雏形案例中，公司通过发行股票进行利润支付，这使得到4月份的时候，公司股价已经飙升至每股360英镑，而最初的价格是每股128英镑。1720年6月，股价升至每股1000英镑。许多股票认购者通过借款来购买股票，借款利率约为5%。1720年8月，人们对南海公司的信心开始动摇，放款人开始提高利率或者暂停贷款，由此导致涌入该公司的信贷资金出现枯竭。金字塔开始崩塌，股票价格一落千丈，包括大贵族、政府首相还有国王的管家等在内的投资人损失惨重。英国自由思想家约翰·托兰（JohnToland）也亏了一大笔钱，这使得他在快要去世的时候都请不起医生。更糟糕的是，这次股价暴跌破坏了公共信贷市场，威胁制造业和商业活动的经营，影响政府的稳定，甚至冲击英国的国家安全。

18世纪20年代早期，在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破灭的时候，对于引发这场危机的密西西比公司，法国政府想要救助，却既没有相应的工具，也不具备所需的资金。在这次危机中，法国王室愚蠢地将皇家银行和铸币厂的管理大权委托给一位名叫约翰·劳（JohnLaw）的人，王室认为他是理财圣手，但他只是一位优秀却不值得信任的苏格兰赌徒（在法语中，他的名字写作1as，意思是王牌）。密西西比危机后，法国政府中熟悉金融财务的专业人士屈指可数，国家银行更不见踪影，这导致法国不得不以高昂的利率，继续向瑞士人借钱。对于政府信用、货币、会计核算等工具以及整体金融市场等，法国王室和公众已经信心全无。在缺乏财务改革的背景下，在18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国政府步履维艰，它没有建立现代化的税收体系，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受到极大的阻碍，时常徘徊在破产的边缘。

但英国挺过了这次危机，并重新振作起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英国当时拥有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东西，那就是一种活力十足且勇于创新的会计核算文化，这种文化彻底渗透到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其影响程度远远超出荷兰人的想象。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会计文化为沃波尔提供了施展的空间，使其可以制订针对南海公司和英国信贷市场的救助计划。沃波尔实施的救助，形象地展示了财务报表和政府会计核算的优势和劣势，也体现出即使是那些受过良好培训的政治家，在面对诱惑时，也可能会越过相应的界限。

保守的托利党人希望，南海公司事件能够推动英格兰银行的权力分配走向均衡，因为他们认为，该银行赋予英格兰的汉诺威国王及其辉格党人追随者太多的权力（根据1688年荷兰国王威廉制定的复杂的王室继承法，德国人乔治一世于1714年登上英国王位）。为此，沃波尔作为一名辉格党人，最初还曾经是南海公司的对手。尽管在党内曾经就债务方案展开争论，沃波尔承认，最初自己觉得南海公司计划是“胡思乱想”，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现实。

沃波尔被卷入南海泡沫中，如果说这件事有什么奇怪的话，那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即使是艾萨克·牛顿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也因为在泡沫高点的时候参与投机而损失了20000英镑这样一个天文数字的金钱。尽管公共财务数据使得社会对公司运作产生了疑问，但沃波尔依然对该方案坚信不疑。与牛顿相比，他的精明程度并不逊色，很可能是被贪婪蒙蔽了双眼。

1720年，就在沃波尔全力支持并大笔投资南海公司计划的时候，身为律师和国会议员的阿奇博尔德·哈奇森（ArchibaldHutcheson）对南海公司的股票价值进行了一次精确的计算。尽管下议院充斥着腐败堕落和党派斗争，但哈奇森依然被人们认为是一位罕见的诚实正直的人士。在诸如《目前政府债务资金的状况》（ThePresentStateofPublicDebtandFunds，1718）的作品中，哈奇森采用的方法，是利用公众财务数据来推算国家的财政状况，其计算的复杂程度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

1720年，哈奇森发表了《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经过计算给出的建议》（SomecalculationsrelatingtotheproposalsmadebytheSouthSeaCompanyandtheBankofEngland），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沃波尔施政方针的抨击，也是对提出这项方案的托利党人的控诉。沃波尔曾支持南海公司，以扶持英格兰银行，同时试图以偿债基金减轻政府的债务负担。按照这种方式，当时政府共采取3种举措来缓解债务压力。事实证明，当危机降临的时候，这些措施是至关重要的。哈奇森的推算不仅局限在会计核算的范围内，还涉及财务分析的全新领域。

南海公司的股价全靠一些利润假设来支撑。通过利用现值（将过去和未来的货币价值以现在的水平计算）、折现现金流（将未来现金流折现，因为未来货币价值将减少）以及年金表格（未来或某一时点，某一额度的支付将价值几何）等，哈奇森计算出支持公司股价所需的利润差额，这将需要4300万英镑的政府债务支持。他的计算结果显示，当新的认购出现时，政府就可以借此募集到资金，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是有利可图的，一如那些投资较早、成本较低的投资人。但是，新的投资人随时有可能损失20%以上的投资额。投资人要想赚钱，公司就需要赚取大量而且根本就不切实际的利润，否则的话，“成百上千的投资人”就会在这种金字塔式的骗局中被“无情宰割”。哈奇森声称，“如果我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那么该公司“每年的利润”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他推算出的结论是，公司承诺向新投资人支付的分红是根本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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